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潇潇春雨中，曾国藩离开了徐州，启行返回金陵。曾国藩登船之时，回望身后那座在烟雨中孤然兀立在原野中的城池，不禁伤感异常。曾国藩知道！自己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就以这样的冷清方式结束了，命，这就是命，曾国藩不得不再一次认命。战争一一那是多么阴晦和沉郁的时光啊！几多不幸，几多痛楚！几多危难，几多惶恐！以及长期窒息在心的不确定感和焦灼不安的怀疑，终于离他远去了。
曾国藩离开之后，一开始，战事依然惨烈一一继刘铭传鄂西尹隆河一役被打得花翎落地落荒而逃后，淮军悍将唐殿魁，在一场短刀肉搏战中，负重伤被马队踩死……尽管如此，李鸿章一直坚持沿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在沿河岸边和险隘处广筑长墙，水面上密布水师战船，同时加大坚壁清野的力度。捻军马队在范围被逐渐缩小后，失去了奔驰流动的优势，同时，粮草供应不上，人心思变。很快，战局得到了有效扭转一一东捻军在破运河堤墙东去之后，李鸿章调集数省的人马，移师山东，对东捻军仍旧实行包围。东捻军又想掉转方向突破运河，重归河南，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击一一这一回，季节帮了李鸿章的大忙：雨季到来，大雨滂沱，河水猛涨，东捻军渡不了运河，军心大乱。东捻军骁将任化邦被淮军派出的奸细刺杀，军势转衰。之后，李鸿章率领人马在山东寿光将东捻军团团围住，东捻军首领赖文光奋力杀出，南走江苏，在扬州被俘。张宗禹的西捻军听说东捻军失败，由陕西宜川东渡黄河，经山西西南角，直插河南怀庆，再折而北走直隶定州、保定、边马至北京房山，最后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抢渡“雪桥”，窜入鲁东。西捻军这一神速行动，让京师陷入极度惊慌，朝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军，前堵后追。这样，在黄河以北的山东、直隶地区，竟集中了清军十余万人。西捻军陷入了西阻运河、北阻减河、南阻黄河、东临大海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无法突出重围。最后，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所终。
1868年8月底，早已回到金陵的曾国藩听到前方战报后，并没有明显的兴奋。捻军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曾国藩感慨的是，偌大的中原，在这样的蹂躏与践踏中，又会是一轮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只要是战争所及之处，必定赤地千里、日月无光。如果真是这样，那种所谓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曾国藩甚至懒得去打听那些具体的细节了，对于这个世界，此刻的曾国藩已徒生厌倦了。在此之后，曾国藩的精力每况愈下，对于时间也越来越缺乏敏感，有时候，他甚至都弄不清现实与虚无的界限了。跟所有上了年纪的智慧老人一样，曾国藩又开始了新一轮意识转化，习惯于清醒的糊涂了。
回到金陵之后的曾国藩一直郁郁寡欢。
从1867年4月初回到金陵，一直到1868年12月17日启程赴直隶总督任，曾国藩在金陵只住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剿捻的中途回归，曾国藩关于两江的宏图大业也消减了不少，失去了很多雄心壮志。对于人生，曾国藩已有一种接近大悲的感觉，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的衰弱，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莫名的伤痛总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在曾国藩的身前左右。现在，曾国藩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了。他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集中，在很多时间里，他精神恍惚，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致。甚至，他的思维会经常性地出现空白，就像一个没有底的容器一样。更可怕的是眼睛，读书，对于曾国藩来说，已是变得很吃力的一件事了。他需要戴上眼镜，凝聚心力，才能进人字里行间。有时候，即使是戴上眼镜，眼前也一片昏花，那些文字如浮在空气中的灰尘一样，让他无法捕捉。另外，让曾国藩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一件事是，有一些东西正慢慢地从自己的身体内消失，那些曾经的敏锐、机智和渊博，都像茶壶口里飘出的蒸气一样，从自己的脚心、手心，以及所有的地方悄悄散发开去。
剿捻的经历等于让曾国藩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昔日精干老辣的官员如今已是元气大伤、形神困悴。年纪并不算太大的曾国藩也有了很多老年人的症状：记忆力明显衰退，每天晚上，当提起笔记述当天的事情时，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开始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语无伦次，将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很多次，也不顾左右的人是否聆听。并且，曾国藩还热衷于像一头老牛一样，经常性地反刍自己的人生时光一对于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曾国藩倒是时常从记忆的储柜中调出来，细细地品味一番；但对于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将要处理的事情，曾国藩经常性地丢三落四、弃之脑后。
