文学的方式还是一种关注审美的方式。我们很多作家热情地投入社会生活，热情地投身于某项事业。比如说，捷克的共产党作家伏契克，他本身就是反抗法西斯的一个战士。他的著作将他受刑、包括怎么被拷问的过程全部都写了出来。他被法西斯绞死了，但他这本书却留了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他也是投入的。如果不投入他不可能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还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今年9月我到南非访问，那里有一批非常著名的作家，包括一些白人作家，都曾经被白人的种族隔离政策所迫害、打击，有的还蹲过监狱。他们都是积极投入到社会的斗争中去的，而且他们到现在还有一种刚刚获得解放的激情。但是仅仅投入还不至于成为文学，它需要你跳出来，需要你进行审美。你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只是一个点，只是一个个体。但是当你想用文学的方式来把握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跳出来，拉大距离，从而能够看它的全局、整体，否则你怎么可能有好的文学作品？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这样才能了解得具体、了解得深刻，世界才能够和你相关，经验才能激发你的真情。
有了真情实感，才能令人信服，审美也才能够不局限于眼前的事物。比如说，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固然是可喜的，但是失败了，也有一种美在里面。审美观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失败，当你对它进行审美的时候，你会对它产生同情，它能唤起你的悲悯之心。我想起1978年左右的时候有过一个摄影作品，叫《上访者》。那画面让你一下子就看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社会上各种冤假错案堆成了山。那张照片太惊心动魄了，而且这张照片有非常高的审美价值。这个审美价值，不是说这个“上访者”是个美女，而是观众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家的人道主义感情结合起来，让人感觉到“这个人”受了许多折磨，但是还抱着希望和期待，仍然在苦苦地望着、追求着、奋斗着。审美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谁能保证自己的生活里永远是胜利成功？永远是鲜花掌声？不可能的。当你碰到挫折、委屈的时候，受到冤枉、打击的时候，这时你能不能拉开一下距离，用审美的态度关照一下自己呢？却原来我是面对这样的困难，好比泰山压顶。你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人，但是他面临了泰山压顶的压力，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观照会不会使自己更聪明、更智慧、更坚强？在人生之中，如果有这种审美的态度，就有了人生的滋味。
我们现在开放多了，《光明日报》的副刊曾经开过一个专栏，叫做“我的悔”，专门写你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北京晚报》副刊上也有过一个专栏，叫“尴尬一瞬”，专门写自己人生当中尴尬的事。后悔的事也好，尴尬的事也罢，这都不是正面的定性。但是当你把它写成文章以后，就变成了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小镜头，乃至于变成了一点幽默或者是一声叹息，这个时候你对它看得就更清晰了。所以文学的方式是一个投入的方式、审美的方式，同时又是一个心理健康调节的方式。
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文学的方式，更是一种语言的方式，因为文学的一切是靠语言来实现的。当然文学书籍也可以有插图，但是文学的力量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语言。现在外国的书籍出版，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构想，比如说有些儿童书籍带有香味，书翻着会有许多味道出现，特别好闻，这就使你更想翻下去；有的儿童文学作品里头加了多媒体，一打开就像新年贺卡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这些都不是文学的正宗，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它主要是靠文字。而语言和文字恰恰是人和非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前不久我听了一个大学生演讲，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用词用得非常精练。他说：虽然我上无片瓦，下无一席之地，但是我还有自己的语言，我还有我会写的字，那么在我这有语言有字的情况下，我就感到富足。他最高兴的事儿就是他在语言上的富足感，而语言对人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为人服务的。外国有一派学者说，语言反过来统治着人类，人的各种思想实际上已经被已有的语言管住了，人本身还不知道。因为文化的力量、语言的力量太大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已经规定了你的感情方式；你结婚了，你非常高兴，你会想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时候你听到好消息，会立刻想到杜甫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都说明语言的力量非常大。
毛主席说“应该说服不要压服”，说服不就是用语言使之服从吗？又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说来说去就是用语言斗，不是用气功斗。有时候最激烈的难以解决的争论到最后变成了一个修辞的争论。最后变成修辞学，造一个词，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了。《上海公报》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最后找到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说，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这个美国人也能接受，我们当然也能接受。还有那个撞军机事件，最后美国用了一个“Sorry”。既然他们已经致歉了，我们也可以把他的飞行员给放了。但是这个“Sorry”不是外交上的正式道歉，“Sorry”也可以表示为难过，对死的人深表难过。不管怎么说，找出了这么一个词。
我从1982年到1992年担任了两届中央委员。有时候我参加一些会议，就发现找词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词，最概括又很清晰，还能不被坏人利用，最大限度地鼓励，并且还要好听。有时候我看电视广告，觉得它也是一个找词的过程。有些词找得我实在不敢恭维。一种是你看了半天广告，不懂它要干什么。还有，有种牙膏叫“冷酸灵”，我一看名字就开始有不适之感，我不知道厂商为什么不从正面找词儿。为什么要叫“冷酸灵”呢？你哪怕是叫“很舒服”都比它好啊。
语言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很重要，但是语言的方式也会带给文学一些先天的弱点，因为语言毕竟还不是事实。比如，用语言描写一场战争和实际发动一场战争可是两回事。谁敢随便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如果你喜欢，又有笔有纸或者有电脑，你完全可以描写得枪炮齐鸣。写爱情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从事各种样式光怪陆离的恋爱，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是不是有病？但是你描写爱情，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用你的语言描写一个人哪怕同时爱上10个人，一般说也不会遭到追究，更不会发生其他的苦难。所以语言和实际不完全一致，语言的实现是一种虚拟的实现，并不是真的实现。有时候我也开玩笑说，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在作品里写婚外恋，不但写第三者，连第四者、第五者都写出来了。但是你们不要认为凡是写第三者的，都很风流，其实那有很多技术性和操作性上的困难，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恰恰是因为实现不了，所以才成了笔下的语言。一些写爱情写得好的作家，都是单身汉。安徒生就是单身汉，他写《海的女儿》、《冰姑娘》都写得很美。
凡事都有另一面，语言也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是套装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在这里语言就成了贬意词。新疆一位过世的维吾尔族诗人，他有一句诗：“我们有一批用舌头攻占城池的勇士”，就是讽刺语言的虚夸。在维吾尔语里，“舌头”就是语言。我们知道，攻占城池毕竟是用武器、用军队，而不能用舌头、用语言。如果你的军事力量已经足够了，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跟敌人谈判，也可以说用舌头攻占城池。但是从根本上，不是靠舌头，而是靠背后的军事力量，靠武装斗争。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文学的非操作性和非行动性的一面。说是语言的弱点也可以，因而不要对语言手段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有一个亲戚，80年代初的时候被任命为一个小官，非常的兴奋。那时他从我这里拿了一些杂志看，看到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写的是乔厂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实干苦干，大干特干。我这个亲戚看完以后就激动得不得了，马上模仿着在他的小单位改造了一番。改造了一年，我这个亲戚就被调走了，因为他太莽撞了。小说里的东西，你把它当成操作的东西来做，很可能要失败。当然也有能操作的，有实践意义的。据说刘伯承司令员就很喜欢看《日日夜夜》里头描写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巷战描写，因为那些描写符合战略战术的一般原则。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曾经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把陆文夫的小说《围墙》当学习资料发给大家，因为《围墙》里面描写了一个不是空混的，而是自己实干苦干，而且富有创造性的一个干部。当时大部分文学作品不能在实践中照搬。我常常套用《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就是指说的比他实际做的好，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派上大用处。我希望我们通过“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这句话来警惕自己，在讨论文学的方式、文学的优越性同时也能看到语言不足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