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答：“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跨越必经的道路。我们之前没有走过，现在只能补课。”
我没有再反驳下去，一顿饭没有吃好，几乎是不欢而散。我内心很纳闷：当初那位体恤民众的小伙子怎么不见了？竟然认为野蛮拆迁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是什么造就了这样冷血的他？我内心很纠结。
至于德国，因为房子大都是私人建筑，而且土地是永久产权。房子一旦建好，其目的是让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久居住，所以没有人会把房子盖了马上就拆除，除非这个人是神经病。
我在多特蒙德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药厂的高管，妻子是当地市政府的官员。他们居住在多特蒙德一个名为Waltrop的乡下，房子很大，而且年头也够长，连木头都黑中透亮。据朋友介绍，这栋房子是他爷爷留下的。我问他，你们德国房子为何不设定70年的产权？他不解地反问，为什么要这么设定？我告诉他，这样的好处是70年后可以把房子推倒再建，如此做法有四赢：开发商高兴、政府再收一次地皮钱、官员数钱数得手抽筋、老百姓经常能住上新房，何乐而不为呢？德国朋友问：“那谁来埋单？”这一时让我语塞。
私人不愿意经常拆除自己的房子，更不会有人去打公共建筑的主意。原因很多，其中到了一定年限的建筑就被保护起来，成为建筑文物。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政府太穷，他们根本没有钱来盖房子。德国政府的税收不是用来盖政府大楼、休闲娱乐场所的，更不可以用财政收入作为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来给公务员盖房。德国人的脑子很简单，他们不会想到可以为官员盖“集资房”，其价格一般只有周边房价的1/10～1/5。退一万步讲，即使政府有钱，他们也不能把钱用于拆迁和盖房，因为赚钱的买卖都是留给私人企业的，政府不得进入私人企业容易赚钱的领域。
既然政府不能进入拆迁和盖房领域，那么能否官商勾结呢？也就是企业出面拆迁、政府在后面撑腰？谁要是在德国发现这种情况，他一定是祖宗积德中大奖了。最后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被拆迁户得到多倍的补偿，爆料者成为媒体英雄，被请到各大电视台亮相，各种出版机构预付稿酬为其出书等。可惜，至今还未发现中奖者。
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在德国每一寸土地都有明确的主人。而德国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想要地皮，只有一个办法，好好和所有者商量，舍此之外别无他途。私人盖房如此，政府要修路或修建其他公共设施也绕不开土地所有者。在德国，政府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政府不能随便拆掉市民的房子，公共设施的建设要尽量避开私人房屋或有一定历史的建筑，如果政府确实需要征用私人土地，必须与土地及房屋的所有者充分讨论补偿问题，在所有者愿意转让的基础上请第三方机构估价，而且政府的补偿一般都会超过评估价格。
德国政府为何如此乖乖地听话呢？因为德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政国家，其宪法可不是摆设，而是被非常认真对待的。任何人都可以因为私有财产或人权被侵犯而去告政府，而且有明确的途径——设在卡尔斯鲁厄的德国宪法法院。德国的法官是要脸要皮的，他们不会吃了原告吃被告，更不会出这样的洋相：酒足饭饱后回到法庭上，在醉醺醺的情况下举着法槌高喊：开席！更重要的是，德国所有的审判都是公开的，除了保护未成年人而不公开之外。谁要是闲得无聊，可以天天去法庭旁听，法院不会以国家秘密或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拦任何人。
假如有人不讲理，和政府胡搅蛮缠怎么办？在此情况下政府只有两种选择：和捣乱者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告状。2009年8月，近200名德国艺术家在丹尼尔里克特的带领下占据了汉堡历史悠久的一个废弃建筑，并在那里设立工作室和画廊。政府想把这些废弃建筑拆除，然后作为商业住房开发用地，因为这片土地并非属艺术家所有。这些建筑本已被卖给荷兰建筑商，并将被拆除重建为房屋、办公室、商店、咖啡馆和豪华公寓。但艺术家不干，他们宣称，政府应当为其提供他们能够负担的空间，并对历史建筑进行保存。经过多次协商，仍未能达成协议，几个月过去了，这些艺术家还在那里，据当地媒体报道称，他们已经吸引了超过1万人次的参观游客，并收集到了超过2万个要求保留这些建筑的请愿签名。最终各方达成妥协，政府同意艺术家使用归政府所有的闲置空间，交换条件是艺术家必须交还该区的建筑。这意味着，只要艺术家愿意，他们今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到政府大楼或其他由政府埋单的公共建筑举办画展，不需要向政府交纳任何费用。
