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圣德，师表万世，昭垂千古，其大要不外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孔圣岂争此区区束修之为哉，亦不过藉此以观向道者之笃万与不笃，求学者之诚与不诚耳。夫道之在天下，犹水之在地中，无地不可以行水，亦无事无处无人不足以见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道岂与人相离哉，人自离乎道耳。故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水之在山也，涓涓、滴滴、若绝若续，其细也，一勺之多，及行乎平地，有非意想之所及者。江淮河汉，其源皆出于细流，或激之，或决之，或容之，或荡之，则滔滔汩汩，怀山襄陵，一决而不可抵御，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非水之性欲东欲西也，莫之为而为也。道则亦独乎是，高也，明也，博也，厚也，悠也，久也，皆道之体也。其本源纯粹而不驳，清明而不浊，无上无下，无内无外，无轻无重，无大无小，放之能弥六合，收之则藏于密。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临，行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无不知道之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而其本源，则在日用伦常之间。故同人不求道则已，求之则仍须反求诸身。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非孔圣有所吝惜于其间也。盖道可道，非常道。孔圣之道，近取渚己，远取诸天下万事万物之中，必求道者可以体会而得之。孔圣始能取譬而道之，伯鱼趋庭，问诗问礼，未闻道也；赐也，闻一以知二。回也闻一以知十，此即儒门验道浅深之言。故道者可以得之而不可以教之也。同人欲知道之浅深、难易、大小、轻重、上下、内外之各殊，则惟于夫于常常垂教之中，细参而详审之，明辨而笃行之，则庶几乎近之矣。
修身为本
夫道之在天下，本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光所照，罅隙可通；流派所由，无孔不入。处处求其实践，不使之探讨于虚无缥缈之乡；人人求其能行，不使之人于高奥深微之理。致知、格物、诚意、正心，而以修身为其归宿；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以修身为其起端。由修身而心正、意诚、物格、致知，所谓内功，亦即内圣之功。由修身而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外功，亦即所谓外王之学。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本立而道生，所以立此本者，不外乎格致诚正之四端。循序而进，身自可修。然后以此身，为国人所效则，以此身为天下法，天下自无不平。然家何以言齐？而不言治平。盖家者，父子昆弟夫妇团聚之所，所重者在情，情而可通，一切自无物格。尔虞我诈，我毋尔虞；由我而上之，则崇以礼貌；由我而下之，则接以慈和。门以内，融融如也；堂以上，怡怡如也。彼此尔我之情怀，已赴于一致；内外上下之心意，自归于一体，此即齐之谓也。至于国与天下，则有典礼以分其体制，又有法律以行其制裁，礼法并重，而不得专尚乎情。故治也，平也，皆有人为之节制，不能全恃天然之祥和。事事处理，皆有范围，处处交接，皆有法度。道之以德者，所以必又齐之以礼也。所得之于天者，遇合不同；斯见之于世者，功效有别。故中道而立者，舍此修身之道，无以由，无以行，亦即无以立也。故修其身者，为内外枢纽；见乎道者，亦体用兼赅。同人欲知乎道，其先以修身加之意焉。身之为言正也，人之心体，有四肢，有五官，方合乎正道，缺其一则成为残废。盖人之身于初结胎时，受父精母血，浑浑噩噩之中，无知无识，及至脱胎出世，始知饥哭饥啼，秉天地这正气，率天然之性命。迨至成童以后，外物感触，浑然之体，变而为肆应之身，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时将良知良能，或而为善，或而为恶。为善者，身润以德，四肢五官，合乎规矩，举动皆在礼义之中，起居悉存道德观念，与孩提之时，似无差别。其为不善者，或缺其手，或残其足，或眼不明，或耳欠聪，或鼻偏向，种种形色，是皆由心中之感应，而发于外者也。心为人身之主宰，意为人身之形色，心一动，形即随之，夫所谓生于中，而发于外者也。儒家之书，始言修身，继言忠恕，身不能修，则忠不能忠，恕亦不能恕矣。人之身体，与飞禽走兽之身体，并无差别，所异者，灵性而已。灵性由人之修持而来者也，身不能修，何异于禽兽乎？同人勉之。
