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梁启超先生的帮助和精心安排，徐志摩很快搬往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居住，任该馆英文干事。徐志摩整日沉浸在忙碌而充实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在英国时的徐志摩就非常喜欢参加社交活动，他的人缘非常好，来到北京，他依旧不减这份乐趣，他凭着自己的热情、真诚以及极具气场的组织能力，很快在石虎胡同七号聚起了一批社会名流、学者，诸如梁启超、胡适、林长民、丁文江、王庚、林徽因等，聚会的气氛颇似欧洲的文化沙龙。后来，新月社在徐志摩和胡适的努力下成立。
作为文坛的新星，徐志摩直接进入主将之位，其创作的骁勇之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有掌声赞许，也有批评指责。文人相轻，自古有之。徐志摩原本想结识并有心投入的是创造社，但是却得罪了创造社的两员大将，一位是成仿吾，另一位就是郭沫若。1923年5月6日，徐志摩的一篇文艺小随笔《坏诗、假诗、形似诗》在《努力周报》刊出，文中批评了郭沫若的诗句“泪浪滔滔”，由此引起了创造社同人的围攻。此外还有别的原因，比如徐志摩不懂得“规矩”，他一面跟创造社的同志们来往密切，另一面又和胡适打得火热，因为早在回国之前，胡适和创造社的成员们闹翻了。徐志摩心思纯真，不晓得怎么就搅进了这个小旋涡。
徐志摩对创造社感到了失望，于是和胡适这样的欧美留学生们走到了一起。1923年9月，徐志摩组织了一些朋友到老家去看着名的海宁潮，朋友们一起出来玩乐，非常愉快。在这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徐志摩会见了很多重要朋友，有胡适、陈衡哲、朱经农、任叔永、马君武、陶行知等。徐志摩和胡适的友情，就是在镇海塔下一起观潮时加深的。徐志摩和胡适的感情深厚，他们是相互提携的朋友，他们是浪漫与理性的融合，他们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的有力倡导者和力行者。徐志摩创建新月社以及“新月派”的组织和活动，都离不开胡适。骁勇的徐志摩在勇往前行的背后，总会有他的挚友们的鼓舞和陪伴，因为只有这样，徐志摩才会走得更远更好……
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后，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双双奔赴美国留学，情路迷茫的徐志摩只身一人在茫茫人海中寂寥，正值此时，他遇到了有夫之妇陆小曼，而“联络员”竟然是陆小曼的丈夫王赓。王赓事情多，走不开时经常请徐志摩照顾陆小曼。两个人都爱交际、爱玩乐、喜欢文艺，在情感上又都不顺利，一经接触，便擦出了火花，此事满城风雨，轰动一时。但几经周折，两人还是挣脱各方束缚走到一起。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在北平北海公园举行，梁启超担任证婚人，胡适为介绍人。
接续“新月”的生命与再次启程
结婚以后，徐志摩辞掉了《晨报副刊》的差事，遵守他和父亲的约定，携陆小曼南下，回硖石与翁姑同住。1926年底，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浙江。为了躲避战乱，徐志摩和陆小曼匆忙逃到了上海。陆小曼重新回到大城市，如鱼得水；徐志摩却一筹莫展，父亲已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援，一向衣食无忧的徐志摩，终于有了生活窘困的时候。无奈之中，为了谋生，徐志摩只好先在上海的光华大学当起了教书匠。
1927年春，由于国民军北伐，局势十分混乱，北京的学者教授们成群结队地南下，一时间新月社的成员们又在上海凑聚一起。他们以胡适、徐志摩为中心，合伙出资，开办了一家书店，名字就叫新月书店。虽说上海的新月书店与北京的新月社没有正式的关联，但从主要成员上看，还是那一班旧人。其中，胡适扮演领袖，余上沅任经理及编章主任，徐志摩仍是灵魂。书店开办后，的确显出了生气，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书。同时，北京的聚餐会形式也恢复起来。梁实秋回忆，他们的聚餐多是在胡适家里，由胡太太做菜，偶尔也在徐志摩家，照样是聊天、吃喝。在这样的聚会上，徐志摩还是大家的开心果，他一到场，就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点燃。有一次，胡适提议与其这样浪费时间，不如每次有个题目，找一个人主讲比较有意义，总的题目可以是“中国往哪里去”，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各方面去讲。于是，这样的讨论进行了一段时间，大家又提议干脆办一个刊物，名字就叫《新月》。从《新月》发起的过程看来，这一伙人还是有强烈的政治关怀的，他们关心的话题虽然不一，但目的都是为中国找出路。
《新月》创刊，给了徐志摩又一次“露棱角”的机会，他执笔写下了发刊词《〈新月〉的态度》。这篇文章保持了他一贯的乐观调子，向读者解释“新月”的含义：虽然它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他们想凭借这点集合的力量，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这些空洞的漂亮话，都是“诗哲”惯用的手笔，但除此之外，他也说到了一些具体的东西。
此时徐志摩的心境，已和主持《晨报副刊》时不大一样了，他对社会问题还很关注，但对参与政治活动失去了热情，在办刊思路上，和胡适、罗隆基等人有了分歧，更倾向于刊物还是立足于文艺。另外，他在办刊的事情上过于热心，不免在手续上不大讲究，令人觉得他是在独断专行，引起了部分同人的不满。《新月》2卷6期以后，徐志摩就不再负责编章工作，继任者为梁实秋、罗隆基。1929年秋，他又和陈梦家等年轻诗人筹办了《诗刊》杂志，想继续《诗镌》时期的集体探索，为新诗开路。
这种变化，或许与徐志摩对自己的认识有关。和陆小曼结婚后，为了生活他疲于奔命，对自己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自知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终于甘心只做一个文人。
现实生活的压力、陆小曼的洋场奢华让徐志摩内心非常苦恼。1927年初，徐志摩生发再次出国的想法，他曾在给胡适的信里说：“我哪有一天不想往外国跑，翡冷翠与康桥最惹我的相思，但事实上的可能性小到我梦都不敢重做……只是叫我们哪里去找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徐志摩也要找机会，他在1928年6月，以想要去国外看望朋友，与泰戈尔见面为由开启了出国之旅。
徐志摩启程经日本赴美、英、印度等地游历，到11月的中旬回国。这次可以说是一次环球旅行，他的旅行是在释放国内生活给他的心情造成的压抑，也是在重温当年志气豪情地去出国留学的壮举。
徐志摩从上海黄浦江码头出发，先来到了日本。东京大地震后的人们凭着顽强的信心和不屈的意志把震后的东京建设得更好，徐志摩感到了日本民族的创造精神，他不禁赞叹，但是他的心情又是沉重和气愤的，因为早些天日本侵略者刚刚抢占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他愤恨日本军国主义的败坏行为，他开始为国事难受，他厌恶日本人的侵略，他认为：“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待，且不说国家与主权，以及此外一切体面的字样，这还不是欺人太甚？”
经日本横穿太平洋，徐志摩到了美国，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徐志摩的母校，徐志摩回到母校，触景生情，回想当年意义风发，如今的自己壮志未酬，却似乎已快到了头破血流的境地。之后，徐志摩到英国，按计划先去了南部的一个郡去看望恩厚之。当年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陪同他去山西时就了解了恩厚之的发展农村的实验建设工作，徐志摩对此一直很关心。恩厚之正在达廷顿庄园搞农村实验建设基地，徐志摩非常羡慕和欣赏，他有心回中国也要来实现当初就想完成的这个绿色方案，这样也能实现泰戈尔的一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