如此欺负政府，岂有此理！
为什么德国遍地“活雷锋”
学习雷锋无可厚非，因为雷锋是一个利他主义的符号。如果大家都以雷锋为榜样，多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那么这个社会或许就和谐了。而在德国，其实遍地是“雷锋”。
一个中国留学生讲述自己在柏林迷路的经历：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柏林的冬天日短，早上近８时天才蒙蒙亮，我为了尽量不耽误上午的课，起个大早，披星戴月就出发了。
虽说我是第一次去延签证，但并不是第一次去德国的外国人局，依稀记得下车后走不多远就有一条大河，过了河上的大桥再向左走十来分钟就可见到外国人局的大楼。早上出门心急着忙，也没有想着带上地图，或再查询一下确切地址，想想凭记忆找那么个大办公楼会有什么问题？再说外国人局嘛，去的人一定挺多，到时候问问或跟着人走不就成了？
谁知道一下车就抓了瞎，出了地铁口，根本就没有看见记忆中的那条路。天还未亮，四顾无人，只好自己胡乱在几条路上走来走去，拼命回想当初的印象。可眼看着天色渐明，别说是外国人局，就连那条大河和大桥的影子也没有看见。
正在这时，忽然看到对面走来一位德国妇女，看打扮好像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赶忙去问这位看到的唯一行人。那时，我的德语也就是往外蹦词的水平，可是我连蹦了三次“外国人局”这个词，那位女士还是一脸茫然。情急之下，我掏出了护照，比划了一阵儿她才总算明白，可是她很抱歉地告诉我，因为她是德国人，不需要去外国人局，所以也不知道外国人局在哪儿，而且她还告诉我，这附近也没有大河和大桥。
我又失望又焦急，签证就要到期，不能及时延签可是大事，而我现在没有外国人局的地址，问都没法问，也搞不清是在哪儿走错了。正当我垂头丧气准备往回走的时候，这位女士突然叫住了我，说：“你能不能等几分钟，也许我能帮到你。”
她到停车场开来了她的车，请我坐上车后说：“我想我们开到比较热闹的地方去，可能会碰到认识外国人局的。”于是我们上路了，也许是因为太早，路上行人并不多，开了很远才问了两个人，却都说不知道。我不好意思想继续麻烦她，便想下车自己接着去打听，可她却执意不肯，带着我越开越远，到财政局、区政府等好几个有办公大楼的地方，让我认认是不是有我要找的外国人局，可惜都不对。最后，她把车开到了一个警察局，从值班警察那里她终于帮我找到了外国人局的详细地址，看到她拿着地址的高兴劲儿，好像是她自己要去外国人局办事一样！
拿到地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不仅忘了换乘车，甚至还记错了该下车的车站，提早下了好几站。这样开着车一通找，我们已经离她上班的地方很远了，她抱歉地告诉我她还要赶回去上班，否则她一定要送我去外国人局的。不过，她还是把我送到一个地铁站，又对我详细讲了一遍路线才准备开车离去。
我再三对她表示感谢，她却说：“这是应该的，如果我在你的国家迷了路，你和你的同胞也一定会这样帮助我的，对吗？”
我非常感动，可惜我的德语不好，无法表达，只能望着远去的车，向这位素不相识的德国女士默默承诺：你助人为乐的行为就是我的榜样！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2007年4月的一天，我飞往法兰克福。航班提前抵达，当时是早上5点40，我无法及时通知德国企业领导学院，所以没有人来接。下飞机后本想给法兰克福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可是觉得时间太早，担心影响别人休息，所以只好忍了。于是一人拖着行李在机场溜达，转了几圈觉得没意思，便决定自己乘火车前往目的地伊德斯达。德国企业领导学院给我在那里预定了饭店。
当我抵达伊德斯达火车站后，刚想去看路牌，一个德国老太太就走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我问她知不知道赫尔皇宫饭店，她说知道，而且陪我去找饭店。她在路上问我从哪里来，听说我来自中国，德国老太太立即兴奋起来。她告诉我，5年前她去过北京、西安、上海、桂林等地方，那里如何的好，对欧洲人来讲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就这样一边聊着一边把我送到了目的地。原以为她只是顺道指路，后来发现她原路返回了。
