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营地，贾瑞梅开始精心地照顾这位新“战友”：每天放牧两次，牵它到河边去饮水，晚上给它领来定量的料，装在料兜里，挂到它的脖子上；空闲时，就给它理一理鬃，抓一抓毛，保持良好的“军容”。开始行军后，“小青马”更得贾瑞梅欢心：它行走时总是步履平稳，骑上它很舒服；更可爱的是，它性情温顺，善解人意，听从指挥。行进时把缰绳轻轻一摆，它便立即开步；停顿时把缰绳轻轻一扯，它就马上止步；她步行时，它就乖乖地跟在身后，不随便离队。雪夜里，贾瑞梅总不忘把自己的皮大衣盖在“小青马”身上，以免它受冻。
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时，贾瑞梅将“小青马”的缰绳盘在它的脖子上，让它跟在自己身后走。开始爬的两个多小时，感觉还不是很费力，可爬了三四个小时后，贾瑞梅和战友们都开始步履艰难、气喘吁吁、双腿无力了，队伍行进的速度变得很慢很慢。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爬不动，把马尾巴拽上！”这叫喊声使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贾瑞梅心疼地拽着“小青马”的尾巴，感到缓过劲儿来了，就赶紧松开手，自己走，感觉体力不支时，再拽一会儿马尾巴。就这样，终于爬上了山顶！看着同样疲惫不堪的“小青马”，贾瑞梅更有一种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感觉。
分别的时刻终究要到来，就在千辛万苦一起胜利抵达终点的那一刻。贾瑞梅记得，那是拉萨入城式当天。午饭后，她按上级的要求和战友们一起将各自的马匹交到后勤部。下午，正在帐篷内写行军总结的她，忽然听到帐篷外有响动，走出去一看，竟然是“小青马”。它舍不得离开！贾瑞梅像往常一样，抱住它，拍一拍它的脖子，流着眼泪说：“小青马呀！你真是一匹通人性的好马。感i射你对我的留恋，那是我应该做的。到了新的环境里，你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乖巧的“小青马”就那样任由贾瑞梅倾诉、抚摸，再任由她含着泪第二次将它送到后勤部，好像跑回来这一趟就是为了多看她一眼。
1951年，刚从陕西省人民助产学校毕业的冯克运，被分配到临时医疗小分队。从香日德出发进藏前，上级分给医疗小分队一批马，她偏偏选上一匹顽皮又矮小、屁股上烙有“9573”编号的“小儿马”。饲养员劝她：“儿马难骑，见了母马或骡子会发疯的，你一个小姑娘是降不住它的。”可冯克运不怕，就是喜欢它可爱的模样。
训练时，“小儿马”给冯克运出了不少难题，第一次上马背就被它冷不丁地甩下来。接下来，跟头更是没少摔，用冯克运的话来说：“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几条裤子没有一条是不裂口子的。”可她还是以礼相待她的无言战友：行军途中只让它驮点行装、干粮和牛粪，队伍只要一休息，就扯草给它吃，为它梳毛挠痒。很快地，“小儿马”也似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冯克运的认同和喜欢：常常用头和嘴在她的脸上蹭来蹭去。
黄河源头，扎陵湖畔，白天部队行军少则五十公里，多则七八十公里，冯克运和“小儿马”都经受着考验。而“小儿马”的精神似乎总是比队里其他马匹好。过了通天河以后，冯克运的马料兜里存着的黄豆、糌粑渣都没有了，全是青草树皮，它还是照样吃得起劲，嚼得有味，从不闹情绪。
一天，部队中途就地休息，疲累不堪的冯克运倒地就睡着了。部队做了短暂的休整后又出发了，护士长在前面喊：“起来了，跟上，不要掉队！”前面的战友听冯克运应了两声，以为她跟上来了，谁知她转头倒地竟然又进入梦乡。不知睡了多久，她迷迷糊糊间听到马儿刨蹄的声音，睁开眼一看，已近黄昏时分，周围什么人也没有。“小儿马”正舔着她的脸，雪地上露出它刨的一个大雪坑，它一定着急了吧？就这样一直守护着？冯克运一时间百感交集，看看荒无人烟的四周，恐惧让她赶紧翻身上马，向部队行军的方向追去。
