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由于人民的不满情绪，军国主义是必要的，它是文明的庇护者与扞卫者——一种权力范围内的力量。用丁尼生中世纪的话来说，它的真正作用在于：
“打倒异教徒，扞卫救世主。”即打倒暴虐、野蛮与混乱。可是后来欧洲的军国主义却不被用来对付混乱与野蛮，反而用来对抗真正的文明，反对中国人民的好政府。这种欧洲军国主义愈是被滥用，其所耗资的负担就只会愈加沉重。
因此，对于欧洲人民来说，要想逃脱被其军国主义负担所压垮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为获得我们称之为的那种普遍自由主义名义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斗争。但欧洲人民要实现这一点，很难说清要花多长时间。就我个人看来，上世纪欧洲的那种自由主义确已衰退。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在谈到他那个时代英国的自由主义时，说他惊奇地发现其已变成一种实际的政治独裁。我以为今天欧洲那种自由主义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独裁：一种“养尊处优集团”的独裁。前一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是有文化教养的，今日的自由主义则丧失了文化教养。过去的自由主义读书并且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自由主义惯用语。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
如果能设想一个在上世纪不得不行杀死国王、险些推翻王权暴举的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再生今日，那么他肯定会用莎士比亚作品中“布鲁图斯”（Brutus）的话来告诫今天的假自由主义者：
难道我们打击世间的一流人物
只是为了助纣为虐吗？难道我们现在
以卑鄙的行贿玷污我们的手指
出卖我们廉耻的广阔空间
只是为了换取可能得到的这么一堆垃圾吗？
我宁愿做条狗去吠月，
也绝不做这样一个罗马人！
然而，我们却不必绝望。我相信目前的所谓“殖民地政策”运动在欧洲的最终结果，将会是真正自由主义的复兴。基佐先生在其关于欧洲文明的演讲中，谈到中世纪基督教远征的动机以及其对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影响时说：
“对于最初的编年史家，及其他们笔下的十字军的最初成员来说，穆斯林教徒是他们憎恶和鄙视的唯一目标；显而易见，那些如此谈论他们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后来的十字军参加者的历史，说起来就十分不同了；很清楚，他们已不再将其看作怪物；并且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他们的观念中去；他们彼此住在一起；在他们之间一种勾通关系甚至某种同情已然建立。”因此，基佐先生接着说，双方的灵魂尤其是十字军战士的灵魂，已经从因无知而产生的那些偏见中解放了出来。最后他说：“所以，这是向通往，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迈进。”
欧洲这一称作“殖民政策的现代远征”，在欧美终将完成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而这种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又终将产生一种全球性的真正的天主教文明；这一文明不建立在一个仅仅依赖人的希冀与敬畏情绪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而建立在依赖人的平静理性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上。它的法令不是出自于外在的某种强力或权威，而是像孟子所说的，出自于人类生来热爱仁慈、正义、秩序、真理和诚实本性的内在之爱。
在新的文明之下，受教育者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可以自由地做正确的事情。农奴或没有教养的人所以不做错事，是因为他害怕世间的皮鞭或警棍以及死后阴间的地狱炼火。而新的文明之中的自由者则是那种既不需皮鞭警棍，也不需地狱炼火的人。他行为端正是因为他喜欢去为善；他不做错事，也不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或胆怯，而是因为他讨厌为恶。在生活品行的所有细则上，他循规蹈矩不是由于外在的权威，而是听从于内在的理性与良心的使唤。没有统治者他能够生存，可无法无道他则活不下去。因此，中国人把有教养的先生称作君子（“君”相当于德文Koenig，或英文“King”，“a kinglet”，即一个“小王”）。
美国人爱默生谈到他访问英国和卡莱尔一起参观Stonehenge这座英国最古老的纪念碑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说：“星期天我们在雨地里谈了许多。我的朋友们问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美国人——拥有一种美国思想的美国人。由此我想到的既不是各政党会议，也不是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阁员，不是诸如此类想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最单纯的灵魂。于是我说：‘当然有的；不过拥有那种思想的美国人是些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我恐怕这种思想你们英国人是不爱听的，或许只会觉得荒谬可笑，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于是我谈起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义。我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有为了这一真理而勇敢地站起来扞卫的人。我很清楚，再没有比这种勇敢更能博得我的敬意了。我能很容易地看到那可鄙的滑瞠枪崇拜的破产，这就像上帝的存在一样无疑。不必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正如杜·克罗斯谈及现代自由主义将依赖于“理性胚芽”的滋长一样，人类未来的文明就在于爱默生的这种美国人的思想之中。进而言之，爱默生这种美国人的思想又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在此，它包含了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而要解决这一难题，既不完全依赖于国会，也不完全依赖于议会，既不依赖于皇帝、国王，也不依赖于内阁大员。解决它的办法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即需要具备在欧美发现的那种最单纯的灵魂。诗人们曾为这种新的文明唱过赞歌。那个自称为人类精神解放而战的德国骑士海涅唱道：
一首歌，一首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给你们写出它来：
让我们在这人间
建立起上帝的天国。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唱道：
