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遗址的进度尽管缓慢，但第一天就在几处小寺院遗址里发现许多佛教的壁画，拾得不少泥塑的小佛像、菩萨以及飞天像。次日，斯坦因转移阵地，对埋在沙底下2.5米深的一小群建筑物进行挖掘。在这里，同样找到了一些壁画，不过多数易碎，难以搬迁。与赫定一样，斯坦因最最渴望找到的是手写文稿。他以白银作为奖赏，鼓励第一个发现手稿的人。不到1小时，只听一声激动的欢呼声“卡特”（突厥语“文件”）。这份手稿是一张椭圆形的古老纸片，上面写着一种非印度语言的文字。此后，手稿不断有所发现，都是佛教的梵文经典。有些写于公元5至6世纪。斯坦因很快意识到，他们正在发掘的这群建筑物很可能是一座寺庙，其中有一个藏书库。
在一群显然是庙宇却充斥了沙子的建筑物里，斯坦因也有重要的发现。首先找到的是画在木板上的两幅画像，把其中较大的一幅画像上面的沙土小心地剥掉之后，上面所画的是人的形象，但头却画成戴着王冠的鼠头。画的显然是曾经拯救过和田的圣鼠之王。其次发掘出来的是两张写有婆罗门文字的碎纸片。斯坦因用冻僵了的手打开弄皱了的纸片，后来发现是公元8世纪官方和私人的契约。
发现的另一份文件是中文的，是一份要求归还一头驴于的请求书。请求书上写着精确的日期——大历十六年二月六日，即公元781年（公元781年为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79年为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疑当时不知道代宗继位更改年号之事。——注）。请求书上的地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读音，但指的是丹丹乌利克的原始名称。
圣诞节那天傍晚时分，斯坦因和他的雇工一起步行返回营帐。在一个沙丘脚下，他捡到一枚中国的古代钱币。斯坦因流连忘返，想多找到一些。当他在苍茫暮色中独自一人返回时，迷了路。在黑暗中迷路有在夜间冻死的危险。斯坦因趁着还能辨认自己的脚印，立即往回走。突然，在营帐东北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地方，从沙子中间露出来几天前他所见到的古墙遗迹。凭着记忆，他转向右方，沿着他所知道的主要是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沙丘顶峰线，向前移动，直到听见有人喊他的喊叫声为止。
次日，斯坦因开始挖掘昨晚曾经救过他命的那些废墟。在一座小店的遗址，找到一些手写文稿的碎片，还获得许多壁画和画着图的木板。在第二所建筑物底层，挖出了一个小窖，其中充满着用中文写的手稿。一部分手稿已腐朽不堪，其余的保存得很好。其中有两份借据，一份是借粮，另一份是借钱，两份写着相同的年代，相当于公元782年。
在同一座建筑物里，斯坦因还找到了三块画得十分精美的木板，其中的一块上面着一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另一个人跨着腿骑在双峰的骆驼背上。这匹马的骑手，年轻英俊的脸庞具有中印两国的混合特征，长长的黑发在头顶结成一个疏松的抓髻，踏在马镫上的脚穿着一双毡底高筒靴，很像当时中国新疆有钱人仍然穿着的那种靴，腰带上挂着一把几乎是笔直的刀，式样很像早年在波斯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使用的那样，马具和服饰酷似公元8世纪土耳其斯坦流行的样式。
在丹丹乌利克发掘20天之后，斯坦因辞退了劳工，带着满载文物的骆驼队，越过沙漠，前往凯利亚河，意欲逆流而上，到凯利亚绿洲去，希冀获得邻近的其他废墟的情况。斯坦因在凯利亚绿洲停留了5天。在这里，斯坦因听说，在尼雅北面的沙漠中，有一个毁灭了的城市。当地一个老人说，大约10年前，他亲眼看见过这些半埋在沙丘中的古老废墟。
1901年1月18日，斯坦因出发前往尼雅。沿着结冰的尼雅河，向北走了5天，白雪覆盖的昆仑山巅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了。首先出现在斯坦因面前的是两所颓塌的房屋，看起来与丹丹乌利克那种幽灵似的建筑物无甚区别，但要比丹丹乌利克更古老一些。
第一天，斯坦因仅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就找到5块刻有文字的木简，随后在其他房屋里，发现了更多的木简，而且大部分都保存完好。这些木简大都是楔形的，长度7至15英寸，用线索成对地连在一起。还有一些木简，带着陶土的封印。这些东西可能是用早年印度的泼拉克力脱语言写的官方命令和信件。
其后几天，斯坦因雇用了邻近村落的村民，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到达这里时首先看到的两所颓塌了的房屋上。从这些房屋里，发掘出不少古代文物，包括一张雕刻精美的凳子、一只古代的捕鼠器、一个鞋楦、一根手杖、一张弓、一片地毯和许多家用器具。
接着，斯坦因把他的发掘工作转移到离他的营帐以北两英里的地方，那坦克至少有6座废弃的建筑物，分布在方圆几英里的地面上。在一座废墟的沙面上，斯坦因发现，散布着许多木简，上面雕刻的文字已经晒得脱了色。他决定在此地发掘，很快就找到一块上有中文的木片，原来这是一个垃圾堆，臭气冲天，尽是些破碎的陶器、稻草、皮革的碎片，也发现了一层又一层的木简，总共有200片。
