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盖事实真相是一切独裁者的共性。他们用枪杆子与笔杆子死死控制现在，偷偷篡改历史，通过宣传与洗脑，试图永远控制未来。然而，时代不同了。100年前，地球上大概90％的国家是独裁者统治；50年前，降到50％以下；现在，全世界算得上独裁的国家不到10％，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更多独裁者也会被赶走，或者被消灭。历史不会让你久等，逐渐觉醒的民众不会让你失望。相信我。
就在离叙利亚西边不远的埃及，那位当权几十年而始终不愿把绝对权力关进笼子的穆巴拉克终于被埃及民众关进了笼子，接受审判。当他被判终身监禁的时候，等候在外面的民众点燃了庆贺的鞭炮。这鞭炮一定是惊醒了古老东方的那一小撮人，他们战战兢兢地发话了：中东“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变革并没有带来和平与稳定，伴随民主改革而来的是社会混乱与民众对前途的迷茫。穆巴拉克时代的“稳定”被民主的混乱代替……
历史不能改变，但后人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独裁者并不都是“死路一条”，他们都曾面临选择，都曾拥有选择的权力。就在埃及审判穆巴拉克，就在全世界谴责叙利亚独裁巴沙尔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边，在中国的台湾，也上演了一场对真相的拷问。
刚刚上任台湾“文化部长”的着名作家龙应台女士，日前到“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做报告并接受“立委”质询，民进党“立委”要求龙应台回答：白色恐怖的加害者是谁？“人权博物馆”该不该真实呈现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功过？
作为作家的龙应台，早就以一篇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能够理解作为官员的她不知如何回答。然而，她回避了，我们却不应该回避，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直面这个问题。
任何个人、政治党派都会在历史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也会犯一些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但并不是无法更改的。更改历史的办法不是擦掉墨写的史书，封住民众的嘴巴，更不是用追问真相人的鲜血去混淆历史的墨迹，而是用实际行动书写新的篇章。历史事实也许无法改变，但对一段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却可以因后继者做了什么、如何做而有所不同。“子孙们”做了什么，不但决定现在和未来，而且，也在“改变”着历史。
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没有真相的国家，也与真理和正义无缘。有了真相，才有正义；有了真相，才能和解，才有宽容，才有持久繁荣。
学校与牛奶
民主的理念很简单，西方的民主理论你用一个星期时间，每天晚上用两个小时基本上可以了解透。我在香港呆了四五年，在西方呆了十多年，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我认识民主不是靠书本知识，更多的是靠自己的亲身体验。所以，我认识的民主很实际，也有很多缺点，却绝对不是高不可攀的。
是的，民主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对每一个人甚至又有不同的实际意义，在追求民主时，大家的想法也都会不一样，我就是从我在其他一些民主国家生活的经历，从个人的角度解释一下民主。我们说到什么是民主时，现在很流行说“民主是统治者用来驯服民众的工具”，“民主是选民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工具”，还有的人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理想、道德规范”，民主是……
一位外国朋友几天前对我说，你认为西方就是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你看看日本，多少年都是那个党以及少数几个家庭在执政；你看看印度，民主建国多少年了，总理几乎都是出于那几个大的家族与利益集团。就拿美国来说吧，为什么一直是两党执政？为什么始终不能产生第三个党？即便茶党也力有不逮？因为那两个党的本质都一样，始终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利益啊，这些国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有年轻的朋友想听我讲民主，一些学者也愿意和我讨论，可他们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讲民主既不从苏格拉底讲起，也不从托克维尔说起，我不说欧洲，也不谈澳大利亚，我都是喋喋不休地先谈论我自己的经历，甚至我的家庭，有时简直像个自恋的暴露狂。为什么呢？除了我接触民主是靠实地观察之外，还和我对民主的认识有关：说到底，民主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无论那些理论多么宏大，无论投票的场面让个人显得多么渺小，无论你多么喜欢夸夸其谈，你最好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弱弱地问自己一句：民主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愿意回答，或者你不懂得如何回答，你最好先停下来，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一下民主。
民主对于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澳大利亚的意义，一个是中国的意义。我现在回顾一下，澳大利亚的民主对于我来说，有这样几个政治场景：有点反对移民的霍华德政府老是在台上不下去，于是一些华人朋友联系我和亲戚朋友，要求大家都去投他的反对票，但去投票的人并不多，效果不好，他一直干了十年才下台。几年前又出了一个竞选议员的“一个国家党”首领韩森，她仇视亚洲移民，是个种族主义分子，结果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都警觉起来，全体动员去投反对票，还搞了聚会，结果呢，这个韩森不但没有选上，后来据说还因为作弊之类的罪名被弄去坐牢了。
这是我记忆中的两次“澳大利亚民主”的政治场景，其他的都属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例如哪个党给我儿子所在的公立学校拨更多款，发放更多牛奶钱，就是好党，就应该执政。好像两年前，执政党还给学校每人发了可以用来买电脑的补助，我就觉得他应该连任，可在野党也不是傻瓜，立马推出了新政纲，人家不但发放相同数量的买电脑的钱，还要减税呢……
这就是澳大利亚民主，至少对我的家庭来说，民主就是这个德行，只要不出现大问题，例如种族主义者跳出来想掌权，国家即将偏离正确的方向，我的亲戚朋友并不太介意谁执政。要知道，西方政客们都标榜“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想方设法探测民意，讨好选民，最后弄得政纲都差不了多少（所以，最近西方的选举都经常弄得无法分出胜负），选谁不一样？
说到这里，有网友一定很惊讶，原来民主就是这么普通的东西啊，原来整天慷慨激昂西方民主就是如此琐碎啊。也曾经有网友问到过，你描述的西方民主怎么和你文章中谈到中国的民主时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人曾经问过更直接的问题：既然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学校与牛奶，那你为什么在中国不去关心教育经费与牛奶，而常常高谈阔论？
