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革命军进攻湖北，将吴佩孚所属陈嘉谟、刘玉春等各部数万人，围困于武昌城内。此时，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将其统帅各军分布于赣北鄂东一带，并派陈调元率所部约3万余人进驻鄂东田家镇附近，表面是准备迎击北上之革命军，但孙又通电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用意所在，即坐视吴佩孚所属陈、刘两部被困而不救，借以报复吴佩孚设谋夺取武汉之宿恨。孙、吴矛盾之演进，其后果不仅是孙、吴两败俱伤，同时还造成了革命军北伐的有利条件，使之得以集中力量迅速解决武昌被困之敌，更可以使得胜大军将被困之敌解决后，毫无顾虑地长驱猛进。
革命军将武昌陈、刘两部歼灭后，士气大振，锐不可当。陈调元慑于革命军之声威，复以吴佩孚军被歼后，孙传芳军势成孤单，他认为难以支持长久，乃密派员向革命军联系，率部起义。
1927年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的主力军部署于南浔铁路沿线，以卢香亭为前敌总指挥，指挥部设于南浔铁路涂家埠车站，命第四军军长谢鸿勋率第四师和庞广荫、赵子恒两旅堵击进犯之革命军。谢以第四师和庞旅把守铜鼓修水之线，以赵旅控置于涂家埠为预备队，军部设于修水后方之箬溪镇。第四师和庞旅都是新成立的队伍，未曾经过战役，革命军进攻甚猛，一经接触，谢部即被击溃。庞旅长阵亡，谢军长及其部队被围于箬溪镇。谢一面督战，一面急电调赵旅增援。赵子恒旅长面见卢香亭总指挥报告谢部被围，十万火急，急待增援，卢面示赵曰：“剃小辫就在今朝！”不允增援，于是谢部全军覆没。
(王铸民)
湘军援鄂始末
1919年夏，军阀吴佩孚从衡阳返师到洛阳，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为尽地主之谊，举行招待。当时吴佩孚说：“看来湖南方面对湖北有企图，将来湘鄂之间，难免多事。如果发生问题，需要军事援助时，可通知我派军前来，绝无顾虑。”至1921年初夏，湘军对鄂企图，已经暴露。这时王占元因吴有前言，就告知该署军务课长王金钰并派他到洛阳见吴佩孚，提出湘军图鄂的问题，征求吴的意见。吴即坚决表示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既不仁，我就不义，回去对你督军说，不用多虑，赶紧准备应战。我现将一个师和四个独立旅控制在这里，如需兵力援助时，随即来电，我就派军南下，朝发夕至，不误时机。”等语。吴佩孚的前后两段话都是王金钰亲口告诉我的，王金钰回武昌后，就据实面报王占元，王就准备对湘作战。同年5月中旬，王派十八师师长孙传芳为鄂军总司令，指挥该师和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等部(都是王的嫡系部队)，在湖北蒲圻县届的赵李桥地带迎击湘军。这时我正充十八师的军械处长，担任这次战争的弹药补给，所有参战各部的弹药消耗，都由我负责补充，因此，军械处的组织也加以扩大，并调拨其他人员协助这项业务。在后方总补给方面，经王占元指定省军械局王局长负责供应，不失时机地由武昌运送弹药到前方，以满足战地需要。吴佩孚方面，经王占元急电请援后，虽很快地派军到达武汉，但不开赴前方增援，竟自动地进驻武汉各地营房，汉口、研口营房和维护汉阳兵工厂的军队住房，以及武昌左、右旗营房等，都为吴军住满，待武汉全部地方均为该军所控制后，才派靳云鹗旅开抵枫树林驻扎在离赵李桥战场30里的地方，并始终停留不前。当时鄂方所有作战员兵都极愤慨，但也莫可如何。
