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足够强盛到让人害怕，当两种信仰的力量相冲突时候，这种力量更让人惊骇，当飞机撞上双塔，正是两种力量的碰撞，是穆罕默德与耶酥的碰撞，恐怖分子们相信穆罕默德会助他们一臂之力，美国人民相信上帝的力量，上帝会将他们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其实，他们都是对的，也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都有着各自坚强的信仰。
我们必须重建一种信仰，决不是信仰钱，钱是一种物质，信仰必须是有精神的。信仰钱是信仰的扭曲。也就是信仰出了问题。当信仰出了问题，你再在制度上，法律上，机制上，道德思想上采取千万种办法，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也说明信仰钱迟早要出乱子的。迟早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的足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裁判为了钱成了黑哨，教练为了钱收受贿赂，队员为了钱而踢球，没有一点精神理想，只有钱。所以对外作战始终贯彻两个字——失败、失败、失败。整个一个晚清腐败无能的缩影。
在物质至上，文化快餐的时代，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所谓信仰，不是今天信了，明天骑墙。信仰是价值观和道德取向的合一，是内心修炼的结果。人一旦缺乏了信仰，失去道德的规范和精神追求，片面地追求物质享受和科技的先进，而忽视文化价值观和体系的建设，以及人心之满足。再伟大的国家，都终于要崩溃，法西斯德国和苏联即是例子。
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没有正确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将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清朝的文字狱只不过是延续明朝以极端的杀戮和暴力，使知识分子封口的做法。当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被暴力否定，文人的道德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背离了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立场，转而采取了崇尚追名逐利的实用主义。而在社会总体道德压力的要求下，骑墙文人的道德的伪饰更加速了文人人格的分裂。各种文人挂上专家的招牌，而行江湖骗术之事，致使文人与政客一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整个社会知、行分裂，人民在谎言和欺骗中生存。
陶行知所倡导的做中学、知行合一，即是对此种人格分裂现象的反正。而梁漱溟坚持信仰，在会上与毛泽东公然唱反调的勇气和无畏。正合了文人为信仰不惜一切的精神。
梁漱溟在万人群起攻击的大会上，淡然曰：三军可夺帅，匹夫可不夺其志。
知识分子一旦拥有了信仰，其肉体可以被消灭，则精神不死。而文人一旦丧失气节，则沦为走狗贩卒，此谓“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人，总是需要些信仰的，一个民族，也都一样。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人大教授何光沪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文如下：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其结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民族的浮沉。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惟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或他开车的朋友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这句话令人深思。它出自十七世纪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帕斯卡尔的笔下，且是在他的代表作《思想录》之中，而该书又被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称为“法国第一部散文杰作”。而且此话非闲来之笔，它乃是该书第二编的堂堂标题，这就不能不令人在深思之余想一想：这帕斯卡尔怎么了，竟口出此狂话，抑或真言？
帕氏的看法在许多现代人看来是早已经过时了，他们不仅不觉得不信上帝有什么可悲的，反倒觉得信上帝的人实在可悲，名之为迷信、心灵空虚或者缺少精神支柱。心灵的这种状态，就不是可悲一语所能道尽纺了。
人是可悲的，天下人皆如此，不足为悲，最可悲的是人认识不到自己的可悲，反而以为这是自己的伟大、高明。读帕氏，读何光沪，能助人从精神的噩梦中醒来，去追求自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