忠恕
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一贯云者，大道本乎忠恕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者恕之体，恕者忠之用。在伦常则忠孝并称，在圣功则忠恕合一。但恕者，为后天之变化；而忠者，先天之起源。无忠则不能正己，无恕则不能化人。故忠与恕相表里，而论恕必先论忠。夫忠之为言中也，又从心之所出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古时以帝王治天下，故忠属于臣，为对君之至理。盖忠有中心一致之意，故君与父并重，而忠与孝并称。然事君以忠，亦必尊君以正，阿谀谄媚，不得为忠，逢迎将顺，不得为忠，必举其中心之诚正，一一上达于君，所谓致吾君于尧舜，泽斯世于唐虞，始为尽忠之能事。昔周室衰微，王室不振，世道颓丧，几至成无父无君之局，故孔圣笔削《春秋》，以阐明忠君之义。但君者主也，又首也，其意义即为万民之首，而作主宰之人；臣者，辅助其君，以发号施令。故必先以一己中心之正道，贡献于君，以为斯民之表率，亦即斯民之先知先觉也。迨后君权渐衰，政教分离，而君师二者，不能一人为之，臣下之跋扈，斯民之疾苦，无所裁制，忠既难言其为忠，主亦不成其为主。若强令其忠，已非中心之欲，即背中心之大义。在君权之时，忠字专属于君。但忠于职守亦谓之忠，忠于正义亦谓之忠。故忠者，不能专属于君臣之范围。后世以师承道统，表率群伦，则师亦犹君。以人心为一身之主宰，则心亦为君。故吾处世，非必帝王时代，对于君应尽其忠，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推而至于忠其职，忠其事，忠其心，无一不出于忠之一字。为人谋而不忠，此之忠不属于君也；言忠信，行笃敬，此之忠又不属于君也。故忠之狭义，仅对君而言；忠之广义，则无所不包。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举。尽忠者，即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也，亦即中心由静而动之一点始基也。广而充之，推而广之，忠于人，则人服且悦；忠于事，则事无不举；忠于物，则物无不格。故忠者，包万事万物，而为中心表现实行之道也。天以君师并重，古者君而师，故忠亦属于一人；后者君师相离，则言忠者，不能囿于一偏矣。忠之道明，则推己之忠，以诲人之忠；由己之忠，以化人之忠，己所视为不忠者勿待人，己所不欲人之不忠于己者，亦不施诸人，则忠之道备矣。此二者本圣门人道之功，亦即人类应尽之道，意趣深长。包涵广博。今姑举其概略，与同人等研究之。同人应细细体会，实践躬行，则吾道自有豁然贯通之一日也。
道德齐礼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者道引也，引人入胜也。道以其道而无事多求，能得寸亦可矣。故道加寸为足，以足其导引之意。寸者寸心也，寸心中而引人道之门，存乎道则德生矣。道本为道德之道，德者亦以心为足。足者足也，丰满也，道以寸为足，德以心为足，道德是人之道德。人之道德，由寸心中而引人道德者也，故曰道之以德。至礼法一节，求其齐而已矣。不齐得不则谓之礼，我知礼人亦知礼，彼亦是礼，此亦是礼。为本社之意旨，为本社之法规，编纂本社之大同学。道之以德者也，此德由儒而释，由释而道。故称为大同之学。人之初，本由天赋而来；人之性，本由天命而率，恐为物欲所蔽，故以《大学》《中庸》之道，而道同人人道之门。本社今日订定法规，齐同以人礼也。本社即以此八字为宗旨，专司讲学人道，而不问其他，即斯义也。
造端夫妇
道不易求，而实易求。道不难知，而实难知。常人每念乎远，而忘其近，求其难而忽其易。其实道之在天地间，实亦至平常至明显者也。循其序而求之，则无不可知，无不可能。大之虽弥纶六合，小之则造端夫妇。夫所谓端者，何也？即念时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即其端而引申之，则为忠、为孝、为悌、为义、为顺。所谓良知良能，莫不发源于此。而所谓异端者，即异乎此端也；异乎此端，则必不仁，不义，不智，无礼。若宗教之异同，则在教人者与受教者所举之义理，与所得之意趣，有精神先后之别，而决不异乎此四端也。有其端始有其终绪，即有其体必有其用，故其发端不患其外，不患其近，不患其庸，不患其浅，充类而至尽，自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此即生人之本也。本立而道生，生生而不已，则难知者易知，易求者无所用其求矣。三教传道，固同源而异流，实分途而一理。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同人等尚其细心体会，勿徒存门户之见，而生党同伐异之心，转为矫枉过正之事，终于背道而驰也。
十九年春节在四川绥定河市坝对川陕边防军官佐及本部随员训词