回任后不久，有人反映，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情况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并且，丁日昌的手下也经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幕僚们向曾国藩报告这些情况时，曾国藩摇了摇头，也只是苦笑了一下。丁日昌是李鸿章的人，是李鸿章一手提拔上来的，此时的李鸿章正顶了自己的缺，在前线跟捻军打仗。如果他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不是存心让他难堪吗？那是万万动不得的。政治就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交易，这一点曾国藩绝对知道。
现在，曾国藩可以暂时享受一下太平生活了。前方正在打仗，曾国藩除了过问一下丁日昌那边的粮草供应情况之外，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在家清养身体。由于休息较好，身上的癣，也不似以前那样奇痒难忍了。身体稍好之后，曾国藩觉得世界与自己的距离又拉近了，他又重新在这个世界之中了。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只有身体还好的情况下，对这个世界，才会少一些怀疑，才会觉得做点事还有意义；在病中，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曾国藩在衙署的后院辟了一些菜地，一有空闲，就提起锄头去种点瓜果蔬菜。这是曾国藩的习惯了，在曾国藩的想法中，男人种地，女人纺纱、做衣、做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劳动不但让人活动筋骨，还可以让人少很多非分之想。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家眷和子女们都要干一点农活。干一点轻微的体力活，让曾国藩身心都觉得愉快。
自四十岁以后，曾国藩就开始为自己构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在曾国藩想象的生活中，他应该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株，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这样的情景，是曾国藩早年所读的桐城派戴名世的文章中提及的。戴名世虽然因为在《南山集》中密修私史，仍以明朝年号为正朔，被清廷杀了。但曾国藩对于戴名世文章中表现出的性情和追求，还是颇为赞赏的。曾国藩一直想幽居在某一个地方，造屋！种树，过一种林和靖梅妻鹤子似的生活。这种念念于自然不忘个人空间的追求，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常态。随着年龄的增大，曾国藩对于家乡更是梦回萦绕了，甚至可以说，这种经营闲雅空间的念头一直伴随着曾国藩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终究没能如愿。在这一年中，曾国藩一共给朝廷打了三次报告，都是寻找各种理由要求告老还乡。朝廷出人意料地对于曾国藩出了足够的耐心，每一次，都在回折中要求他安心养病。曾国藩每次接到上谕，都是既失望又欣慰。失望的是，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自己在任上！总是要盘很多烦心事！不盘烦心事吧！又怕自己在任误国。欣慰的是，朝廷还算是对他信任和宽容。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忙里偷闲，曾国藩开始频繁巡视金陵附近的很多地方，说是巡视，其实也只是随意看看，不带任何目的。攻下金陵之后，因为一直忙于裁减湘军、战后恢复等事宜，曾国藩还没有在金陵细细看过。重回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最想看的，就是秦淮河一带了。秦淮河一带是六朝古都的标志，也可以说是金陵城的晴雨表。从秦淮河，可以看出金陵乃至两江的整体情况。秦淮河畔柔弱委顿之风算是中国文化的老传统了，自宋朝南迁，这里就一直繁荣昌盛，尤其是明亡于清之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中去爱国，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之中消磨时间。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他们的理由的，要么前途受挫，要么看破红尘……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让他们得到慰藉和宣泄。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也难怪秦淮河如此繁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