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着名的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奠基者。1811年6月11日，他出生于斯韦阿博尔格城，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组织过学生进步文学团体，1832年被开除。1833年起，他为《望远镜》杂志及其增刊《杂谈报》撰稿并参与编辑，开始文学评论工作，1834年发表着名论文《文学的幻想》，引起轰动。此后，他不断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书评，对当时俄国文化领域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独到的评论。他的文学评论以高度的原则性、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艺术分析见长，在俄国和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滚滚的奔萨河，穿过一个城市宽阔的广场。在它的岸边，排列着各种木质的、石头的、不同风格的建筑。这是奔萨省城的中心。一条条街道从这里通往四面八方。广场的后边，越过几座简陋的石头房子，有一片白桦树林。河的对岸不远处，是一座座低矮的山岗。山岗上长着一片苍翠的松林。就在这个广场到山岗松林之间的弯曲小道上，经常徘徊着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他中等个儿，瘦瘦的，头发黄中带黑，眉宇间流露出一股刚毅、严肃、多少有点孤僻的神情。
他，就是童年时代的别林斯基。今天，他又一次从学校里跑出来，偷偷地看冯·耶尔金科的《人生与哲学》。其中一段精彩的论述深深地吸引了他：
“……人生有青少年、中年与老年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应该有着不同的追求。青少年时代应追求上进，中年时代应追求成功，老年时代应做到知足常乐。”
别林斯基抬起头，望着山冈上那片郁郁葱葱的松林，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决心在人生的前两个阶段有所作为，到了老年才能不感到枉度此生。然而，别林斯基在“上进之年”，却遇到了说不尽的寒酸、贫穷与不幸；“成功之年”却遭到了种种诽谤、打击与饥寒。极度的劳累与贫困，使他没有能活到“常乐之年”，仅37岁便离开了人间。但是，他为人类留下的极丰富的精神财富和他那种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像一尊丰碑，永存人间。
苏共领导人谢·米·基洛夫在纪念别林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全世界宣布道：“他为追求真理而奋斗，如饥似渴、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地探索真理，他那宏亮的声音像号角一样，响彻在整个黑暗的时代。”
1829年9月21日，别林斯基考入了莫斯科大学，终于结束了他苦难的中学生活。
别林斯基的中学并没有上完，他是被学校开除的。1825年夏天，年仅14岁的别林斯基便离开自己的家乡和父母，来到奔萨省城读中学。他的家境很穷，穿着非常破旧，同学们都“不记得有谁关心过他”，也“不记得他的父亲到奔萨来看过他”，“显得可怜巴巴，像个弃儿的样子”。但是，别林斯基有着坚毅的目光和果敢的性格，他好像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关心似的，勇敢地走自己的路。
当时，中学的大部分教师才智低下，又无教学经验，讲课内容陈腐、古老和死板。别林斯基恨透了这种沉闷的学校空气，因此，他常常缺课，跑到郊外的树林中去埋头学习诗歌、文学、美学、哲学等方面的书。那时，整个奔萨城没有一个图书馆，只有奔萨中学有一些藏书。别林斯基凡得到一些好书，或一些好的章节，都孜孜不倦地把它们抄写下来。在寒冷的冬天，他独自躲在宿舍里，一刻不停地看啊、抄啊。没有凳子坐，他就坐在装克瓦斯的桶上。没有桌子，他就趴在破旧的木床上。冷得手脚麻木时，便站起来，在屋里跑几圈儿。等同学们下课回来，别林斯基就溜出校门，在大街上信步走着，并不时地到一些贫民的家里讨口饭吃、喝点开水，暖暖身子。1831年，别林斯基在家信中写道：“……我在上中学时，生活困难极了，常常在肮脏的大街上徘徊，到那些破陋的院子里串门，经常同下等人在一起。”
别林斯基在贫苦中度过了中学的3年多时间。1829年2月，中学校长普罗托波夫在各门功课成绩不佳的别林斯基名下批道：“该学生因旷课不准升级。”不久，学校宣布：别林斯基“因旷课太多”，予以除名。别林斯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中学生活。
别林斯基进了莫斯科大学以后，由于生活极端贫困，便申请“公费生”。其实，“公费生”的生活条件也是十分差的，15~20人一个宿舍。别林斯基对他的大学生活有一段十分详细的描述：
