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古今中外所有成功者的历史细细品读，你会发现，虽其时空、经历、功业务不相同，各有千秋，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善于进退者各有其道，不管命运为何不公，他们都如老练的航海者，在波峰浪谷中破浪扬帆，在暗礁险滩中进退自如，最终游刃有余地抵达成功的彼岸。
一 时与势
审时度势，方能进退自如。
时，是时间；势，是事物的趋向和形势。时势指的是某一时期的客观形势。
人生的成败，与时势关系很大。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们极富悟性的祖先概括了这足称万古不变的至理名言，说尽了人生成败与当时世界的关系。任你本事通天，才智贯地，只可把这两条规律注解得明明白白，充充分分，却无法打破这两句话所概括的世情事理。不过大才大智大福成大事；小才小智小福则成小事；平凡之人则求衣食住行，养家活口，安居乐业。无论大小才，或凡俗之人，其要有所成，皆须取决于时势。
或者为道为僧，明白“走来名利无双第，打出樊龙第一关”，似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界外有界，行外有行，都要普度众生，都自认为正果，门户对立，其实又是一番时势造英雄之景观。
时与势，首先说时。
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看，时间表现为时世。时世的作用如何？从两条成语看得出来——成：时势造英雄；败：生不逢的。这两条成语。可谓说尽了时世对人生事业的作用，这是客观事实，人们既无可回避，也不能改变。
但，时势造英雄，生不逢时，时势在这里仍大可研究，仍有成败规律可寻找，仍有人生立身处世艺术可总结。固然，对于社会历史，对于人生世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但总结过去，便可主动地把握未来。
大抵说来，乱世出英雄，治世多才子；上升之世，志士仁人，忠正君子畅行其道，国家民族富强兴旺，人民安宁幸福；衰微之世，奸佞小人，阿谀逢迎之徒飞扬跋扈，国家蒙难，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从历史与个人结合看人才成就特点，大抵开创一种新的历史文明的时世，多开创性建树的英才杰士。继承一种历史文明，保守既成体制的时势，则多守成之才士，则多在已有的文明基础上发展与完善型人材。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天下纷争，人民受难，这是坏事。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又孕育了一大批开创社会历史新文明的人才与事业。这就是政治上，开始推倒奴隶制，确立封建地主的统治地位，而以秦国的商鞅变法为标志，确立郡县制，敲响了奴隶主分封制的丧钟。而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又实行学术自由，鼓励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以作为其军政行为的参谋与参考。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作为历史文明的成就，它使中国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生活方式进化到封建主义的成熟时代，尤其是在学术思想上，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因此，与这个时代相称的便是一批影响千百年的开创型杰出人物。哲学上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政治上的春秋五霸、商鞅、李斯、秦始皇；军事上的孙武、吴起、伍子胥、孙膑；科学上的公输班、扁鹊等等。
在前半个世纪里，又成长一批开创社会新历史新文明的杰出人物。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因为时势，他走在这个时势杰出人物的最前头。孙中山领导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中国的民主共和国，这又是一个创造。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科学也创造了新形态。胡适、鲁迅等创造了中国现代新文学，李四光等创建中国的地质学，华罗庚等创建中国现代数学，钱学森等创建中国核科学，严济慈等创立中国现代物理学等等。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成功者与英雄。一般从成败的客观结果看，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给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更多。相反，治世给人提供了和平、安宁，同时，也必须付出另一种代价：收敛个性锋芒，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这样，个人获得平安，也同时失去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加之床上有被，锅中有饭，出门有路，受入侵犯了有法律保护，如此，好端端的生活，大家都得爱惜点，互相体谅点，个性圆通点。这还不用说要守法遵纪敬上司。
如此态度，汉武帝时东方朔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说得明明白白、且发人深思。
东方朔曾因一封上奏文章为武帝看重，来到武帝身边工作。武帝很欣赏他，常让他陪着吃饭。他常把吃剩的肉揣到衣兜里带回去，衣服弄脏了也不在乎。武帝私下送给他的绸缎，他也只随便往肩上一搭，然后退下。因为他的才学、能力，武帝还经常赏钱给他，他也不把钱当一回事。