星夜寂静，唯闻蹄声，寒噤中，掉队的冯克运想起了部队首长讲过的那些凶残的野兽，冷汗几乎浸遍全身。马儿不停地向前狂奔，不知跑了多久，终于看到了一片帐篷，一片熟悉的声音叫道：“冯克运还活着！冯克运回来了！”
赵邦玲的那匹黄底白花的小马，四蹄上都有一截整齐的白毛，好像“穿着白靴子的小妞”，特别精神，骨架虽小，却十分健壮，她给它取名“小雪花”。
刚见面时，“小雪花”睁着一双大眼警觉地盯着她，不让她靠近。过了一段时间，每当赵邦玲呼唤“小雪花”时，它就会转过脸来望着她，用它颊边柔软的毛须亲热地轻拂她。
翻越冷拉山时，由于山势特别陡峭，加上终年不化的积雪，脚下的路既窄又滑，身旁都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快到山顶时，雪更厚、路更陡、坡更滑，每爬一步都要找准突出的岩石作为攀缘的着力点。谁知，当赵邦玲抓住一块岩石往上爬时，那岩石突然断裂开来，她的身体顿时直向山谷边沿滑去……那一刹那，赵邦玲下意识地紧闭双眼，心想“这下完了”，霎时间脑子一片空白。突然，她的身体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停止了下滑。睁开眼睛，
只见一路跟随自己的“小雪花”正用头和前蹄将她死死拦住，后蹄艰难地蹬着山石。后面的战友冲上来一把拉住“小雪花”，前拉后推，化险为夷。惊魂未定的赵邦玲抱住“小雪花”的头站起身来，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无言战友”在生死关头救了她的命！
那是在到达太昭前最后一天的行军，连日来跋山涉水，人和马的体力都严重透支，“小雪花”也变得极度虚弱。大清早，赵邦玲给它上好驮子后，就见它的腿不住地打颤，走路时迈步、呼吸都不那么顺畅了。她牵着它走在队伍的前面，它的脚步越来越慢，后来索性停下来。赵邦玲陪着它休息一会儿再走。这样走走停停，她和它掉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小雪花”喘气越来越急促，嘴角开始冒出粉红色的泡沫，眼看身子就要倒下了。赵邦玲一面哭着喊指导员，一面用自己的身体顶住它。指导员过来说，马已经不行了。他把“小雪花”背上的驮子放到自己马背上，对赵邦玲说：“放弃吧！”小赵死死地抱着“小雪花”的头，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几个女兵含着泪，边劝边使劲掰开她紧紧抱着马头的双手。突然，十分虚弱的“小雪花”睁开眼睛，眼角流出了泪水！被战友们拉着往前走的赵邦玲哭着三步一回头，望着白茫茫的雪地里孤零零的“小雪花”。
赵邦玲挣脱大伙的手，不顾一切地往回跑到“小雪花”面前，差点摔倒。“小雪花”死死盯着她，美丽的大眼睛里噙着泪。赵邦玲抱着马儿的脖子，默默地说：“我不会放弃你！”她牵着“小雪花”慢慢前行。天色渐渐暗下来，她和它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再也没有分开……深夜，当这一对“小战友”摸黑抵达大部队宿营地时，大家一片惊呼！
内地的骡马不适应在高原极端环境下的行军，这在当时成了部队进军途中的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骡马的严重减员和损失，在1954年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之前的近五年时间里，康北的石渠、邓柯、玉隆、德格、白玉、甘孜等八个县，曾先后集结了几十万头牦牛，组成“牦牛军团”，给部队运输了大量物资。
这几十万头“高原之舟”，是冰天雪地里行军的“开路先锋”，也是首批进藏官兵的特殊战友。率领“牦牛军团”向前进的，都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有干部、战士，也有勤杂人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清一色的“娘子军”，是由时任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夫人田涛率领的“康藏工作队”。
