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辜鸿铭向西方输出中国文化，绝对是近代史上中国的第一人，他在这上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中国学的批评。二是把儒家重要经典翻译到西方。三是向西方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这三方面从学理路径上来说，可以说是一体的，是一个较一个进步、深入的过程。
辜鸿铭还在欧洲求学的时期，就已经接触到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只不过介质是当时西方人译介的一些汉文着作。这些西方人的汉文译着，应当说对传播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尤其是一些精通汉语、对中国文化造诣深的人。不过，当辜鸿铭从欧洲求学回来，开始系统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他发现，当时在西方传播的关于中国文化译介的书籍，存在大量的偏颇乃至错误。
就拿当时英国传教士、着名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为例，他是当时译介中国传统文化用力最多、成就也最大的西方学者。他在中国改良派思想家王韬等人的大力帮助下，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翻译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其他译作还有《离骚》等等，此外，还撰写了不少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大量文章。他的这些译作和着作在当时的西方影响非常大、流传也非常广。可以说，当时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多数就是来自理雅各的这些作品。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对此也有所闻知。应该说，理雅各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理雅各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理解，多数流于表层，实际上并没有深入到儒家文化的内核，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误理解。
辜鸿铭留学归来，对中国儒家文化接触日深之后，觉得有必要对西方人对儒家经典研究中的错误进行纠正。1883年，居住于香港的他，就写了《中国学》这篇文章，较系统地分析了当时西方的汉学译着里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同时还指出这些西方汉学家从以西方为自我中心出发的对中国儒家经典的态度，存在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种态度，带来他们在研究方法、理解角度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国人就中国学研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后，辜鸿铭可以说终身保持了对世界上中国学研究的关注和批判。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有《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个大汉学家》等等。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学的研究，对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于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更是功莫大焉。
随着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也随着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步深入了解，他深深感到，有必要给西方人提供一个能真正全面深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译本，要让这些新的译本去取代那些西方汉学家粗陋乃至给人误导的汉学译着。说干就干，鉴于儒家经典在西方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同时，辜鸿铭也认为儒家经典也是真正代表中国最优秀文化的首选代表，于是他决定就从儒家经典入手翻译。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辜鸿铭陆续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着作。他是中国第一个将这些儒家经典译成英文的人。本着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他的翻译态度甚是严谨。他的翻译也非常有特色，可以说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由于他对西方文化的透彻全面理解，他从西方读者的知识结构出发，在译文中采取了用西方贤哲、西方经典的话语诠释儒家经典的方法，使西方读者读起来丝毫没有理解上的困难，同时也让西方读者明白，中国儒家经典与西方贤哲、西方经典拥有同等地位。当他在阐述儒家经典时，就常常引用莎士比亚、歌德，乃至引用《圣经》里的话语来进行阐述。比如，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书名的主标题下有这样一行专门的说明文字：“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开创性的译法。甚至有时为了能让西方读者理解，也为了能切中西方文化的短处或者弊端，他在对儒家经典扎实理解的基础上，在译文中进行了“再创作”，这些创造性翻译的内容，很好地将西方文化和儒家经典结合了起来，让读者看到了中西文化“和而不同、异而相容”的精彩一面，也让西方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儒家经典给予西方以启迪的方面。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英文写作的高超水准，使得他的译着充分体现了英文的高雅、优美，不仅仅达到了译文“信、达、雅”的高要求，而且，如果完全把它作为英文着作来欣赏的话，你会发现，它比英文世界里的任何名着都不逊色。据称，自从辜鸿铭在西方成名之后，他翻译的中国典籍一经出版，各国就争相传译，以能最早一睹为快。也就是自辜鸿铭的儒家经典译着在西方流传开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另眼相看，从以往的猎奇、一知半解，到真正开始用一种崇敬的姿态对待中国文化。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可以说，通过他，中国文化在19世纪末开始有了和西方文化对等的交流。在当时屡遭西方列强军事打击下，对于中国人还能保持一种文化上的自信、自尊，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在向西方翻译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多年对中国文化潜心研究的辜鸿铭，将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那就是：全面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优异，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对解决当下世界上各种危机的智慧看法。辜鸿铭开始了在世界文化、世界局势的大背景下，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步伐。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清流传》《春秋大义》等着作中。
《清流传》的英文书名直译是“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这自然又是辜鸿铭独创性的便于西方读者理解的书名）。该书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政权组织，以及其政治运作模式；还介绍了当时中国上下为了中国的进步发展，做出的各种政治行为，其中特意介绍了他一生所尊敬的张之洞的所作所为。通过《清流传》，辜鸿铭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向上的追求，展现了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国的贡献，展现了一个奋力拼搏的民族的形象。该书对于纠正西方对中国腐朽落后、保守迟暮的看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意在向西方讲述中国文明价值的着作，该书充分反映辜鸿铭的文化思想。该书的英文名是“中国人的精神”。和翻译儒家经典一样，辜鸿铭以当时西方读者的思维模式出发，对中国的主要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描述、解释，并叙述了其在当下世界的具体运用。该书既有宏观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解释，也有对生活中的个人和具体事件的直观分析。尤其是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及其未来走向的文化分析，深得西方人喜爱，尤其是德国人的喜爱。辜鸿铭认为，这次大战的爆发，英、法、德、奥都有责任，不是单方的原因引起的，大战爆发的起因深植于西方文化中的“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群氓崇拜”即英国政治由大量平民和商业人士控制，因为英国的政治走向，是取决于这些众多人口的选票的，所以英国呈现的是对众人的听从，乃至膜拜的现象。而这些人却由于无休止的贪欲，比如因对财富的无限索求，而扩张殖民地，肆意对他国掠夺等等，这样一步步将英国推向了战争的境地。
德国则对英国的这一“群氓崇拜”产生恐惧，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英国在“群氓”推动之下对德国的威胁。由此，德国认为，只有加紧壮大自己的武力，方能抵御英国的威胁，从而在德国生出一种“武力崇拜”。
以上的一切，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过于注重物质文明的追求所导致。因为物质文明的追求必然导致向外的扩张、占有，所以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的必然结果，是避免不了的。
由此，辜鸿铭认为，这次大战实际上是欧洲文明的破产征兆。
而以上一切问题要最终解决，则必须要引入中国文化，未来的世界将必定是中国文化有大作用的世界。因为，中国的文化，讲求的是人的身、心、灵的修养和完善，着重的是人的精神方面的追求。这种精神方面的追求指向是朝内的，这种朝内，是一种人性的自我修炼，不会导致向外索求。中国人在这种向内的追求中，能在与人类与生俱来无休止的欲望作斗争中获得胜利，能战胜自己人性恶的一面。这一切，正是西方文明亟须向中国文明学习的一面。
辜鸿铭的晚年，当他在五四运动后的时代里日益受到国人的无视之后，还是不放弃对中国的文化宣扬，多次东渡日本，讲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不懈的努力和坚守，堪称20世纪中国悲壮的一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