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偷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权经三：施展手腕，以得人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曾国藩认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手腕来对付，对于哪些谋求更高发展之人也要做到顺水推舟，这样岂不更妙。
对于那些有大才、有大志的人，千万别当绊脚石，不妨助之向上，引之向前。因为有大才大志的人是阻遏不住的。曾国藩待李鸿章之法颇值得世人玩味。
○展权实战：顺水推舟，不快也乐
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满怀希望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中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练，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于？”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扳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犊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发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同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着着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同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条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然而李鸿章人居曾幕，实在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关键，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外，下面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鸿章居曾幕时，曾为曾国藩草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虽得曾国藩的欣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齐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脑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稳当周妥。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觉得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足以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李鸿章在军务方面也常常为曾国藩出谋献策。1860年6月，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围剿太平军事务。曾国藩率大营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鸿章则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乃是兵家之忌。这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话是颇有见地的。但曾国藩没有接受李的意见。李鸿章反复力争，坚持己见。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见状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时，曾国藩军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鸿章不同意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使李鸿章暂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从心理上说，是其雄心壮志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绪冲动。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封一路诸侯，而不是屈居人后。他在诗中抱怨“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踞有一块地盘，对寄人篱下的状况感到不满。曾国藩为此曾安慰他：“观察阁下精明强悍的神色流露在眉宇之间，写字则筋骨胜于皮肉，象不会长期置身于玉堂，带玉器优游。假若要当四方诸侯，按图索骥，不是南方的两粤，就是东方的三吴。”曾国藩果然看得准，1862年李鸿章得以去抢三吴这块地盘。但在此称李鸿章却常因此而郁郁寡欢，或是吟“愁弹短铗成何事，为挽狂澜定有人”；或是叹“郁郁松揪望不开”，“空将双泪寄泉台”；或是发牢骚！当时湘军内部门户之见极深，李鸿章作为皖人虽居高位，却被占据要位的绝大部分湘人所排挤。那种克制忍让、忍辱负重的生活，令他感到极不舒畅。为此，他常有“戈马飘零何必家？”“四海无家行路难”之叹。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驱使，而意气用事也是重要原因。李鸿章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访了胡林翼，并告知离开曾幕的缘由。胡林翼素知李鸿章有才略，就说：“君一定会发达，但希望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君何以进身？”李鸿章听后，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我以为你是豪杰之士，不需要别人而可以发展，今天才知我看错了。”言毕，拂袖而去。归到下榻之地，整装将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鸿章脾气又来了，仍执意要走。后经胡林翼强留。李鸿章才放下了行装。过后，两人又每日饮酒畅谈，只是提曾之事。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
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即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将发达，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1861年3、4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曾国藩随即移节东流。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另一位同年郭嵩素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称：
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施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于6月6日赶至东流，重新投身曾幕。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国藩对其“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虽不全是事实，但李“认真”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
李鸿章进曾国藩幕府等于进一个高级研究班。在军事上，得以独当一面地招练骑兵、组建淮扬水师，温习他以前自学步兵战术，故出幕时三大主要兵种的大部队指挥已相当娴熟。1862年上海官员惊奇地发现，李鸿章亲自动手绘图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师战船、战艇式样，十分在行。以前，李鸿章能浪战而不耐战，不善防守；在曾国藩身边，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站墙子”防御之术，学到了保饷道、粮道而无后顾之忧的坚守之法。李鸿章曾说：“我以为湘军有异术，今天晓得，不是别的，只不过听到长毛来站在墙子前罢了。”正是这站在坚墙壁前的防守战术，使当年淮军在关键的虹桥之战、北新泾战中未被太平军击败。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从李鸿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曾国藩上马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沪后也效其技，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国藩处事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李鸿章更青出于蓝，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鸿章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国藩之恩：“我置之不较，自称“彼时若斗笔墨，或竟奏请圣训，徒失和衷共济之雅”，甚至表示不为此而怪罪骆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严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对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复权衡。正如官文对幕僚所说“我辈之才皆不及彼”，“我无彼不能御敌”。这说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动摇，就无人指挥湘军克敌制胜，他的种种地位和荣誉也就会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问题。因之，他一直拒绝奏参胡林翼。现在胡林翼对他顿改旧态，他又有功可居，有誉可邀，有银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记，官文乐得。“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这样胡林翼就大体上如曾国藩所说“乃独得少行其志”，“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抚署主政”。这种情况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样，为当时“遐迩共谋”的秘密。
但是，官文并不是胡林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国藩所说，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极推让，然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展权实战：两手服人，两手都要硬
与有德无才者相反，小人也许才华横溢，但品德有失高尚。这样的人才怎样使用，请看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怎样巧用刘铭传的。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来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