“我们很多人住在一起，一张书桌挨着一张书桌，不仅能看清邻桌读的是什么书，而且连书中的标点符号都看得非常清楚。拥挤、喧嚷、笑闹、争吵，有人走路、有人唱歌、有人拉奏乐器、有人大声朗读。试问，这样的环境怎样去读书？
“食堂的伙食十分糟糕，令人难以下咽。我真奇怪，我们天天吃着臭鱼烂虾、死牲畜的臭肉、带蛆的肉汤，为什么竟没有害霍乱而死？公费生与自费生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公费生天天都受着当局的监督，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注意；自费生却自由自在，学校几乎管不着他们……当霍乱流行快要终止的时候，我有两夜或者三夜没有在宿舍里过夜。有一天因为一件事我去找公费总监谢普金，他骂起我来，说由于外宿要把我这个坏蛋送去充军，并用鄙夷的口气把我撵出宿舍。这种语言使我感到非常难受。”
公费生受屈辱的处境和恶劣的衣食、住所，使别林斯基越来越难以忍受。他穿的大衣和制服都是霉坏了的呢子做成的，穿不了多久就成了碎片。他为了保持体面的外表，伤透了脑筋。呢子衣服又薄又烂，根本无法抵御风寒。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公费学生住医院的很多，大多数人的疾病都是由于风寒引起的，如风湿病、咳嗽和肺炎。一切都是公费大衣的恩赐。该诅咒的公费！”
有一次，父母托别人给他带去4个卢布，需要别林斯基上那个人家去取。由于没有外衣，里边又穿得十分破烂，实在不好意思上那个人家去，但又急着用钱。于是，他向伊舒京借了一条裤子和一个坎肩；向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借了燕尾服，还借了套鞋；又向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借了大衣和便帽，才离开了学校。
1830年6月18日，学年结束后，同乡们在商量着回家的事情，别林斯基却十分伤心。他不仅被留级了，而且还得苦苦地思索着到哪里去做工才能挣上一点“外快”，凑上一份回家的路费。他终于回到了家里。没想到假满返校时，校长和公费总监对他迎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他返校太迟，并警告他：“如果再有不轨行为，立即开除！”
莫斯科大学曾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赫尔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等着名人物，都曾在这学习过。别林斯基讨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他思想活跃，不受旧的教学与学习方法的束缚，像在中学里一样，常常一头钻进书籍和杂志堆里，埋头自学，全不把官方的课程放在心上。1830年，他参加了莫斯科大学进步学生组织的文学与社会团体的活动，大力宣扬反对农奴制度，提倡人道主义的思想。这一年的9月至12月间，别林斯基编写出悲剧《德米特里·卡里宁》。在这个作品里，他怀着一颗热爱真理的炽热的心和痛恨人间不平的强烈义愤，相当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那些拥有生杀予夺之权、专门残害同类的人的残暴行为。同时，作者的笔锋也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因为这一点，别林斯基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别林斯基的这部剧本受到书刊审查委员会的严厉指责。一天，别林斯基被一个士兵带到了书刊审查委员会。他走以后，同学们都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大家都为他这部戏剧的命运担忧。终于，房门被推开了，同学们看见别林斯基面色苍白，一进门，便一头扑在床上。
“怎么啦？怎么回事？”同学们被吓得惊呆了，着急地问道。
“我完了、彻底完了！”别林斯基捂着脸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才告诉同学们，他在书刊审查委员会上受到了严厉训斥，当局说要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后来，莫斯科大学怕给学校脸上抹黑，才把这件事压了下去。这对别林斯基来说，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由于饮食恶劣和精神上的痛苦，别林斯基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1831年上半年，他住了3次院。暑期考试以后，他病得更厉害了。8月5日至19日，他住在校医院里，胸部和肋部十分疼痛，咳嗽得喘不过气来，整宿不能入睡。但是，校医院的一个主治医生竟说他的病是装的，对他冷嘲热讽，甚至不给饭吃。别林斯基骂他为“没有人性的畜牲”。他住在医院里，又痛苦、又孤独，无人照应，同学们都回家去了。别的病人常常有亲人前来探望，送来营养食品、换洗的衣服，而别林斯基的床前是从来没有人来看一眼的。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别林斯基想到这种孤独、痛苦的生活，不免落下泪来，但他从来不让别人看见。
