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愈来愈爱听相声了，因为忙，因为烦，因为压力，因为许多品类的表演质量差，就更需要笑的轻松。而笑又是什么呢？笑是一种什么机制，什么艺术呢？读一读梁左、姜昆合写的相声集，你也许会体会到笑实在是一种洞察的智慧，洞察了各种畸形和做作，便发出了会心的笑声。例如《学唱歌》里对于某些歌星的表演的概括，“主动热情式”啦，“自我陶醉式”啦，“恨之入骨式”啦，“悲痛欲绝式”啦，让你觉得作者把一些歌星们算是琢磨透啦，实在没跑，实在绝啦，够损的啦。为什么损，看透了你啦，准确而又淋漓，你能不笑吗？
笑也是一种生命力。拿深受群众欢迎的相声段子《虎口遐想》来说吧，掉到动物园狮虎山老虎洞里的经验人们大概绝无仅有，最好不要有。但是生活中的那种被挤兑得身不由己的被动，那种类似被虎吃掉的恐惧和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那种毫无意义、毫无代价可言的祸患，特别是那种受到一大堆好心人的莫衷一是的同情，却又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负责、真正有义务也有能力帮助你摆脱困境的人的虽不孤立却仍然无援少援的处境，仍然使你觉得似曾有过，仍然必定会引发出一阵又一阵的轰笑。而自在这种“虎口”的险境的人居然还能遐想，居然还在考虑搞对象与自己的个头够不够尺寸，居然还能“练贫”，这不也是一种顽强和一种力量吗？幽默一下，也许于事无补，但不也比毫无幽默感地等待灾祸的蔓延和扩大叫做坐以待毙强吗？
自然也可以不必说得这么大这么深。人所周知，相声是笑的艺术，逗人一笑，有益身心健康，功德无量。掉到虎洞里，还能不出洋相吗？荒唐的情节设计引起了荒唐的遐想，荒唐得出了格，就不是惊险场面惊险故事而是喜剧场面喜剧故事啦。这既是艺术的逻辑也是生活的逻辑。
荒唐故事的构成材料却未必都荒唐。陷入虎穴的“甲”希望能“组织组织”，“哪怕组织个救人临时小组呢”；搞对象的小伙子，星期天要“上丈母娘家盖小厨房”去；（相声挖苦地说：“打他们搞对象起，丈母娘家就不雇保姆啦！”）为了把老虎吓走，有个小伙子建议大家喊口号；找管理员，管理员休息，要打电话而附近又没有电话；“甲”的所在单位是“亏损单位，书记想钱想红了眼，不敲你们三万四万不算完”；以及矮个男子找对象方面的自卑心理等等。这些并非没有生活依据。荒唐的逗笑中仍然流溢着生活，而有生活依据的逗笑就不仅仅是逗笑，而成为嬉笑怒骂言之有物的文章了。
相声《特大新闻》说的是一条关于“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如果把这个段子只是解释成对于把老鼠传成大象的传闲话的讥讽，那就过于简单化、表面化了。这个段子提到的在革命博物馆举行的新潮家具展销，并非全然杜撰。天安门城楼卖票参观，外国人拿农贸市场当窗口看中国，“这么热闹，这么红火，咱们中国像欠债不还的主儿吗？”以及想象中的物价问题，重复收税问题，掉后跟儿的鞋的质量问题，随地吐痰与市容管理问题……信口开河信口雌黄中却都有着一定的生活内容。如果说这个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思想的活跃、躁动与混乱，反映了一种兴奋而又惶惑不安的失了法度的心理，恐怕亦不能算牵强吧？这么说这段相声还相当超前，相当地敏锐，相当有深度呢。至于当相声说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市场……”以及“鸡蛋诚可贵，鸭蛋价更高，若买松花蛋，还得掏五毛”的时候，笑声中我们或者议论一句“真贫”“真缺德”，也许这种歪批三国式的“诗”会引起裴多菲的虔敬者的相当的反感。也许相声的逗笑里确实亵du了一些本来很伟大的东西，也许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难免玩世不恭与亵du神圣的原罪，但这种反差这种亵du难道不也是生活本身的提示？生活本身对神圣所开的玩笑——例如“文革”——难道还少吗？悲剧能够变成喜剧、闹剧，不严肃的难道仅仅是逗笑的说相声的吗？
《电梯奇遇》就更“生活”了。一个人关在电梯中走不出来，伙食科长只管考虑他的伙食标准，宣传科长照旧进行他的分析与清谈，人事科长则准备发商调函把那人的关系转到电梯里来，“白天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办公室主任则召集会议研究救人的措施，最妙的是这所“效率大楼”里的头头脑脑还都宣布自己早已看出来电梯有问题，却没有任何人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去修补或者更换电梯，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然后发展到伙食科用滋水枪往电梯里滋鸡蛋汤，宣传科授予被关者以各种光荣称号，人事科决定给予被困者以科级待遇，办公室准备卖票组织参观，最后是经过定向爆破把被困者从一个旧电梯崩到另一个坏电梯中去了……匪夷所思的情节设计中包含着十分辛辣的黑色幽默，这个段子的内涵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不但可以搞成相声也完全可以搞成一篇小说，乃至搞成一台话剧。这里边的潜力还大大的有呢。