在德国，像上面的德国女士这样的“活雷锋”并不少见，所以在德国即使迷了路，也不用太担心。
2010年5月我和一代表团访问威斯巴登的NLP创新学院，从卢森堡一路开车过来需要两个多小时，抵达威斯巴登郊区的一个小镇时已经到了吃饭时间。我下车走到一家餐馆，问能否安排15个人吃饭。餐馆实在太小了，只能容纳10个人。餐馆老板问我是否可以加几张凳子，看我面有难色，他主动告诉我，离这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大的餐馆，他可以带我们过去。于是，他走到我们的车前告诉司机，让他跟车。餐馆老板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胖墩墩的样子，他开着自己的车领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自己开车回去了。出于好奇，有个团员问大餐馆的老板，你们是否很熟悉，他回答说：“我不认识他，但他可能认识我，因为这里是小镇上最大的餐馆。”
除了乐于助人，德国人的国民素质通过以下这件小事能得到更好的诠释。
有一天我与好朋友王先生去参观德国议会大厦，途经弗里德里大街，看见三个特殊的垃圾箱，王先生很好奇地问：“前面这三个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中国神六回收仓拿到德国展览了？”后来才知道，是装玻璃瓶的三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即白色、绿色和褐色。王先生问：“是不是一定装玻璃瓶？即使是玻璃瓶，会不会有人不守规矩乱扔呢？”我回答：“肯定是玻璃瓶，不会有人乱扔的。”王先生有些不相信，我说：“我把相机伸进去，拍出照片来给你看。”
刚把照相机伸进垃圾桶里，突然走过来一位牵着狗的德国老太太。她很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回答：“据说德国的垃圾分类搞得比较好，我们想验证是否属实。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想把这个经验介绍到中国，让同胞好好学习。”听了这话，老太太防松了警惕，笑道：“原来是这样。你的工作很有意义。不过，德国还远非完美。”说完便道别而去。我在垃圾箱里拍出了三张照片，王先生看后不由得信服，玻璃瓶果然按照颜色严格分装，没有一个乱扔的，我们后来甚至把头伸进去看，发现所有的瓶子果真一个颜色。
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去过德国的人可能都会说出类似的故事。其实，当今的德国并没有刻意宣传，可是却为何雷锋遍地呢？这恐怕得先从宗教找原因。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北部地区为新教，南部地区多为天主教），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是平等和博爱，让人追求真善美。通过长年累月的熏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帮助他人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一般而言，温和的宗教也都大同小异。佛教也如此，信佛的人大都比较善良，也更乐于助人。
其实，中国也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但国民素质却为何直线下降呢？主要还是真心信佛的人太少，其次是中国的佛经被歪曲了。宗教的本意是涤荡心灵，让精神找到依归，可是中国的佛教却被人为附加了很多功能，例如保佑自己长寿、平安、升官、发财、生子等。每年大年初一去雍和宫烧香的人需要排几个小时才能进得去，这些人都是为何而去呢？有多少人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心灵，又有多少人是为了世俗目的？长寿、平安、升官、发财、生子是为了自己还是为素不相识的人？这种利己的宗教行为在人们脑子中潜移默化造就了越来越多只顾及私利的人群。
那么，为何德国的宗教信仰没有被附加上这么多世俗功能呢？因为那里不存在或很少存在那些相关的问题。他们吃安全食品，可以长寿；他们治安情况不错，不必有过多的担心；在德国当官没有油水可捞，所以也没有必要非得当官不可；做生意并不需要与那么多政府部门打交道，只要你照章纳税就可以了；至于生育问题就不在话下了，想生多少就只管生，不仅没有限制，而且国家还鼓励。
虽然德国并不要求人人学雷锋，但雷锋精神却遍地都是，这与官员的行为有很大关系。由于德国具有完善的监督机制，所以任何官员都别想贪，但凡伸手必被捉。官员的工资收入只能勉强养家糊口，要想出国旅游都囊中羞涩，甚至有的市长下班后还要去做兼职补贴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