1921年5月，湘鄂两军在赵李桥一带作战，经连续八天的激烈战争，鄂军前线部队推派代表到枫树林请靳旅增援，靳以未奉命严词拒绝。从吴军抵鄂后所表现的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大批军队不是为援鄂，而是借此用以逼走王占元，夺取湖北地方。在这种特殊紧急情况下，王占元方面有两种策略：一是集中湖北兵力，与湘军一决胜负，击退湘军，其余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二是迫不得已时辞去本兼各职(当时王占元是湖北督军兼省长并兼两湖巡阅使)，卸去责任，就可解决所有问题。最后经王权衡利害，不得不忍痛取辞职一途，遂急电中央辞本兼各职后，在数小时内，就得到复电照准。前方作战部队得此消息，就认为王占元既已辞掉所有职务，我们也无在此硬撑的必要，自有继任者来继续负责。于是利用当日夜间，把全部作战军队撤过枫树林，转到靳云鹗旅的住地后面，使该旅在无形中变为前方部队，面临敌人，致该旅在梦中感到措手不及和震惊。靳旅在这种情况下，也急剧地连夜撤到孙军后方，占领汀泗桥附近山地并作防御部署，兼有不利于孙军的态势。拂晓时，孙军按战备行军向汀泗桥北进，靳旅以孙军行列严整，不敢阻止孙军行动。孙军通过汀泗桥后，即离开铁路线，折向东北到咸宁地方暂停，靳旅这时不能再向后撤，因此靳旅不得不承担了这场战事。逼湘军进攻，战事吃紧时，该旅反过来求援于孙军，孙军也照样置之不理，并将军队开往武穴，作隔岸观火之势。
吴佩孚在王占元辞职时，就保他的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同时，对这战事不再袖手旁观，而是积极行动起来。此时靳旅伤亡惨重，经一再派军增援，只能维持现状。而湘军已在汀泗桥作战地区集中，其兵力雄厚，足以一鼓作气直捣武汉。吴佩孚在这严重局势下，估计从正面反攻不易奏效，就另调生力军配合长江舰队袭击岳阳，对湘军前后夹攻，以期取得更大胜利。这两方面的军事企图在当时都极明显，并亦相互了解，但其重要关键是在争取时间，谁先达目的，就是谁获胜利。如湘军先得武昌，便能控制武汉，虽失岳阳但无关重要，还是重大胜利，否则，吴军先到岳阳，进攻湘军侧背，湘军则两面应战，必遭严重挫败。结果还是吴军首先袭击岳阳，断绝了湘军补给线，致湘军腹背受敌，全军崩溃。湖南的门户——岳阳就被吴军所占领，并控制了该省省会——长沙。因此湖南政局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吴佩孚因他的部属萧耀南已充任湖北督军，他的地位就驾之于督军之上，就任两湖巡阅使，驱王占元而代之(王占元原兼两湖巡阅使)，达到了他的目的。
(罗世杰)
东山再起到彻底溃败详情
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以后，羁旅生涯，百无聊赖，其所以能东山再起，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者，端赖靳云鹗、孙传芳等之竭诚拥戴。奈吴信任宵小，不纳谠言，由原定战略之联冯讨奉，一变而为联奉讨冯，遂致将帅失和，部下分崩离析，终于加速其溃败。现就我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将吴佩孚之再起及其溃败经过，记述如次，聊供历史研究工作者之参考。
再起前之酝酿
1924年10月，直军在山海关被奉军击溃之后，吴佩孚于11月19日返抵洛阳，企图组织护宪前敌总司令部，重整旗鼓。不料喘息未定，而惯于投机取巧的陕西督军刘镇华，突令所部憨玉琨师，东出潼关，进袭洛阳。吴以无力与抗，仓猝间率幕僚、眷属及卫队，乘专车经郑州赴鄂。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河南督军张福来出发前线督师，以省长李济臣任留守司令，我以督署参谋长职务兼任留守副司令。吴到达郑州时邀我同行。