汉武帝看到东方朔这些举止，很叹息地说：“这个人要不是有这些毛病，谁还赶得上他呢？”同事们有时替东方朔做些事，汉武帝便说：“这要是他本人做，可就比你们做得漂亮多了！”
看到东方朔如此行为，有人就问他：“苏秦、张仪在世，都帮助帝王做出一番大事业。像您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行为这样特别，也不想升官，这是为什么呢？”
东方朔这回可认真了：“各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苏秦、张仪是因为生活在乱世，如果在今天，他们肯定连个侍郎都捞不着。古人说得好，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用之功”。时代不同了，情况就发生变化。即便在民间，不见天日的大人物大有人在；和平时期，被埋没也常在情理之中。此一时，彼一时，东方朔一句话说尽了时势与人才之关系。
以上谈的多是时势当中的时，即天时。
势，包括地利，也包括人和。其中的地利也很重要。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夫环而攻之而不胜，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孟子这段话说的是军事战斗中的地利。说明白点就是，有三里长的内城，又有七里长的外城，敌军重重包围，猛烈进攻都不能攻破，这是占地利的便宜了。
但孟子说的这种地利还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种地利更有优势。许多常胜将军，显赫一时的英雄，最后血染沙场，就是吃了地利的亏。黄巢兵败虎狼谷、饮恨身亡，非黄巢无能，虎狼谷帮了唐朝僖宗皇帝的忙。还有曹操兵败赤壁江中，石达开战死于大渡河畔，也是地形利于敌人，使自己处于败亡的位置。
以上几例，当时天时条件都是比较有利的，但天时的好处比较虚，地利则是实在的。身陷荒漠野谷中，十二分天时也变得一无所用。
军事上的地利如此，日常生活与事业上的地利更重要。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便是地利对人们生活的作用。
水里有鱼虾，水亦可行船。于是江边、湖边、海边的人便可以鱼为生。捕鱼、卖鱼，鱼便养活了水边的人。水可行船，便可航运，这又是一条生路。
山里有竹木、有野兽，还有土地，于是也就有了山里人的养生之宝。上山打猎，伐木贩卖，柴米油盐便有了着落，生儿育儿也便有了衣食住行的条件。
一马平川，沃野千里，有的是土地，这又是地利。地可种庄稼，民以食为天，有饭吃了，便可进而争取一切。
之所以说日常生活与事业上的地利更重要，是因为生活天天延续，人生事业无地不有，地有利，生即有根。
下面谈谈势当中的人和。
个人走人社会，求生存，求发展，有很好的天时地利条件，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大的背景。大的背景必须和人的具体生活与工作的环境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出其好处来。因为人大处着眼，高瞻远瞩，还须小处着手，落到实处，自己努力，又与他人好好合作，事情才有望，一桩事业才可办好。
这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好汉三个帮，一言蔽之曰：人和。并且，我们的先哲认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成就一桩事业中，人和条件最为重要。因为，事业是人的事业，靠人去完成。人不是个人，而是大家。
在谈人和这一人之事业的根本条件中，我们必须谈谈人和与人缘。
何谓人和？
办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就是人和。它包括个人目的明确，意志坚定，全力以赴；众人则倾心追随，尽力帮助，不三心二意。
何谓人缘？
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好，招人家喜欢，办事便一路绿灯，平常人们所说的“结人缘”意思便这样。人缘主要是个人与众人的感情联系。一个人应有自己的个性，但为了事业成功，为了大家能接受自己，也必须适当争取人缘。而人缘作为一种人与人感情联系的结果，是人们平时努力争取得来的。
人和与人缘区别如此，它们既有所不同，却又大体相同，而且从成事的条件讲，人缘无疑是人和的因素之一。
说人缘，多少有些俗气，还有些拉扯关系的味道，为了达到目的，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甚至投机钻营。然而，为了事业的成功及应付复杂艰难的局面，人缘所需的手段又常常是人和实现的手段。这样，人和与人缘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简而言之，无非目的高下，是非感的有无，道德观念的浓淡，仅此而已。而实际运作之中，人和、人缘必混而为一，个中奥妙无限，不可说清，也不可说透。大抵君子赖人和成正事，凡人靠人缘而一团和气。
我们是凡人，所以，人和与人缘必须混而为之。
曾有人说范仲淹，在民间当百姓，是个大名士，在边疆驻防带兵，是个大名将，在朝廷主政，是个大名相。当时在宋朝的西北边防，范仲淹在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中，捷报频传，屡建大功。宋仁宗也觉得范仲淹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他就把范仲淹召回东京，请他当副宰相，改革宋朝腐败的政治，并且宋仁宗的心情急切得不得了。范仲淹便提出十大改革措施，并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扎扎实实地干了起来。范仲淹的新政一推行，权贵大臣，贪官污吏，便群起而攻之。宋仁宗立即慌了神，当范仲淹一离京，他便把范仲淹的新政完全废除。
范仲淹的失败，就在于他失去了“人和”这个要素。或者说，没有很好地“度势”。
正确地审时度势，才能进退自如，左右逢源。
二 安与危
居安思危，方能常得安泰。
