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们看看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特征——缺乏精确，约瑟·史密斯因为向世人揭示了它而闻名。那么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缺乏精确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要再次强调，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细和敏感的微妙平衡。它不像是坚硬、僵化、严格的仪器头脑或者是理性。你不可能像用仪器头脑或者理性一样，用心灵也作如此稳定、如此严格的思考。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中国毛笔，这种柔软的刷子，可以作为中国心灵的符号。它非常难于书写和作画，可一旦你掌握它的用法，你能用它比用一种硬钢笔都无法做到的优美和雅致来书写和作画。
上面是与中国人生活相关的一些简单事实，任何人，即便不了解中国人，也能通过调查这些事实进行观察和了解，我觉得，我所说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假设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儿童般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都非常原始。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大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至今在许多方面还很原始，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这个事实让很多住在中国的浅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文明并不进步，中国文明是停滞的。然而，应该承认，就纯粹的知识生活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属于发育不良的人。你们知道，中国人不但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纯粹抽象科学比如数学、逻章和形而上学方面也进步很小甚至等于无。事实上，欧洲语言中“科学”和“逻章”这两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精确的对应词。如同过着心灵生活的孩子，中国人对抽象科学没有兴趣，因为心灵和感受不参与这些领域。事实上，任何与心灵和感受无关的事情，比如统计报表，很多中国人都感到厌恶。但是，假如说统计报表和纯粹抽象的科学让中国人非常厌恶，那么欧洲正在研究的自然科学，要求你把活的动物身体分解切碎来验证科学理论，则让中国人产生排斥和恐惧。
我要说，就纯粹的知识生活而言，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育不良的。至今，中国人还过着儿童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在这方面，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古老，但直到今天还是儿童似的民族。但重要的是，你应该记住这个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儿童似的民族，虽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非常原始，但却有原始人那里找不到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种心灵和理性的力量使他们能成功地处理复杂而艰难的社会生活、政府和文明的问题，这里我斗胆说，古代和现代的欧洲国家没能这样明显地达到这样一种成功——这种成功是如此突出，以至在实践上和现实中使亚洲大陆的绝大部分人口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中维持了和平与秩序。
事实上，我在此想说的是，中国人的非凡特性不单是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所有的原始人都是过着心灵生活。就我们所知，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也过着心灵的生活。马修·阿诺德说：“中世纪基督教诗人靠心灵和想象生活。”而我在这里想要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虽然是过着心灵生活、儿童似的生活，但同时还具有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或者是别的原始人身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就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拥有成人理性而存活了如此久的民族而言，在于他们依然过着一种儿童似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因此，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简而言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的非凡特性，就在于他们拥有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又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单地说，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远年轻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中国民族不朽的秘密是什么？你应该记得在论述开始时，我说过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我说，这种真正的人类智慧是两种东西——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结合的产物。这是心灵和头脑的和谐工作。简言之，就是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远年轻、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不朽的秘密就是这种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
现在，你们会问我，中国人从哪里又如何获得这种民族不朽的秘密——灵魂和心智的绝妙组合，使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种族过着一种永远年轻的生活。答案当然是来自他们的文明。不过，你们不能指望我在这安排好的时间里为你们就中国文明作一个演讲。但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些与我们所论述的主题有关的中国文明的事情。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这里请让我引用着名艺术批评家伯纳德·贝伦森先生的一个绝妙说法：“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成为科学的致命倾向，我们极少有名着是在没有利益分割的战场留下的痕迹。”现在，我要说的是，欧洲文明，正如贝伦森先生所言的欧洲艺术，是利益分割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分割利益的不停战争，另一方面是信仰和哲学的战争；事实上这是头脑与心灵、灵魂与心智不断冲突的战场。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没有过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一个本质上十分不同的地方。
换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欧洲，人们有一种满足于心灵而不是头脑的宗教，有一种满足他们头脑而忽视心灵的哲学。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确实，在中国即使一般民众也没有认真地看待宗教。我这里指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寺庙，典礼和仪式与其说是教化不如说是娱乐；可以说，他们触动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不是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感；事实上他们更多的是在诉诸想象力而不是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也许更正确地应该说是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必要需要宗教。
那么，中国人，甚至中国的一般民众认为没有必要需要宗教，这个特殊事实如何解释呢？有一个英国人，他是罗伯特·K.道格拉斯先生，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他的儒教研究中这样解释说：“四十多代中国人都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权威。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孔子的教义与他的门徒的天性很契合。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本能地反对某种研究他们经验以外的事物观念。正如孔子所阐述的，一种未来不可知的观念、朴素的讲求事实的道德体系，就已经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要。”
当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说中国人没有感到宗教的必要，因为他们有孔子的教导，他是正确的，但当他断言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他则完全错了。首先，宗教与沉思无关。宗教是感觉和感情的事情，是与人类灵魂有关的事情。即便是野蛮原始的非洲人，当他从纯粹的动物生活中脱离出来后，他的灵魂——宗教需要的感觉——就苏醒了。所以虽然蒙古人种的心灵平和感性，但是蒙古人种的中国人，应该承认比非洲的野人要高等，也有灵魂，既然有灵魂，就有宗教需要感，除非他有别的能代替宗教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哲学和道德体系，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人们说儒教不是一种信仰。确实，在这个词的一般欧洲意义上，儒教当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我要说儒教的伟大就在于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它虽然不是宗教，但能代替宗教；它能够使人不需要宗教，这就是儒教的伟大之处。