康藏工作队长田涛把三十名女兵编为三个分队，这些来自十二军军政大学三分校、十八军分校的女学员，平均年龄17岁，除两名大学生外，其他都是初、高中生。另外编入三位男兵：文化干事贾鉴、工作队员蒲金华和通信员陈明丰。
21岁的田涛居然成了这支队伍里的“老大姐”，领着一群知识女兵赶着数千头牦牛上前线，行吗？师领导决定先试用：“先分给你们五头牦牛，从甘孜驮运你们工作队的粮食和帐篷到竹青。路上保障行军，积累经验，试用成功后再加任务吧。”
领回牦牛，女兵们感觉又新鲜又兴奋，围着牦牛品头论足。师后勤的战友告诉她们，高原行军作战，牦牛是不可多得的运输工具，不需要多携带食料，走哪儿吃哪儿；缺点嘛，就是行动慢，喜怒无常，发怒时用牛角顶人、用牛蹄踢人。
部队出发了，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但很快就闹出了乱子。白利桥是一座铁索桥，桥长七十多米，横跨山谷两边，桥两侧用铁丝缠成了护栏，桥下波涛翻滚，水流湍急。当二分队准备过桥时，一头牦牛受到惊吓，发疯般冲上了铁索桥，桥身剧烈地摇晃起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牦牛就冲到桥中间。孙常愉赶紧前跨一步，抓住了护栏，身子还没转过来，牦牛冲到面前将她的身体猛地撞出桥面，悬在半空中。孙常愉紧紧抓住护栏，身体被护栏上的铁丝缠住，跟着桥面“荡秋千”，帽子、背包、棉大衣都掉到了河中，危险万分。正在桥头指挥部队过河的师直工科科长乔学亭见状，大声喊道：
“死死抓住护栏，千万别放手！”他一边向桥中间跑，一边大声命令：“快拉住她！快把她拉上来！”贾鉴等人急忙上前抓住了孙常愉的胳膊，乔学亭赶到桥中间，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把孙常愉拉上桥面。
看到此情此景，女兵们目瞪口呆，有的竟哭出声来。被拉上桥面的孙常愉脸色苍白，惊吓得说不出话来，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前来救她的战友们表示感谢。师首长闻讯赶来时，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汇报完险情，还没忘了敬礼。就这样，“试用”通过。
到达竹青兵站后，工作队正式领受了赶牦牛的任务，共分得牦牛两百头，驮运木箱、麻袋包装的物资2.2吨。师首长说，前方有的部队已经断粮，这些物资都是前线急需的物品，必须安全地运到部队，“千万不要小看这项任务，要把牦牛平安赶到兵站，很不简单。一定要保证不丢牦牛，同时不能违反纪律。”
田涛召开了分队长和党团员、积极分子紧急会议，决定：物资领回后，各分队组织重新包装，银圆则安排专人专运。白利桥险情已让女兵们领教了牦牛的厉害。任务下达，大家心里“扑通扑通”乱跳。去赶牦牛的那一天，竟然都不敢上前。
三分队的王惠文胆子大，第一个牵起牦牛绳，牦牛纹丝不动。王惠文轻轻地哄着说：“别怕，乖乖，跟我走吧。”再一拉绳子，牦牛依旧动也不动，急得她用双手推牦牛，喊着：“你快走啊！”像小山似的牦牛根本推不动。站在旁边的李国柱灵机一动，学着藏族群众的样子吹起口哨，打着手势牵着走。嘿，真灵！牦牛马上乖乖地跟着她前行，而且一头接一头，排着长队，跟她走到了营地。
谁知第二天又发生了意外。大学生曾昭符正吃力地抱着六十多斤的麻袋往牛背上放，牦牛忽然转过身来，仰起大脑袋对准她猛撞了过去，犄角撞在她胸脯上。曾昭符大叫一声，手捂胸口，弯腰蹲在了地上。大家连忙冲过去七手八脚地拉住了牦牛。回头一看，曾昭符脸色苍白，瘫坐在地上。卫生员检查后说：“看不到什么伤痕，可能是棉衣起了作用，否则就麻烦了。”曾昭符疼痛难忍，但硬是手捂着胸口，坚持跟着部队一起出发。
田涛在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