由于长期疾病缠身，期终考试时，别林斯基的俄语和拉丁语得了3分，其余的课得了2分或1分。1831年9月24日，文学系在向学校递交的报告上写道：“公费生别林斯基因成绩不佳，继续留级。”
别林斯基经过两次留级，连2年级都没有升上。1832年1月5日，他又得了重病，住进了校医院，直到5月6日才出院。他说：“我住三四个月医院，缺的课太多，特别是语言课缺课太多，为了补上所缺的课程，我只好在整个暑假期间不分日夜地读书。”他不停地干咳，肋部和肝部疼痛难忍。每当走上陡斜的楼梯，他气都喘不上来。为了补考，他拼死拼活地学习。
然而，学校当局还是没有放过他。1832年9月27日，莫斯科大学作出决定：“公费生别林斯基因为学习成绩太差，并且品行不端，被开除出校。”
别林斯基十分清楚，他被开除，是当局根据他有自由思想和热爱自由、反对农奴制度的行为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品行不端”，不就是指的这些吗？
别林斯基被开除以后，又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离开学校时，校方将他公费的学生服也要回去了。他没有一文钱，没有一身衣服，找不到工作。艰难的生活又在等待着他。但是，“灾祸与不幸造成的痛苦处境”并未使他灰心丧气。正是这些灾祸与不幸的打击，才锻炼和培养了他坚定不屈的刚烈性格。1833年9月20日，他给母亲写信说：
“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丧失信心。残酷的命运无论对我如何打击，我的良心是无愧的，我坚信这样的遭遇是不会长久的。我并不愚笨，也见过一些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我比较刚强，所以永远不会完蛋。我从切身的经验中体验到：不幸的处境是最能锻炼人的。我并不担心我的将来，我自己检查了自己的一生，虽然不无痛苦地看到我没有做出什么有益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我没有做过任何卑鄙龌龊的事情，没干过任何损人的事情。因此，我决不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一个人在贫困和遭受到厄运的时候，能说出这种自豪的语言，这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啊！
离开了莫斯科大学，别林斯基掉进了“无依无靠的人间海洋”。生活没有着落，连个住处都没有，怎么办？他决定还是留在莫斯科，在俄国的报刊上试一试身手。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一家不出名的新刊物《杂刊》上发表过一些习作。他住到一个亲戚家里，用仅剩的几个钱买了一部4卷本的法文小说，将它用俄文翻译过来，从1832年9月到12月，他日日夜夜，拼命地干。可是，命运像专门捉弄他似的。他还没有翻译完，就看到一则广告，说这部小说已被另外一个人翻译完毕，而且即将出版。3个月的辛苦和艰巨的劳动，换来的竟是一堆无用的废纸。
幸运的是，1833年2月中旬，他认识了年轻的教授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纳杰日金。尼古拉原是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当他来到莫斯科时，也是一个穷苦的流浪汉，既无职业，又无个人财产，也没有门路。他靠自己奋斗，为自己闯出了一条生路。也许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尼古拉十分同情别林斯基的遭遇，便邀请这个正在遭受生活磨难的小伙子为自己主办的《望远镜》杂志撰写稿件和翻译文章。《望远镜》杂志及其副刊《杂谈报》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出版界中影响很大。赫尔岑、冈察洛夫、斯坦凯维奇都是从这里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普希金、波列扎耶夫也都时常在这里发表文章。一个多月以后，即3月18日，《杂谈报》发表了别林斯基的第一篇译作《莱比锡之战》。从此，他日日夜夜地工作。他在5月21日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不停地写、翻译、看校样，总而言之，忙得不可开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