现在，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够取代宗教，我们必须试图找到为何人类有宗教需要感。在我看来，人类需要宗教的感觉和需要科学、艺术以及哲学的感觉一样。原因是人类是有灵魂存在的。现在让我们以科学为例，我是说自然科学。让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不少人觉得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励真正的科学人去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因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那一类当前持有进步论的中国人，他们从事科学的原因是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却永远得不到科学。过去欧洲真正的科学人，为了科学的进步而工作，把修建铁路和飞机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铁路和飞机。推动那些欧洲的真正科学人，让他们为了科学进步而做的工作获得成功的，是因为他们从灵魂上有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奇妙世界中的无穷奥秘的需要。因此我说，人类有宗教需要的感觉和有科学、艺术以及哲学需要的感觉是出自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有灵魂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探索现在而且探索过去、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是生活在现在——他们有理解生活于其中的宇宙奥秘的需要感。除非人类理解自然的某些规律，从宇宙中看到事物意图和目的，否则他们就像黑屋子里的孩子，只感到一切都是危险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事实上，正如一个英国诗人所说，神秘宇宙是人们身上的重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神秘的负担，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加给的沉重的、恼人的重负”。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这种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诗人，比如歌德说“谁拥有艺术，谁就拥有宗教”，就没有宗教需要感。哲学同样让哲学家看到宇宙的条理和秩序，如此同样减轻了神秘给予他们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他说过，“对他们而言，智识生活的圆满就是解脱，对于圣人而言，宗教生活的圆满才是解脱”，因而没有宗教需要感。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到宇宙的规律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像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就没有宗教需要感。
可对于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的人类大众来说；对于生活艰辛、无时无刻不暴露在自然界的威胁力量和他们的同类残酷无情的狂热意外之下的人类大众，能减轻他们“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的是什么？是宗教。但是，信仰是怎样减轻这一神秘加给人类大众的负担呢？我要说，信仰是通过给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而减轻这种负担的。面对自然界的威胁力量和同类残酷无情的狂热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找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庇护是某些超自然存在的信念，或者是有绝对力量并能控制威胁人类的力量存在的信念。
而且，面对他们自己生活的事物不断改变、兴衰和变迁——出生、孩童期、青春期、年老和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不确定时，宗教也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找到一种永恒感；这个庇护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因此，我要说，信仰通过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以这样一种方式减轻了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人的人类大众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所给予的神秘负担。基督救世主说：“我给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走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信仰给了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的含义。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可以给人类和平感，也像宗教能够给予他们的那样一种和平感，否则人类将永远有宗教需要感。
但我要说儒教，它虽然不是信仰却能代替信仰。所以，在儒教里肯定有一种东西能给人类大众一种宗教所能给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让我们来找出儒教里能给予宗教所能给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我经常被问起孔子为中华民族做了些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觉得孔子为中国人做了很多事情。但今天我没有时间了，我这里只打算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事情，孔子自己说，后世人通过它能够理解他，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为你们解释清这个主要的事情后，你就会理解究竟是儒教里的什么东西给了人类大众宗教所能给予的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这一点，我请求你们允许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其人其事。
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封建的、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体方式需要扩展和重构。这个重大变化必然会带来世事的混乱，也会带来人们心灵的混乱。我曾说过，在最近的2500年中，中国文明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中国如同当今的欧洲一样，心灵和头脑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冲突。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发现自己身处于系统庞大的制度、成规、教条、习俗和法律。事实上，是从他们尊敬的祖先继承下来的庞大社会和文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但他们开始感到，这个系统不是他们创造的，因此绝对不会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习俗，而不是理性。两千年前中国人的这种理性觉醒就是当今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觉醒——自由主义精神、探索精神、寻找事物原因和理由的精神。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它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旧秩序需要与他们实际生活需要的一致性，不但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还去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一些尽管他们满足了头脑——中国人的理性，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虽然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如我说过的那样，由此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引起了头脑和心灵的冲突，正如在今天你们看到的欧洲那样。人们在尝试重建的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使得中国人对所有的文明失望，在这种失望中产生了苦恼和绝望，以致中国人想摧毁和废除所有的文明。有的人，比如老子，一个类似当今欧洲托尔斯泰之类的中国人，从心灵和头脑的冲突所导致的苦难和不幸结果之中认为，他们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真正本性和构造上的某些根本性错误。老子和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他们劝中国人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放下一切跟我走；跟我到群山中，到群山中隐者的小屋，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