2月23日，斯坦因的远征队越过沙漠朝着东边的安迪尔河进发。7天之后，他们越过结冰的安迪尔河，面前出现熟悉的景象，成排的木柱耸立在沙漠之中，显示着昔日的繁荣，巨大的土墙围绕着废弃的建筑群，墙的顶部矗立着用砖砌成的胸墙，显然是为了防卫而构筑的。在以后的7天里，斯坦因雇佣的村民进行了紧张的发掘。每天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在一座佛教庙宇的遗址，斯坦因发掘出一尊与活人同样大小的灰泥塑像，塑像上的文字是古老的藏文，而那些写在黄纸上的文字是佛教的经文。
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是坐落在凯利亚河河口的喀拉同遗址。斯坦因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才到达这个湮没了的市镇。但是，连续挖掘了两天，几乎一无所获。
离开喀拉同，斯坦因来到位于和田以北沙漠中的拉瓦克。拉瓦克是大厦的意思。斯坦因的向导干脆把这个地方叫做“一所老房子”。但是，斯坦因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座巨塔，大部分埋没在约25英尺深的沙子里，其余部分露出地面。巨大的佛像头狼藉满地，惨不忍睹。斯坦因立即派人到最近的村子里雇佣帮工。在9天里，斯坦因的雇工们发掘出91尊巨大的佛陀与菩萨的塑像，还有许多较小的神像和一些小型的壁画：斯坦因感到万分遗憾的是，那些比活人还大的塑像，限于条件，无法撤走。他只好拍照，记录它们的位置，并把它们搬回原处，犹如一次真正的葬礼。
斯坦因在丝绸之路的第一次劫掠文物的活动，到此算是结束了。1901年4月，斯坦因带着他的驮戴着从丝绸之路上劫掠来的珍稀文物的骆驼队和马队，从拉瓦克出发回国。
斯坦因在丝绸之路上古城遗址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东方学学者第13届国际会议上特地通过一项决议，祝贺斯坦因所取得的令人惊异的伟大发现。迄今为止，西方的考古学者几乎把全部精力集注于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和见之于圣经的那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更没有想到在亚洲的腹地竟会有如此丰富、如此卓越的文化宝藏。
斯坦因的成功，使他从印度政府获得第二次远征的经费，也引起了巴黎、东京、纽约、柏林和圣彼得堡冒险家的兴趣。他们迫切要求政府派远征队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着他们须臾不可离弃的刺激。
1902年，德国和日本的文物强盗相继登场，投身于争夺丝绸之路财宝的激战。于是，一场劫掠中国文物的国际争夺战开始了。这场争夺战持续了25年，卷入的有英、法、美、俄、德、日等7个国家。这种劫掠异国文物的远征，有时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在争夺对某个遗址的挖掘权时，德国人与俄国人各不相让，几乎动武，后者威胁要用武力把前者驱逐出去。
德国的一些考古学者早就注视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猜测该地段可能是希腊古典艺术与亚洲佛教艺术的一个交汇点。不过，他们过分畏惧，在那会遇到的危险，不敢贸然前往。直到听说赫定平安归来、斯坦因弄到大量文物，才决定远征中国的西北地区，参加劫掠丝绸之路财宝的国际战争。这样，在柏林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里出现了斯坦因的第一批强大的竞争对手。以文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为首的德国远征队从柏林出发，前往中国。
德国人的第一次远征，是由军火大王弗特里·克虏伯资助的，选定的目标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吐鲁番。德国人把这次远征看做是一场赌博。因此，他们选择的遗址，比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那些遥远的遗址，要容易接近得多，而且较少受到破坏与劫掠。5年前，一个名叫克莱门茨的俄国学者曾到过那里，带回许多珍稀文物。据他说，在那个地方他至少看到，在130座石窟里有保存良好的壁画。
吐鲁番犹如沧海中的绿岛，坐落在天然凹地之中，它的边缘不是为海水而是为沙漠所包围，不毛的沙漠与肥沃的田地之间的分界，像海岸与海洋一样分明。它的北面屹立着冰雪覆盖的博格达山，人们从山上引进融化的雪水，经由深深的坎儿井，输送到田间，哺育着当地的居民。近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些绿洲荒废湮没了，沙土里埋着不少文物。
德国人的第一次远征，基本上是勘察性的，在往返的路程上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而用在探索与挖掘上的时间还不到5个月，但劫掠的文物仍装满了46箱，包括壁画、雕塑、手稿。第一次远征的收获在德国引起了轰动，甚至引起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注目。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筹措了一笔巨额经费，由克虏伯和威廉二世捐助，准备进行一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远征。由于戈伦维德尔教授健康状况欠佳，委员会选择艾伯特·范莱考克临时接替他的职务。
