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而学生的回答却是：“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神圣学术之光明，以从事爱国运动”，在学生看来，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大概就是校长和学生在认识和选择上的错位吧。
这里所谓“读书”与“救国”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教育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胡适一语点破了在中国现实境域中矛盾的焦点所在：“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干预政治的责任必然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和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了”（《五四运动纪念》）。
北大历史上的辉煌
1917年至1919年间，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大，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成为“五四”运动（它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两个部分）的中心和发源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的时代。记得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先生有一个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同时可以视为对北大的评价：一所大学，能够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确实罕见，称之为“辉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北大也因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最重要的是北大精神传统
如何看待北大的光荣传统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发扬传统，并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问题，都是今天的北大学生，也就是在座的诸位所应该认真思考的。我只想强调一点：重要的，也是更应该牢牢地把握住的，是这些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所培育的北大精神传统。
对这一精神传统，人们（包括北大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是很正常的。同时也就会有不同看法之间的争论，这也是正常的。对这些年流行的一些说法，我觉得就很有加以辨析的必要。比如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有的人还说得更彻底：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的今天，再谈北大的传统是“兼容并包”，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了。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事实依据：确实在蔡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的方针下，当时还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北大传播，并影响到全国，这构成了北大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把北大传统只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不仅会以偏概全，而且会遮蔽也是以北大为起源的其他思想传统。于是又有人鼓吹“北大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似乎也有事实根据：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北大确实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同样是贬低，以至否定另外一些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知识分子对北大同样深远的影响为前提的，仍然是对北大“兼容并包”传统的一个阉割，而其背后的“争正统、建法统”的心态和意图，是更值得警惕的。还有人说，北大的“五四”传统就是“爱国传统”，我们所说的“五四”，其实是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两个方面的。学生运动中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自是相当鲜明，而新文化运动也显然存在“爱国救亡”的思想背景。但另一个事实却是不能忘记和抹煞的：
“五四”先驱者还同时展开了对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思潮的批判。陈独秀甚至提出了“我们应不应该爱国”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讨论，他指出，“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容易陷入‘盲动’”，“往往失去了理性”而被利用。他还写文章提醒国人，要拒绝借口国家利益至上而要求人民放弃“自由权利与幸福”，“供其牺牲”的蛊惑。正是出于对在爱国的口号下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剥夺的警惕，李大钊才着重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把“五四”传统、北大精神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是有可能蕴含着某些危险的。还有一种说法，“五四”传统、北大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我在中文系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这也是一种阉割：“科学”与“民主”是“五四”传统、北大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侧面。
科学的发展必须以一定的民主为前提，而科学一旦与民主分离，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鲁迅早就指出，电的发明，既可以用来造福人民，也可以作为残害人的生命的工具，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害。而民主一旦离开了科学理性精神，也同样会带来灾难。因此，我在中文系的讲话最后提醒说，在纪念“五四”，谈到北大精神时，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说法，大家一定要坚持独立思考，最好自己去读一些原始材料，自己研究，自己辨别，得出自己的结论。
现在谈谈我对北大精神的一个理解——当然，这是可以讨论的。
在很多场合，我都把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即“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和人们通常说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独立人格”的北大传统，“科学与民主”的北大传统，在精神上一致的，它更是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大学的两大功能出发，强调北大所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这首先是一种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怀着终极性的彼岸关怀和理想，对此岸现实政治、社会、体制、现行观念、价值体系……进行不断地批判，又为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提出极富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前瞻性的理想，从而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同时，这也是一种学术的立场与态度——强调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坚持同样是创造性的学术活动前提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包括对自身的怀疑和批判）。
因此，“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既是北大的思想、精神传统，也是北大的学术传统。——我这样讲，也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人们总把北大的思想传统与学术传统分割以至对立起来：前些年，人们只谈北大思想、精神传统，而忽略北大学术传统；这些年，包括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总有些人只谈北大学术传统，而避谈或极力淡化北大思想、精神传统，而所谈的“学术传统”也限于学风问题，而避谈其内在精神。这可能都会妨碍我们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与继承。
北大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
在北大的百年历史中，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我说的是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北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但那张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却是被操纵的。