那是因为，民主成为生活方式只能在民主国家或地区成为现实，因此，中国的民主对于我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对于民主不适合中国，或者中国不适合民主，有几个命题是可以常常拿来说事的，例如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家太大，民众太穷，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众素质太低，等等，其中尤以“民众素质太低论”最为顽固，可以说已经困扰中国百年之久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民众的公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说到根子上，还是国民素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其次我要问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与这个国家是否需要民主的关系。上面一节说的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众素质决定民主的质量，那么在一个尚未民主的国家里，民众的素质与民主的关系又如何呢？前后两个问题有天壤之别，可“素质决定论者”正是以前一节提到的现实推断出“低素质的民众不适合民主”的结论，而且，很多人竟然没有看出逻辑的混乱。这就很有问题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没有人会反对民众的素质决定民主国家的质量，也不会有人反对。素质越高的国民越有可能把不民主的国家带进民主，当然，“民主需要高素质的国民”就更是接近真理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培养出来，还是在不民主的国家里培养出来的？
按照“素质决定论者”的理论，民众的素质不达到一定的程度，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乱，因为民众的素质不足以让他们为自己做主。如果民众的素质达到了欧美的程度，或者至少超过现在的俄罗斯人与印度人的话，民主才适合我们，民主才是好民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到底是不完善的“坏民主”培养出适合民主的公民素质？还是完美的不民主制度才可以培养出适合民主的民众？
第三，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尤其是你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不但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够进入民主，也能决定进入民主后的质量。可是，绝对不能用民众的素质来阻挡民主的到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纪录都向我们显示：民主国家——哪怕是最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才是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的摇篮。而那些不民主国家，尤其是反民主的国家，再给他们上下五千年，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认识不到这点，我们会陷入绝望，我们会抓狂。“民主与素质”折磨中国已经有上百年了，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几乎都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误区。就拿让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胡适来说，在制度与素质上，也提出了“百年树人”的主张。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不得不跑到美国去“树人”，这种树人的方法，可能一千年也不够吧。如果胡适更客观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是远远背离“民主素质”的。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胡适也一定知道，美国民主制度成立的时候，国民中的绝大多数妇女，没有财产的白人，印第安人与黑人根本没有投票权，不参与任何民主活动，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黑人就该是奴隶。但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了民众以及统治者的民主素质。
再拿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地区）来说，有部分中国人一看到人家那里出了问题，就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素质论”，他们却不知道，民众的民主素质正是和民主制度的修修补补一路走来，不断提高的。一个陈水扁因贪污而倒下，更多的台湾公民在觉醒中腰板挺得更直。假如俄罗斯至今还是“前苏联”，俄罗斯人的民主素质比现在能高多少？
民主制度就是培养国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在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而其中最“邪恶”的正是美国，它竟然在民主建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低到还有“奴隶”，当然，如今，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可以当总统了。
最后一点，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民主国家是培养民主素质的地方。
却也因此让我们陷入了“鸡和蛋”的悖论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与素质的关系，没有民主社会，哪里有那么多民主素质的人？可没有民主素质的人，又如何建立起民主社会？这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没有鸡，哪里会有蛋？没有蛋，哪里会有鸡？陷入这种关系而无法自拔，让很多人在说到“民主与素质”时，都好像是在瞎扯“蛋”。
出现这种境况，让那些在不民主环境中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青年人常常陷入迷茫，从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抱怨困难很大，民众不理解，更不听从自己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实际遭遇印证了统治者说的“民众素质太低”……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连中国的民主前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同样遇到过。当他们在努力追求民主而不得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精英的无能，只能陷入弱势民众的“素质论”，把中国搞民主不成功归咎到民众素质太低，要先树人才谈制度建设……
那么，如何打破百年来困扰我们的“民主与素质”的鸡与蛋的悖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认清什么是民主以及它的本质！我发现那些抱怨民众素质不高的朋友，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有一些严重的偏差和扭曲的观点。如果加上他们过低估计在非民主的制度下追求民主的难度与艰险，遇到挫折往往就会打退堂鼓，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梁启超无疑是中国民主的启蒙者，他从一战后的欧洲回来后，思想走向了保守的那一端，也难怪，如果说近百年前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与中国大陆同样残破不堪的话，今天，两种制度在这两块大陆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我们比梁启超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过去，也看到了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吗？未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就从提高我们自己的民主素质开始。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努力当一个公民，公民社会就会逐渐成型，所有的美好就离我们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