队里年龄最小的徐萃文牵着牦牛走在队伍最前面，走出不到十里路，不知是因为看到陌生的主人，还是欺负小徐年纪小，她牵的牦牛忽然发狂，先是在原地蹦跳，大声吼叫，将背上驮的物资全甩到地上，然后撒腿向远方奔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小徐手足无措，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牦牛跑了！牦牛跑了！”大家过来安慰了小徐，再分头进树林里找。于是，满山遍野都响起了女兵们呼唤牦牛的口哨声。过了一会儿，那头失踪的牦牛竟神奇般地从山后的树林中跑了出来。女兵们一拥而上，有的吹口哨哄它，有的亲热地用手拍着它的脊背，小徐更是破涕为笑，抱着牦牛的脖子，与牦牛贴脸。在欢笑中，大家给牦牛重新上好驮子，兴高采烈地追赶队伍。
两位藏民顾问特意到工作队，告诉她们和牦牛相处的诀窍：“赶牦牛，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让牦牛受到惊吓。走路时，人要站在牦牛两侧或后边，慢慢地赶。遇到水草丰美的地方，还要把驮子卸下来，让牦牛休息一下，吃好草，喝足水，然后再赶路。”女兵们如法炮制。果然，牦牛不再到处乱跑、发怒，变得听话了。女兵们对牦牛的习性愈发熟悉，感情也日益加深。
在高原地区长途负重行军，牦牛虽然强壮，但十分劳累，随着队伍前行，渐渐地消瘦下来，有的牦牛累垮了，默默地死去，大多数牦牛的脊背都被驮子磨破，露出了道道血口子。女兵们很心痛，就用干净的软布给牦牛擦伤口，再扯出自己棉衣里的棉花，在牦牛背上垫上一层棉垫，以减轻牦牛的痛苦……
经过二十七天的艰苦跋涉，“康藏工作队”终于把全部物资安全运到了觉雍兵站。当大家从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身上卸下麻袋、银圆木箱时，无不欢呼雀跃。
“通过文工团认识解放军”
严崎华被抬进停尸房，放置在靠墙边的地上。停尸房无窗又无门，尸体尚未装殓之前，夜里派人值班看守，为防止野兽侵扰，会在停尸房另一端燃起火堆。深夜，值班员走进停尸房，紧张地往火堆上扔柴火，此时，昏迷中的她发出一声叹息，叹息声充满对生的渴望，值班人惊恐万状，跌跌撞撞地跑出去……
起初，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对张国华说，十八军入藏部队以三万人为限，非战斗部队的组织必须减少或取消，比如文工团，可以在打开局面之后再去，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吃饭人数。还有，听说你们要给每个师配个军乐队，我看不必。军长张国华请求保留这支队伍。军党委专门写了报告，明确表示：“没有文工团，工作很难开展。”后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同意保留十八军文工团和各师文工队。正是由于张国华的坚持，才有了后来藏族百姓“通过文工团认识解放军”一说。
1950年7月1日，部队从甘孜出发，一路上，看到一群为数众多的女兵和军人身上背的东西，就知道他们是文艺兵。这支文艺队伍由军文工团和五十三师、五十四师文工队合编成六个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五六百人加上骡马，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
上级只发给文工团少量的武器弹药作自卫用。大家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服装、灯光、道具、手风琴等安全运抵目的地。团里配发一些骡马，用来驮运演出用的汽灯、幕布、服装和道具等杂物。团里每个人除了和其他人一样把吃、穿、用都背在身上，还要加上自己的“特殊武器”：乐队要背管弦乐器、手风琴，腰鼓队要背上腰鼓。
擅长说快板的“大老肖”肖迎春是个活跃人物，爬雪山，气喘吁吁，涉冰河，冻得哆嗦，还能够听见他扯着嗓子唱：“谁是英雄汉？谁是软鸡蛋？不是吹牛腿，嗨！同志们战场见！”
金沙江，水急河宽，只能人坐在牛皮船上，再赶着马渡过去。有人刚写了一句“牛皮船好比大花碗”，另一人就调皮地加上一句“我们好比稀饭”，第三人再加一句“船夫把我们从这边舀到那边”，弓隔大家哄堂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