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北大人，如此狂热地卷入，并且在卷人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从而构成了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鲁迅说的，要在政治参与中注入科学的理性精神，坚持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精神（包括自我怀疑和批判），民主意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尊重和保护，也就是将我们前面所说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真正贯彻到政治参与中。
由此而引发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分析北大的历史，这也是北大百年校庆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北大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问题！”（《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我们说过，怀疑与批判精神是北大的一个传统；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怀疑、批判是否适用于北大自身？我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一文中所强调的，就是要把“校庆”变成一个“自我反省、批判”，而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自我陶醉。
这样的讨论，也许太严肃了。那么，我们换一个话题：看看北大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文科教师，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对北大传统有什么看法，对北大学子有什么期待？
胡适：做“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我们先说胡适，看他在北大的两次演讲。
在1920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地提出，北大要真正成为“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学的中心”，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他说：“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研讨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普及与提高》）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又有一个讲话，谈到“年来因有种种的风潮，学校的生命几致不能维持，故考试不严，纪律也很难照顾得周到”，因此强调要“严格考试”和加强纪律。接着又针对“外界人说我们是学阀”，讲了这样一番话：“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对北大学生的期待，显然有两个重点：一是要以“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下“提高”的研究功夫，“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为此，必须建立严格的制度与纪律，致力于学院化、体制化的建设工作。这样的努力和追求，就使得胡适成为中国现代学院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他是期待北大走向学院化的道路的。前面我们说到，蔡元培对北大的定位原来有两个方面，一是“献身学术研究个人修养的封闭的圣地”，一是“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这构成了一个矛盾。现在胡适的主张，就是要取消后一个功能，希望北大远离政治，使北大成为纯粹的“研究学问的机关”，北大传统也主要的是一个学术传统——他依然强调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但胡适其意又不仅在学术，而是要通过学术造成一种“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借学术“实力”来影响社会，“在人民思想上发生重大影响”，即为“天下师”，进而取得政治权力，为“国师”，“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所以他的远离政治，主要是远离民间反抗政治，而最终还是要进入国家政治体制，推行精英政治的。因此，他对北大学生的期待，不是一般的专家，而是有“势力”的“学阀”，而且有可能要当“领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精英”，技术、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而这两者又是可以转化的。
鲁迅：不妨做“泥土”，北大应“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鲁迅没有对北大学生作过演讲。这和他在北大的地位有关：他不像胡适那样，处于北大的中心位置，有指导学生的责任；他只是讲一两点钟课的兼职讲师，一般不对北大说三道四，只是北大二十七周年校庆时，应学生会之约，写了篇《我观北大》。
但鲁迅有几次在其他学校的演讲，寄语青年学子，也应该包括北大学生在内吧。一次是在北师大附中，题目叫《未有天才之前》，其中有这样一些话：“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但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而“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而“做土”也不容易，它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
鲁迅的这段“寄语”有几点很可注意：其一，他并不否认“天才”，但他更关注的是使天才得以产生的，作为社会、文化根基的“民众”，这样的“平民”立场与眼光，显然不同于胡适的“精英”立场与眼光。其二，作为一个教育者，他在和青年讨论人生目标的选择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如何确立“大家都可以做”的更为“切近”的目标，而不是少数具有天赋的学生的选择。因此，他实际上是提醒年轻人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和人生，而不要陷于浪漫主义的英雄梦中。其三，鲁迅其实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的，他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做“常人”、“俗人”，也即“泥土”，他绝没有胡适那样的做“国师”、“天下师”的情结，他甚至拒绝做年青人的“导师”。其四，但他并没有降低对青年人和自己的要求，他说的“泥土”是能够“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泥土”，按我的理十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211解也是具有“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同时还“不怕做小事业”，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鲁迅称之为“坚苦卓绝者”，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1927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有一个《致语》，讲到当时的大学生活：“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学生们“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
鲁迅提醒说：“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否则，“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不过使国内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鲁迅在这里把“革命”与“大学”、“学术”联系起来，是有着深刻意义的。他所说的“革命”，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的怀疑、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也就是鲁迅所要强调，并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鲁迅显然并不反对学生“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这样的“平静”本也是正常的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条件，但鲁迅确实看到了“平静的空气”可能潜在的危险：一旦凝固下来，就会形成自我封闭，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失去了鲜活的思想的碰撞、冲击，校园里的师生就陷入了“无问题”也就“无思考”的状态，逐渐丧失了批判与创造的冲动与能力，导致精神的平庸和学术的萎缩和委琐，而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都是一些塞满了知识，精神却是畸形的所谓“专家”、“教授”，那确实“不过是国内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这样的大学教育是“无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