《小偷公司》同样是一篇沉甸甸的相声段子。这里用“沉甸甸”来形容相声似乎颇有点用词不当。《小偷公司》的第一层意思是嘲笑小偷，毋偷毋窃，这样的道德标准当然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第二层意思可就是讽刺组织机构和运作秩序的弊端了。“小偷公司”中坚持“第一线工作”的只有“我”夫妇二人，却设了一个总经理十一个副经理，还要学文件，还提出了“我们也有三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又是亵du！），并且设立了“保卫科”“纠察队”“业务科”（一个科长十五个副科长）……要偷一个女工的钱包时首先要在“工业口”“妇女口”“青年妇女口”“双眼皮未婚青年妇女口”之间扯皮……“小偷公司”愈精简人愈多，走后门进来一大批不懂“业务”的人，两个人偷钱一百多个人花钱，层层请示……呜呼，这个相声与咱们的机构改革、提高行政效率的大题目搭界呢！当然，请读者与观众高抬贵手，相声是用的相声的路子，言过其词，信口胡抡，嬉皮笑脸，荒诞无稽，在所难免。总不好在相声里做一个精兵简政问题的报告，是不？
相声《着急》是一个新段子，它所反映的这种生存状态其实是令人觉得相当亲切的。着急起床而闹钟没响，着急出门而被白菜、煤堆挡路，着急赶路而被汽车抢了道（他当然是骑自行车的喽），渴了喝不到开水，上完厕所拉不上（裤子的）拉锁，做工间操的伴奏音乐没了节奏（录音机有毛病），开饭的时候埋怨给自己打的菜少，听个报告长得没完没了，自由市场买菜价钱很不公道，国营商店售货员的态度更糟，电视剧拖拖拉拉……活脱脱一幅贫贱人家百事哀的心态相！特别是说到孩子，不该搞对象的年龄（刚上初一）就交开了女朋友，到了岁数却又找不着对象了，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令人喷饭而又叹息！
一段相声里能有一句两句搔到人们的痒处（乃至痛处）的玩笑话也就不容易了。又尴尬又亲切，又可笑又可悲，又流露真情又一通耍嘴皮子，真真假假，悲悲喜喜，笑笑闹闹，深深浅浅，道是无心却有心，道是有愁却无怨，这也就够可以的啦。您还要什么？就像电视剧《渴望》里刘大妈一听罗刚是写书的作家，就免去了他吃饺子时外加的酒菜招待一样，点到这儿也就成了，观众又不是傻子！君不见，有些洋洋洒洒的大作品，数万言数十万言下来，竟找不到一句真切深沉、冷热适度、可以解颐、可以排忧的警句妙语呢！
如此这般，这部相声集里所收的作品比起以前人们熟悉的相声段子似乎多了些生活气息，多了些笑料的立体，多了些心态的概括，多了些耐人寻味的“味儿”；或者，可以说它们更文学了吧。这很可能与作者之一的梁左先生有关系。他的母亲是著名作家谌容，他本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又在高等学校做中文系的讲师，由他与著名的笑星姜昆先生珠联璧合，共同创作，必然会为相声的文学脚本带来点更深刻的东西，相声相声，人们对它也要刮目相看了：杰出作品，宁有种乎？
有些大家对文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也许是太严肃了吧，他们不大喜欢相声，他们把说相声等同于耍贫嘴。有一位可敬的大作家大师长就不无遗憾地批评我的某些小说段落是在那儿“说相声”。还真说对了。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有志于相声创作的，五十年代我曾经给某曲艺杂志投过稿，那段相声的题目似乎是《做总结》，失败了，“毙”了，这颗种子没发出芽来。贫嘴还是要耍下去的，哪怕给深文周纳的豪勇们提供了方便。连贫嘴都不耍，岂不闷气乎？连贫嘴都耍不出来了，岂不没劲乎？贫嘴耍到梁左、姜昆这个份儿上，您做得到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您读完了、听完了这些相声，除了贫嘴，还是贫嘴，再得不到旁的启发，并从而抱怨这些相声、抱怨相声这种形式、并为喜爱这种形式的人感到遗憾，那就是接受美学的问题了。您能怨谁呢？
1991年
在香港明珠台的英语电视节目中，播放广告的时间段，经常插播一个短片：
陈旧的城市风景，字幕：一九四八年，上海。一个中国小女孩，手执用糖稀（麦芽糖）吹成的凤凰图案（这是吹糖人的匠人的杰作，现在已经差不多失传了），向一个白人小男孩挥手。
两个孩子一起游玩，一起吃糖稀玩具甜品。
两个人撑着小船，两岸风光怡人。两个人走在铁路上，长长的铁轨上的小孩子使你感觉孤独无依。小女孩捂着嘴做咳嗽状。男孩连忙把自己的一个漂亮的围巾解下来，围在了女孩脖颈上。
一个新的城市风景画面，字幕是：今天（现时），上海。一个白人老头子的饱经风霜的面孔和深情地寻找着什么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