当时，湖北督军萧耀南已经通电拥护段祺瑞出任执政，拒止吴佩孚前往汉口。吴行抵信阳时，无法前进，不得已小住鸡公山上。清末，我在军谘府任科长，萧任科员，彼此情感素睦。我建议由我先去汉口。见萧一询究竟，便求疏通，吴以为然。我到达汉口后，情势混乱，无法摸清底细，兼之与萧已暌隔三年，冒然进见，于双方均有未便，乃止。
不数日，闻吴已抵黄州，住决川舰上。值元宵节，我携元宵一千枚，前往黄州慰问吴佩孚及其随从人员。晤面时，吴正食黄州特产“鳊鱼”，邀我同餐。此鱼无刺，富脂肪，味甚腴美，苏东坡赤壁赋中所称之“巨口细鳞，似松江之鲈”，即指此鱼而言。我问吴到黄经过，吴说闯关过来的。我闻段祺瑞已令杜锡珪逮吴，风声甚紧，劝吴早作提防。吴答：“我自有打算，暂时不必说。”我揣测，杜与吴私交较好，可能已对吴有所知照。先是，有日本汉口领事馆书记兴律良郎者，曾在陆军大学任翻译，与我熟识，我来汉口后，他来访我。他说：“日本一位要人很仰慕吴玉帅，给汉口领事来电，嘱探询吴有无东游日本之意。请您向玉帅一问，如能赴日，这位要人准备欢迎。”这次我在黄州，向吴提及此事，吴答：“我连租界都不住，那能去日本！”当晚我别吴返汉。
又数日，闻吴佩孚在萧耀南的沿江戒备中，乘轮过汉，前往岳州，住旧部葛豪家。
冯玉祥与张作霖在天津会议时，几为张所算。冯自以实力不及张，主要是缺少弹药。他为了取给弹药于汉阳兵工厂，特派顾问段其澍赴汉：计划联萧。段与我同学，交谊极深，他访我说明来意。我邀萧耀南湖北督署的卸任参谋长张联棻，与段共商。段说：“冯焕章倒吴事做得不对，可是，现在如想联吴，其势已不可能，以联萧为便。”我与张联棻则认为长江中下游自湘迄苏，吴之潜势力犹在，易于号召，亦便于发动。段及恳我代为联吴，我允暗中协助。
直军失败后，直系将领张福来、李济臣、靳云鹗、彭寿莘、杨清臣等相继来汉。靳云鹗见直系人物，消极颓废，势如散沙，为了拥吴出山，他邀张联棻及我同段其澍会商。段说：“冯焕章并无芥蒂，如吴玉帅不念旧恶，极愿重归于好，共图奉张。”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联萧不如联吴，联吴成功。萧必来，萧来，军队及兵工厂均为我有，惟吴冯不便出面，应另请他人居间为之。
段其澍北返后，与冯玉祥商定：冯方以张之江为代表，吴方以靳云鹗为代表，互通声息。靳云鹗随即往岳州谒吴，备陈原委。吴初因萧耀南拒其人鄂，虑萧已与奉张合作，对出山事态度慎重。经靳反复劝解，吴允俟时机成熟即离岳州来武汉。
萧耀南见吴之出山，仅时间迟早问题，特在汉口设宴招待直系人物，借资联络，并有所表白。席终，萧问其左右今晚哪位没有到，左右答以仅李彪臣(我的号)一人未来。萧询知我淹留汉口，既无职，又无钱，遂于翌日派副官长段云峰过江，给我送一顾问聘书，并约定次日派小轮来迎，到武昌萧邸餐叙。座间，萧说：“我随曹三爷(锟)任参谋长多年，与子玉相知亦深，如真心拒其入鄂，可谓不知羞耻！但是，子玉并未体谅我在汉口维护各位同仁的苦衷；当我正对北京变戏法时，子玉来鄂，无异揭开我的宝盒。”言次，恳我去岳州见吴，为了解释。并请吴出山。我到岳州见吴，说明萧之苦心及拥吴本意后，吴示以微笑。
与此同时，浙督孙传芳先后派蒋方震、杨文恺来汉口，对拥吴出山事亦进行活动。
