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识、一种历史文化遗迹，它客观而真实地存在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和考古价值；作为一个旅游点，其广袤空旷的陵区、星罗棋布的古冢、气势恢宏的陵园建筑，如同埃及金字塔、国内众多古代陵墓一样，具有独特的人文旅游观赏价值。但是，对西夏王朝怎么定位，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却值得探究和商榷。
人们或许会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窃以为，这话并不适合所有领域。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待历史，对于是非、美丑、忠逆，却不可莫衷一是，任其扭曲，那样势必混淆视听，造成思想混乱，以至影响稳定大局。
在参观西夏王陵时，有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人们对西夏的看法和议论比较乱，有人为西夏的立国唱赞歌，有人指责李元昊是可耻的分裂者，有人批评对西夏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商业炒作，也有人谴责蒙古铁骑野蛮屠城的暴行，还有人对西夏王朝的覆亡表示惋惜。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资料，突出的感受也是一个“乱”字，有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夏整个立国过程是分裂中华一统的行为”，也有文章含糊其词、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但其主旨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为西夏从自治到分裂北宋的史实进行辩护和粉饰；我查阅了有关图书，同样是怎一个“乱”字了得，有些书竟把李元昊奉为“卓越的政治家”、“一代英主”，简直是赤裸裸的美化分裂、颠倒是非、篡改历史，不能不说这些人的屁股坐歪了，善于站在反叛者的立场上阐发观点，对此不可不予警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看待中国的历史，必须把握多民族的特点，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征战和融合，以平等公正的态度解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政权及其相互关系，以是否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兴盛、是否增加人民的幸福指数、是否推动历史的进步为标准评说功过是非。仅仅以汉族或中原王朝为主轴品头论足，或者仅仅从某个民族某个地域政权的角度评长论短，都会有失偏颇。
那么，就让我们走近西夏，看看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突然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神秘王国吧。
西夏王朝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契丹等多民族的，割据中国西北的一个地方政权。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西北地区羌族中的一支。据史料记载，党项族起初居住在今青海南部的黄河九曲之地，隋末唐初广布于今四川、西藏、青海交界的辽阔草原上，后因遭受吐蕃的侵扰，请求内徏，唐朝将其安置于庆州和夏州（今甘肃庆阳和陕西横山）。定居庆州的党项族称“东山部”，定居夏州的党项族称“平夏部”。
唐朝末年，平夏部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朝廷任命为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统辖夏州（今陕西省横山县）、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银州（今陕西米脂县）、宥州（今陕西省靖边县）、静州（今甘肃省静宁县）五州之地。从此，李思恭（拓跋思恭）及其家族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其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
五代十国时期，尽管中原战乱不断，但不论何人主政，李氏皆俯首称臣，以换取其对该地的统治地位和朝廷的大量赏赐。
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执掌夏州政权的李彝殷为了使自己的割据政权免受威胁，竭力讨好宋朝，向朝廷进献良马，出兵助宋作战，甚至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以博取宋太祖的欢心。
就是说，党项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李氏（拓跋氏）家族系朝廷命官，掌管着部分地方政权，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
公元九八〇年，夏州节度使李继捧袭位，党项羌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同宗兄弟之间大打出手，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其弟李克顺领兵袭击夏州，被李继捧击败，李克远等兵败而死。这进一步加剧了党项族内部的矛盾。李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出面干预，在上奏宋太宗的表章中说：“继捧不当承袭，恐生变乱，请遣使偕至夏州，谕令入靓。”于是，宋太宗派使臣持诏书命李继捧入朝。李继捧奉命带家眷赴汴京朝见宋太宗，并向宋朝献出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太宗想把李氏亲族一锅端到京城，彻底根除西北这一大盘踞势力。对此，李继捧的族弟、时任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的李继迁极为不满，他深知一旦被迁入京城，无异于蛟龙失水，再无折腾的可能，于是便借故逃往夏州东北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纠集部众，举兵反宋。