现在我等所处时代，与关、岳所处时代完全相同。关圣讨平黄巾贼，试问黄巾赤眉与赤帜有何分别？黄巾赤眉不就是等于赤化党么？当时之东吴北魏，不就是等于现在南北形势么？因为当时有桃园三人，所以黄巾就得平息，魏吴也不得逞志。忠义之气，因之伸张，纲常名教赖以不坠。原来关圣志在恢复汉室。所谓汉室者，乃正统所系，就是等于今日之中华民国也。我等即是民国人，即当立志恢复民国之真正共和。要想恢复民国共和，须先恢复中国一贯相传之忠孝节义。此种道德，渊源甚大，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共生死、共存亡者也。中国上古时代伦常未定，人民知有母不知有父，与禽兽无异。人皇氏出，始制人伦。及有巢氏、燧人氏以后，人伦大坏，婚姻制度未曾修明，也像现在的公妻恋爱。幸伏羲氏出，又有其胞妹女娲氏佐之，纲常伦纪，于以修明，人民为之感化，天下大治。故伏羲氏逝世，人民共戴女娲氏为主。当时有祝融共工氏，邪说造乱，伦纪又坏，亦如今日。吏称其怒触不周山，故地陷于西北，天塌于东南，即甚言其坏法乱纪，天地俱为缺裂，与现在所谓打倒礼教，打倒廉耻迄无所异。幸女娲氏搞定祸乱，并炼石以补天。所谓炼石者，颇近神话，按之实际，炼忠孝节义之气也。厥后神农末世，蚩尤作乱，黄帝乎之。唐虞时代，共工作乱，大舜平之。春秋战国时代，杨墨之说横行，孔孟癖之。所谓蚩尤、共工、杨墨、黄巾等不循正道，惑世诬民，亦类似共党之流毒。故东汉时桃园三人深知其害，乃本忠义之气，一鼓而荡平之。今日之赤化，亦可云今日之地陷西北，天倾东南也。现在中国军人首领如此之多，难道说就无二三忠义之士，按照桃园之义起而恢复民国的么？(帅座说至此哽咽不能成声，全军中有感泣者约数分钟)复继续曰：宋时金兵入境，张邦昌、刘豫、秦桧亦常借重外力媚外卖国，幸有岳圣朱仙镇一战，金人丧胆，故能保南宋之偏安。今俄苏猖獗摇荡边疆，使我岳圣复生绝不至此。民国既尊崇关、岳为武圣，我等军人即当以关岳为法，须拿出几分忠义之气以解国难。在野学者亦当以孔孟为法，辟邪说，放淫辞，以扶持名教纲常、五伦八德，作中流之砥柱。则中天唐虞之治，庶可再见与将来。至于近时最流行之民权幸福，各种标语口号，以视秦之篝火狐鸣、明末之“迎接李闯王天下不纳粮”之种种骗人方法，抑何所异？人民受痛苦到了这种时候，大半都醒了。诸君其觉悟否，予亦不便多言。
二十年夏在四川广安县中学校欢迎会讲演词
教育之法有体有用，有本有末。就中比较，以体与本为重，譬如树木根本不固，枝叶决不能发旺。又如水之源头不远，流亦决不能大。足见教育亦当重本与体也。前清教育重文章，不重实行；民国教育重物质不重根本。根本者何？就是五个字：道德仁义礼。考之上古时代，多重道，故天皇氏得一万八千年，地皇氏亦得一万八千年，人皇氏得四万六千年。至伏羲氏道德并重，与神农黄帝时代俱称太平盛世。至尧虽遭洪水之灾，仍能本着道德二字做去，故尧舜时代，称为中天之治。至三代时，道德以外，加仁义二字，周公作周礼，道德仁义均集中于礼。礼之中包括政治法律。孔子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故政治法律亦非礼无根据。《论语》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舍礼而言政法，则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德免而无耻。《道德经》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接着一句失礼者(后人误刊失宇为夫字)，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余在湖南时，与秦善之、谭延君，彼此曾力争此字。我云失礼者，彼云夫礼者。何以见得是失宇呢？太上礼不可失，失礼而天下大乱。春秋时孔子教育均以礼为本，孔孟相继死后，礼教稍弛，专讲政治法律。于是有申商韩李之变法。(就是违反贵校壁上所悬泰山石刻“大修福果，多种善根”八个字教训)。商鞅结果车裂惨死，申不害亦未善终。韩非国之宗室，乃代秦画策，以灭六国，置祖国于不顾，遂为李斯所杀。李斯本荀卿之徒，儒家者流，竟敢废礼，焚书坑儒，制定秦之苛法，结果腰斩。迨汉兴鉴秦之失，用叔孙通定朝仪，上下有序，故国祚得以维持数百年。其初高祖约法三章，简而不苛，至萧何定律例，例仅三十条而汉大治。及献帝乃增至两万七千数百条，反被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以亡汉室。三国以后，晋与六朝均因废礼享国不久，结果国亡家破，异族侵陵。隋文帝虽暂能统一，因不本礼教，杨素当国，助杨广弑父弑兄、欺母奸妹，而隋遂亡。或以问文仲子王通曰：“杨素当国何如？”通曰：“有政无教”。可谓不幸言中矣。及唐之兴李渊陟位，迹近于篡，故有李世民之弑兄杀弟，此亦善根未种之故。然其国祚能延至三百年者，因当时文武将相均王通学生，尚能勉扶礼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