吴之出山时机，已届成熟，仅有一二枝节问题尚待解决。其一，段其澍在江汉活动，颇为成功，但他电告冯玉祥后，冯以段为人老实，恐被人所诒，致遗伊戚，又派参谋长刘骥到汉了解真相。刘到汉口后，隐瞒段其澍，秘密探询，未得要领，认为段已受骗，竟以吴佩孚买空卖空之语电冯。而段其澍去电，则又称一切齐备，只待冯之复电到来，即可揭幕。冯分别接获刘、段两歧之电，犹豫不决，三日未复。我访段询问，段连声叫苦，他说：“我想跳江，人家说我买空卖空，我还有何面目去见焕章！”为了打破僵局，我向靳云鹗建议。由靳出面召集各方代表开会，共谋补救之道。那次到会者，除段其澍外，有浙江孙传芳之代表杨文恺、安徽马联甲之代表田锦章、四川刘湘之代表刘泗英、湖南赵恒惕之代表葛豪，还有云南代表刘小南、贵州代表李某(忘其名)，直系将领刘玉春、陈嘉谟、刘佐龙、卢金山、宋大霈等亦出席会议。会议上，陈嘉谟主张联名致电张之江，详述经过。电报发出后，冯之拥吴复电始到。其二，讨贼通电之领衔人，本以萧耀南为最适当人物，但萧深恐吴再失败，将影响本人地位，借词推托。退而求诸孙传芳，亦有所顾虑。曹锳及刘梦庚以事不宜迟，迟恐生变，几次在晚间至萧邸相劝。一次，曹锳说：“这盘棋快要输了，只剩下您这个眼儿，这个眼儿如果用不上，那就全盘输定了！”萧见无可推诿，勉强应允。方欲提笔自拟电稿，曹锳已将预由蒋方震所拟讨贼通电稿陈诸案头。萧略一过目，即签名饬发。移时，萧忽萌悔意，欲将电稿收回，谓尚有数字须加斟酌，电务处负责人亦盼吴再起，答以已经发出，乃罢。
按此电原以张作霖、段祺瑞为“贼”，经我建议，由靳云鹗提出，将段撇开，集中火力攻击奉张一人，于是易以“合肥耄矣”四字，段因而免被“贼”名。
一切俱备，萧耀南派舰迎接吴佩孚来汉口，在刘家花园筹组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吴以蒋方震既代表孙传芳，又与张謇、梁启超有关系，遂任之为总参谋长。并以张联菜、张国溶(湖北督署参谋长)、田锦章和我为军务参赞兼高等顾问。此1925年9月间事。
讨贼联军的作战计划是：先由孙传芳从浙江进攻苏皖，驱逐杨宇霆和姜登选，待山东张宗昌派兵南援时，由岳维峻指挥河南各军进出豫东鲁南，以抚其背，断张归路，彻底歼灭奉系部队。华北方面，则以冯玉祥之国民第一军，与由京汉路北上之部队，合力解决李景林和张学良等部关内奉军。
布置既定，吴佩孚即待孙传芳发动攻势时宣布就职。
改弦易辙，认“贼”作友
1925年10月，孙传芳首先向奉军进攻，吴佩孚亦通电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之职。孙军连克上海、南京、蚌埠各地，奉系之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相继溃逃，鲁督张宗昌所派南援部队，又被孙军击溃于任桥、固镇一带，孙传芳进驻徐州。
当张宗昌派兵南援之际，吴佩孚电令豫督岳维峻，派遣所属国民第二军，分道向兖州、曹州进攻，策应孙军。但岳维峻督豫后，段祺瑞曾派密使前往拉拢，许以现洋80万元，子弹200万发。以前，靳云鹗之旧部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等部，已被国民第二军收编为三个师，留驻河南。但自靳云鹗抵汉后，三师长即长住汉口，蛛丝马迹，不能不使岳维峻有所疑惧。自岳得到段之奥援后，喜出望外，从而乐于扮演两面派角色。因此，岳对吴之来电，未即奉行，按兵不动。
吴佩孚见岳维峻阳奉阳违，延不出兵，恐将影响全局，派我赴汴见岳督促。岳表示待收到北京所许之款项、弹药后即行出兵。但他顾虑靳云鹗夺取河南地盘，除准备派李纪才师出曹州进攻济南外，恳我转陈吴佩孚，由陈、王、田三个师沿陇海路东下，进袭兖州，以李云龙师为总预备队。另外，岳还向吴索机枪子弹带一千条。
我返汉复命，吴佩孚立即调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等部沿陇海路东进。岳维峻亦同时派李纪才师向曹州出击。陈等奉令后，趑趄不前，反而建议调李云龙师打前锋，自作后援。彼此推诿，颇误戎机，使岳益感不安，乃调陕军蒋世杰师进驻信阳，严守豫南门户，防鄂省部队北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