范莱考克的远征队包括他自己与西奥多·巴塔思，取道俄国，前往乌鲁木齐，最后到达吐鲁番。范莱考克的第一个目标是吐鲁番以东沙漠中的喀喇和卓，这里有一座古城废墟。戈伦维德尔曾经到达过这里，发现过许多壁画。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来到古城的中心去看一幅刚刚发现的壁画。这幅壁画画的是摩尼教创始人摩尼，头上围绕着光环，四周有男女教徒陪伴。摩尼是3世纪时的波斯人，约在25岁或30岁时，融合袄袄教、基督教、佛教的教义，形成新宗教信仰，以光明与黑暗象征善与恶，宣传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的对立，宣传善人死后可获幸福、恶人则须下地狱，自信力最后的先知。他被波斯王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神秘人物的画像以往从未发现过，弥足珍贵。
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带着一批雇工，拼命地发掘，从日出，有时提前到凌晨，一直干到日落。当雇工们领取当日的工资时，他们还得忙着记录与包装这天的收获。使人窒息的尘土飞扬，每天晚上从支气管中往往咳出许多黏硬的黄尘，加上未曾遇到过的酷热、极其单调的饭食……尽管如此，德国人在喀喇和卓所获甚丰，盗取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他们在这里的惊人发现是一座小型的景教教堂，其中有一幅塑画的残余，描绘的可能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祈祷仪式，参加的有一个僧侣与一些手持树枝杖者。但是，他们在喀喇和卓所劫掠的大部分是钱币、丝绸及其他织品的碎片，以及许多经书的碎片。
柏孜克里克石窟创建于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末期，迄于元代（公元1271-1368年），是位于吐鲁番城东北约50公里处的著名石窟。其中大部分石窟采取开凿石崖与土坯砌建并用的建筑形式，可谓匠心独具。当范莱考克与巴塔思来到这个遥远的荒漠地区时，虽已走到寺庙的跟前，却难以发现它的所在，一系列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佛堂构成一块狭长的台地，高耸在悬崖峭壁的正面。两个德国人爬上一条通往峭壁绝顶的盘旋小道，再沿着峭壁前进，一直走到陡峭的梯道，然后顺着梯道下去，才到达约30英尺以下的佛堂。只有从一个地方才可以看见这群蜂房似的石窟，但在那个地方却筑了一道墙，挡住了过往行人的视线。
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把他们的宿营地设立在石窟南端的一座旧庙里，庙里的壁画被烟火熏坏了。范莱考克决定先从阶梯北端的那些石窟下手，它们并没有被流沙埋没。范莱考克沿着紧靠墙壁的沙堆摇摇晃晃地往上爬，沙土不时从他后边滚落下来，蓦然他看见左右两边的壁画，壁画是用各种颜色描绘的，光彩夺目。两个德国人仔细地观察壁画后，郑重其事地握手称庆。范莱考克后来说，“既然我们得到这些壁画，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清除沙土之后，德国人在人口的两旁发现每边各有三幅比真人还高的壁画，画的是印度僧侣，身穿黄袍，还画着身穿紫袍的人，显然来自东亚。这些人像，惟妙惟肖，几可乱真。沿着走廊继续向前挖掘，在沙土底下又发现15尊巨大的佛像。
范莱考克大喜过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佛堂里的每一幅壁画都割切下来，运到柏林去。德国人先用极其锐利的刀子沿着壁画的四周剖开，刀子一直穿到壁画的深处，然后在画的旁边岩石上挖出一个足以使狐尾锯插入的窟窿。当表层摇摇欲坠时，就叫雇来的人把铺着毛毡的木板贴在将要切下的壁画上。被锯开的壁画连同木板从墙上移开，最后平放在木板上。在板上，先铺上一层于草，再铺上一层毛毡。最后再铺上棉絮，另外用一层棉絮铺画的背，大的壁画要先锯成数片，锯的时候尽量绕开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当你有幸浏览柏孜克里克石窟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劫掠壁画时所留下的刀痕及空白处，它们都无声地控诉着帝国主义强盗的卑劣行径。
德国文物强盗在另一处佛教庙宇遗址也进行了发掘，不仅发现了刺绣品，而且找到了更多的壁画。紧接着，德国远征队转移到吐峪沟，从村子沿河向上走，坍毁的庙宇几乎随处可见。在一座石窟庙堂，范莱考克发现了一间密室，藏有许多宗教经典。德国人足足装了两麻包。
这伙由德皇资助的强盗在敦煌劫掠了多少文物？据粗略统计，第一次远征盗得文物46箱。第二次远征劫掠文物100余箱：第三次远征所获得的文物总共达128箱，仅编目、公布、陈列这批文物，就用去了6年的时间。
斯坦因的第二次远征始于1906年夏季，时间预定为2年又7个月，主要目标是赫定发现的楼兰遗址。这次劫掠文物的活动，由英国博物馆与印度政府资助，盗取的文物由两家按出资的比例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