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吾和气，防其离气。搞好官兵团结、上下团结、三军团结。治军之道，“要在人和”。“和则一可当百”。如果“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必至于败。
（三）练吾胆气，防其恐气。练兵先练胆，人无胆气，一切技艺都归无用。
（四）严吾刚气，防其娇气。“气不自壮，励之乃刚”。军纪必须威严，军容必须整齐，要培养全军的阳刚之气。
他的“心战”第二是“攻敌心。”
在“攻敌心”方面，主要是：
（一）谕义夺心
兵临敌境，应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出师目的是为了禁残止暴，救民于水火，揭露对方残暴无道，借以瓦解敌方军心民心。
（二）谕威夺气
未战之前，光大肆宣扬自己军队多么强大，将帅如何英明，装备如何精良，三军如何团结，给敌以强大的心理威慑。即《尉缭子》讲的“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师散”。
（三）先声夺人
两军对垒，我方先作巨大的声势，使敌感到强大不可抵敌，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斗志。“先人有夺人之心。”
（四）挫敌人锐气
敌来进攻，我方以精兵强将先拔头箸，挫其锐气。
由此可知曾国藩“久战”能胜的原因。
“为军之气”，主钱的是“厚饷养兵”。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的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为了刺激湘军士兵出生人死，曾国藩提出厚饷养兵稳定军心的主张。为此，他制订了湘军官兵俸饷优于绿营的制度。具体作法是：陆军营官月薪50两，月给办公银150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均包括在内。哨官月响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正勇四两二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阵亡者，恤银30两，伤重者赏银15两，次者赏银10两，复伤者赏银5两，成为残废另加银两。水师营官月薪水及办公营200两，哨官八两，舱长四两八钱，舵工四两五钱。头篙、炮手四两二钱，桨工三两九钱。马队营官月薪及办公费150两，帮办月薪16两，字识九两、正哨官18两，副哨官15两，什长七两八钱、马勇七两二钱，伙夫三两三钱。曾国藩为防止各军统领多设官、长夫，以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统带千人者月支饷银不超过5800两，统带万人者支饷银不超过58000两。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士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200两，分统、统领带兵3000人以上者每月为390两，5000人以上者520两，万人以上者650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门岂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500人，则岁入3000，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都有很多的财产。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
打仗是一门杀人的学问，学问精的往往能打胜仗。古代的白起、王剪。孙武、孙膑，都精通兵法的，而孙子还著有兵书，因此旧日中国的读书人都喜欢研究一下行军之道。宋代的韩琦、范仲淹皆以文人典兵，据说敌人闻韩范之名为之“心寒”“破胆”，未免渲染过甚。韩、范皆未受过军事训练，亦无作战经验，而以书生守边，不致偾事，已是万幸。曾国藩亦起自书生，未带兵之前，恐怕对兵书也没有下过苦功吧，居然敢冒此大险，组织他的地方武力，称为湘勇，与太平天国百万大军对抗。曾氏本无打仗经验，他纠集的亲友从军，全部皆为书生和农民。他一出马同太平军作战，由于未经战阵，多有失利。但他不怕失败，失败总结教训，打胜仗也总结教训。他说“胜败无常法”，而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的意志。他举的这九次战事是：
南朝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袁剀页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游，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徊袱，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
沈攸之、吴喜赞赏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舰二百配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屡日，贼将刘朝闻之笑日：“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杨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己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日：“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徊袱，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
曾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储圻，袁剀页等在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五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兵之要，今若先走了邳，平宿豫，镇淮扬，戍东安，则青冀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镇不服，青冀难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或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
曾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防（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气晦冥，于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
曾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天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玷真屯东岸之芜湖，相持百余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趋建康，玷真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玷真用，琳娜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玷真发拍以击琳槛，又以蒙冲小船击其槛，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余皆弃舟登岸。
曾国藩按：王琳与侯玷真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玷真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玷真军自后蹑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
唐贞观十几年，太宗亲征高丽，既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合兵为阵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日：“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原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报，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
曾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攻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亻炎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寨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宁自灵夏并率，胜灵朔之寨直捣妫擅，攻范阳之北，光粥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悦，已而不果行。
曾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言于李朔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朔然之。十月辛未，李朔、李礻右、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命乾备、整羁鞠，留义诚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朔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礻右、李忠义钅矍其城为坎以先登，朔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师。
曾国藩按：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朔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趋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曾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拒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洲，今开封），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合。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请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
冬一月壬申，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延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乙亥，帝发郓州中都，丁丑，至曹州，乙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
曾国藩按：郭崇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赛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河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游直济，则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朔之入蔡州，郭崇韬之策泞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因无一定之轨辙也。
最后让我们看看下篇：
（下篇）
“久战”之所以能够人心所向，坚持到胜利，关键的一条，是军队将士内部的团结。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而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曾国藩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现实中，从多次“久战”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军队团结的重要性的。
他认为绿营兵的主要弊病有四：1．欺压文官，不听指挥；2．人纪律败坏，骚扰大甚；3.勇于私斗，怯于公斗，敌来争先逃溃，敌去杀民报功；4．胜则争功，败不相救。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薪饷太低，差役太重，训练太差；一是军事体制不良，调遣成法不善。
薪饷低则士兵无法养家糊口，不得不离营贸贩，遇有操点，辄雇人顶替。差役重则士兵经常离营承差，不仅耽误军事训练，且易沾染市井与衙门习气。这样，必使军队素质下降，战斗力低下。由于绿营平时分防各地，有事临时征调，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将，致使兵不习将，将不知兵，卒与卒不亲，将与将不和，作战时势必各怀一心，败不相救。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旁观，哆口而微笑”。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地而博他人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因而，如不改变绿营体制和调遣成法，即使孙子复生、诸葛再世也难以扭转请军一馈千里的局面。
曾国藩为了彻底扫除绿营积习，建立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新军，针对绿营积弊进行了下面几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