就是说，李氏家族世袭二百年之久的夏州政权旁落他手，是其族人内讧、同室操戈的结果，正可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作为地方政权滥用武装，制造流血事件，中央政府出面干预，采取措施平息事态，这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者，李继迁把朝廷封授的官爵和疆土，视为李氏家族的私有财产，加官、进禄、扩土可以，反之则不满意、不配合，甚至举起反旗，与中央作对，这在任何政治环境下都是不能允许的。
李继迁在地斤泽供奉起先祖拓跋思恭的画像，以此吸引参拜者，团结部族，并在当地连娶数位豪强的女儿作为妻妾，以联姻的方式结成反宋联盟。之后，他又投靠辽国，娶辽国王子耶律襄之女为妻，实施“联辽反宋”策略，被辽国封为夏国王。有当地豪强和辽国撑腰，李继迁军力渐强，与宋军作战连连得手，并采取打不赢就诈降、骗取朝廷赏赐等手段，逐步收复了李氏祖先原有的全部故土。在获取了要挟朝廷的足够的政治资本之后，李继迁派人到宋朝，要求恢复李继捧归顺前党项族全部的管辖地。这时宋太宗去世，宋真宗继位，为息事宁人，宋朝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领夏、绥、银、宥、静五州地。这样，李继迁抢到手的东西，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认可。
李继迁死后，其儿子李德明继位。李德明向宋、辽称臣，被北宋朝廷授予一大堆头衔，封西平王，辽国也封他为大夏国王。李德明在宋、辽两强中保持中立，腾出手来争夺河西走廊，南击吐蕃，西击回鹘，极力拓展党项羌的生存空间。对内，李德明完全仿照帝制治国，摆出一副帝王架势。每有宋使到来，就让人撤去宫殿题榜，一旦金银赏赐到手，朝廷使节刚刚出宫，李德明就换上皇帝穿的赭黄龙袍，做起了天子。他还尊已故先父李继迁为光孝皇帝，立儿子李元昊为皇太子，并将背靠贺兰山、面朝黄河湾的怀远镇（今宁夏银川）扩建为兴州城，正式定为国都。
李元昊继位后，肆无忌惮地反宋自立，采取了一系列“去宋化”措施。他宣布废除唐赐李姓、宋赐赵姓，以北魏皇室后裔自居，恢复“嵬名氏”，自称“吾祖”（党项语，意为“青天子”）；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西夏开始起用自己的年号；仿效宋制设立朝廷机构，任命文武百官；改造各部落武装，设立监军司，由党项贵族担任都统军，牢牢掌控了军权；颁布“秃发令”，他自己率先剃秃头，穿耳戴重环饰，以示与中原及其他民族的区别；设蕃字院，仿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禁用汉服，对各类官员和百姓的服饰分别做了规定；更定礼乐，废止了宋制礼乐。对外，李元昊一面与辽通婚联姻，被辽国擢升为“驸马都尉”；一面出兵攻取吐蕃的瓜州、沙州、肃州（今甘肃敦煌、酒泉、嘉峪关一带）等战略要地，使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内蒙古部分地区。
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并上表宋朝，要求宋朝正式承认大夏国。
历史不是橡皮筋，想怎么扯就怎么扯；不是泥娃娃，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也不是小孩子手里的彩笔，可以胡乱涂鸦。那些封存的往事、既成的印迹，只要不带偏见、不失公允，自然会泾渭分明、黑白自现。西夏政权从家族世袭到独霸一方、由不满削藩到兵戎相见、由脱宋准备到宣布立国、由俯首称臣到各自为政，这是一个再完整不过的分裂国家的过程。
作为朝廷命官，竖起反朝廷的旗帜，利用朝廷给予的权力与朝廷对抗，是货真价实的背叛。
分裂是就统一而言。把一个统一的国家或政权支解成几个，把属于该国家或该政权的一部分乃至几部分分离出来，使其脱离母体，另立或独立，即可视为分裂。西夏从北宋这个母体中分离出来，脱离北宋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和政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分裂。
李继迁狡诈善变，李德明阳奉阴违，李元昊凶险毒辣，祖孙三代裹胁西夏人走上一条叛逆、分裂的不归路，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就被秦始皇统一为中国领土的河套粮川、大漠北疆，顿时被他们搅得狼烟四起、哀鸿遍野。他们善打民族牌，以党项羌救世主自居，似乎自己最能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其实质是绑架整个族群为他们的政治企图、经济利益和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去卖命；他们机关算尽，见便宜就占，一边伸手向北宋要官爵俸禄，一边又不惜卖身投靠，依仗敌对势力与北宋对抗，这种吃里爬外、丧失国格人格的勾当，永远为国家民族和后辈子孙所不耻；他们愚蠢地以为割断脐带就可以彻底脱离母体，殊不知自己躯体里流淌着的依然是母亲的血液，其所谓的西夏文字、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无不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无不打上中原文化的烙印，有的干脆就是简单的模仿和改造；他们拥兵自重，穷兵黩武，今天打主子，明天战盟友，欲望和野心越来越大，结果是玩火自焚，把西夏逼上了万劫不复的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