让我们祈祷它的来临，
它将为那一切而来，
为了理性和价值遍及大地
可能带来生机和那一切：
为那一切，为那一切
它仍将为那一切而来。
在这广阔的大地上，
人与人之间应该亲如兄弟。
最后，法国人贝朗热（Béranger）在幻境中看到了他所谓的神圣同盟（Saint oalliance des Peuples）并且唱道：
我目睹和平徐徐降临，
她把金色的花朵麦穗撒满大地：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
她抑制了使人昏厥的战争霹雳。
啊！她说，同样都是好汉，
法、英、比、俄、德人，
去组成一个神圣同盟，
拉起你的手吧！
中国古典的精髓
我曾经在我的论文《中国问题》中，就这样一个问题作了论述，即中国文化的目的、中国教育的精神就在于创造新的社会。
欧美的许多无识之辈动辄断言，中国的学说里缺少“进步”的概念。然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深信，表现在中国古典学说中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正是“秩序和进步”。《四书》里的《中庸》一篇，若我将其英译就是“Universal Order”（普遍的秩序），《中庸》有这样一句：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因此，依照孔子的教义，即便将此句解释为“文化的目的，不仅在于人类，而且在于使所有被创造的事物都能得到充分地成长和发展”，也并不算过分。在这里，难道看不出真正的发展、进步的精神吗？只有先确立秩序（道德秩序），然后，社会的发展就会自然地发生，在无秩序（无道德秩序）的地方，真正的或实际的进步是不可能有的。
欧洲人以前犯过，至今仍在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抛开道德秩序去追求进步。就像建造巴比伦塔的古代人一样，他们一心将他们摩天大楼式的文明往高处一个劲地筑，而无视自然法则的存在，结果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的那种摩天楼式的文明正在走向崩溃了。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进步”这个明确而贴切的概念是俨然存在着的，如果看看《大学》，就能得到证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所谓大学，并不像理雅各博士所译成的那样是“伟大的学问”，而实际上指的是高等的教育。无独有偶，法国的孟德斯鸠也讲了这样一段相同意义的话：“我们学习知识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我们本性的美好，并使我们变得更加理智。”
纽约《国民报》的记者，艾曼·艾奇·赫斯奇黑恩先生在批评美国教育界的现状时说：“我有一朋友，他在大学里当教授。他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有一次问学生，为什么对哲学，尤其是对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实用主义不太关心？学生回答说，哲学与人生的主要追求，即同对金钱的追求没有太大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研究在于产业和工艺的东西那一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和近代欧洲在“进步”这个概念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机械工业的发达，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人的进步，人的灵魂的、理智的进步，《大学》中尤其强调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社会是高级教育的最终目的。若引用公元前一千七百六十年前后的皇帝成汤的《盘铭》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可以加深对《大学》的理解。
并且，这段铭文以文王说的“作新民”来结束全文。
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有人讲在中国的经典中缺少进步这一概念的话语了吧。有关欧美各大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我少时不太清楚，以至于一个欧洲人问我，将来最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时，我当即不假思索地回答为当绅士。实际上，欧美各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能够生存而不在于让人们如何去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它所给予人们的教育是让人们怎样在社会上谋取一个职位。
伊顿公学校长奥斯卡·布拉乌尼格先生在其着述《教育论》上，有如下的文字：“受过完好教育的人在充满物质欲的财界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想想看，受过完好教育的人居然在财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由此，我们就能容易地看出欧洲文明的致命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在古代中国，受过完好教育的人必能在社会上得到相应的地位。因为我们明白，高等教育的目的无论如何也不单是为了能够使人们得到怎样生存的知识，不像爱默生所说的那样仅仅“为了糊口”，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社会。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要再重复说一下我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经典里，“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秩序与发展”，教育不在于知识的积蓄而在于知性的发达。有知性就有了秩序，有秩序一道德秩序，就有了社会的进步，中国语言中“文明”虽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从其文字构成来看，它由“美好和智慧”，组合而成，即美好和智慧的东西就是文明。
只有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才会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思想中缺乏进步的概念，而认为西方摩天大楼式的文明才是唯一的最高级的文明。他们并没有透彻地理解“进步与发达”的真正含义。不把教育的目的放在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的欧美教育，同汽车驾驶员训练学校没有什么差别，它虽然培养出了驾驶员，但却没有培养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没有培养出使社会得到真正的进步与发展的人。一个不能使人们得到完美教育的文明，在本质上是不能和中国文明同日而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