安与危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永远相伴，想躲都躲不过去的。比如，生孩子就母亲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积攒过多的钱财却容易引起盗匪的窥视，可见任何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都附带有危险。贫穷虽然可悲，但如果能勤俭节约也过得去；疾病固然痛苦，但由于疾病中可学会保养身体的方法，可见任何值得忧虑的事也伴随着快乐，事物可以互相转化，所以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总能把安与危一视同仁。“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个意志坚强，聪明智慧的人有时失败，他却在失败中寻找成功的因素，在成功时总能思考危险的成份，在喜悦中总能注意探求不利的因素。
古人关于安与危论述很多。说的都很有道理。
《管子·形势》中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意思是说：君主和臣属相处不团结，表面上相安无事，最终必然会出现危机。这话阐释了安定与团结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普通的读者，你身处在一个具体的单位，团结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善于团结他人，与人为善，很少树敌，则安宁很多。
老子有一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五种嘈杂的音调令人听觉失灵；五样增强食欲的味口，令人舌不识味；纵马驰骋狩猎令人心情激动发狂；难得的稀世珍品，容易激起人们的贪欲而令人行为不轨。因此，圣人的准则是，只求得温饱和宁静而不追求声色娱乐。所以圣人会摒弃物质的欲望的诱惑，保持着安定和知足的生活。老子强调的是：“无欲则安”或叫“不贪则安。”这话对我们今人来说，仍然很有教育意义。成克杰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太贪了，先是贪女色，后是贪金钱，最后成了人民的罪人，被押上审判台，丢了性命。成克杰太典型了，也许离我们的读者远了些，但你细想想，你身边的贪官污吏，“出事儿”的，有几个不是因为贪财贪色？再往小处说，我们处于顽童时代，常有因偷邻居的瓜果梨桃而被父母打一顿的经厉，虽然是少不更事，虽然挨顿父母的打也算不得“危”，但从本质意义上来分析，还是因为“贪”字才受皮肉之苦的。所以，老辈们有“不贪为宝”的训诫。
孟子说：用人不当不应该责备，政事不当不应该批评；惟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用感化来纠正君王思想上的过失。君王有仁德，哪个敢不仁德；君王持守道义，哪个敢不道义；君王正派，哪个敢不正派。一旦君王的思想行为端正了，国家就安定了。
孟子认为，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王的思想行为必须端正。相反，国家只会混乱。
我们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离“君王”很远，但事远道理不远。我们应该做个品德高尚的人；别人错了，我们不必去指责，而是用感化的方式来纠正他人的过失。假如你在单位是个小头目，哪怕只统御几个人，甚至你只是普通一兵，但你可能为人父、为人母，那么，你都应记住，你的思想行为必须端正。否则，你的小团体、小家庭就不会安定。
这里强调的是行为端正则安。
老子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治理人民与养护身心，没有什么比保养精神更加重要的。要保养好精神，就是说要早作准备，早作准备就是叫多多积德；多多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没有什么不能克服就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有无法估量的力量就可以担负起治国的重任。拥有这不可估量的力量就是拥有国家的本源，这样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国家长治久安就是说根深蒂固，这就是符合长久存在的道了。
晋代陶侃，字士行，本是鄱阳人，吴平时期迁到庐江的浔阳。
早年的陶侃贫穷孤单，范逵向庐江太守推荐了他，任命为主薄，后晋升为广州刺史。每天早上他都要搬运一百个甓到屋外去，晚上又把它搬回屋里。
别人问他原因，回答说：“我正在想要为中原多做贡献，如果日子过得优裕、安逸，恐怕不能长期胜任这个职务了，所以就得天天劳动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后来陶侃督察八个州，声名很显赫。
老子的话以及陶侃的故事，告诉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春秋时，诸侯各国互相攻伐，战事不休。公元前641年，十二个国家准备联合攻打郑国。郑国是当时的一个小国，自知抵御不了十二国的联合进攻，便向最强大的邻国晋国求和。晋国答应了，别的国家也跟着停止了战争。
后来，郑国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谢，送了很多礼物给晋国，晋君把一部分礼物分给了大夫魏绛作为酬劳，魏绛不肯接受，并对晋君说：“现在你作了许多国家的盟主，这是你个人的才能，也是大家的功劳，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不过，我希望你在安逸快乐的时候，应该想到国家可能碰到的困难和危险，随时做好应付的准备，这样才不至于酿成大患。”
魏绛强调的也是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那么，当危险一定到来时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