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有“儒将”之称，喜读《春秋》，着有《春秋正识证释》、《易箴》、《大丈夫论》、《日食参考说》等，这些着作中的不少篇章是在洛阳写成的。吴佩孚亦精书法、诗词，不少诗篇是在洛阳创作或后来写的怀念洛阳之作。
民国时期，驻华使节来洛访问较频繁的是20年代。1922年5月，苏联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魏金斯基到洛阳访问，与吴佩孚会面；同年8月以越飞为全权代表的苏联驻北京外交使团派使团顾问伊万诺夫及苏联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等多次到洛阳访问；12月，日本参谋本部出二部长伊丹雄少将到洛阳访问。1924年1月4日，英国驻中国公使麦马利抵洛阳参加吴佩孚举行的阅兵式；同年7月10日日本驻汉口领事林及次郎赴洛阳拜谒吴佩孚，请吴转告北京政府平息全国排日风潮；9月17日，吴佩孚在洛阳巡阅使署宴请日本使节芳泽，要求南满铁路代运直军。民国9年(1920年)10月9日，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者魏金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曾经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交往。因为“联合吴佩孚”是当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是共产国际在建立初期制定的策略方针。1920年10月9日，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者魏金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以谋求与吴佩孚联络。魏金斯基与白坚武讨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并介绍了苏俄情况。1922年5月，魏金斯基再到洛阳访问，与吴佩孚会面；不久，以越飞为全权代表的苏联驻北京外交使团派使团顾问伊万诺夫及苏联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等多次到洛阳访问，以促进苏联和直系军阀之间的关系。
据《白坚武日记》1922年3月9日记载：“晚，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此记载说明，陈独秀(仲甫)是到洛阳与白坚武进行了“接洽”，他本人欲与吴佩孚方面接触，或进行了接触。
1922年10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吴佩孚拉拢教育界》一文：“教育界与军阀，向不接近。惟年来风潮迭起，吴佩孚颇注意及之。适其秘书白某与李大钊有旧(现北大图书馆主任)，因招李至洛，询以教育趋势与总长人才。李头脑极新，尤不愿在此时做官，更不愿由军阀进身。乃简语吴曰，教育界事惟教育任之，他系人插足其间未见其可也。吴点头者再，乃询谁氏可长教部，李不愿足功，谓蔡孑民为教育界元老，公谒电询蔡，吴颔之。适蔡将赴鲁，参与教育改进会，蔡先属意蒋梦麟氏，时蒋亦在鲁……”这篇是一篇时评，介绍了在此之前，吴佩孚与李大钊的一次洛阳会晤，吴请李大钊当教育总长，李大钊未应。这是李大钊与吴佩孚的第一次会面。据《白坚武日记》1922年6月7日记载：“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因此，会晤的时间是当年6月。
1922年8月下旬，李大钊赴杭州出席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李大钊根据西湖会议的决议，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谈，并同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正式加入国民党之后，于9月8日在由上海返回北京时，特意转道洛阳，与吴佩孚沟通有关情况。他这次在洛阳逗留三日，于9月11日乘火车返回北京。在洛阳期间，他主要了解了吴佩孚新的政治动向，并同吴佩孚进行了会谈，通报了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有关情况，听取吴佩孚的意见。对此，他在回到北京后接受日文《北京周报》记者采访时作了一些陈述：“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之后到了洛阳。眼下吴氏正在热心地实践他那前些时刚刚公布的兵工政策，早上五点前就全体起床出动操练到七点，然后再到附近的山上植树。吴氏说，如果孙文先生肯出任兵工会的会长，那么他自己愿意担任副会长，率领现有的数十万士兵开到大西北新疆、青海一带去开荒种地。另外，孙吴两氏还就前几天报上披露的、近日刚刚收到的徐树铮致吴佩孚论述统一方策的信，谈了他们的意见。”从中可以得知李大钊此行洛阳的一些情况。此外，《白坚武日记》中也有关于此次李大钊洛阳之行的简单记述，如：“李守常、李寂庵、林素园来洛……守常自申江来，谈申江诸公近情”(9月8日日记)；“守常及李晓沧约余同看元铁木尔坟，途中共谈南北政情、人事之短长得失大略”(9月9日日记)；“晨，李守常回京。”(9月10日日记)。这些，为李大钊在洛阳逗留的大致情形，也表明吴佩孚愿与孙中山合作，双方可能约定孙中山方面与吴佩孚会谈诸事宜。
一个月后，李大钊与王励斋一起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北京支部部长)来洛阳与吴佩孚举行会谈。据《白坚武日记》记载，他们是在10月9日到达洛阳的：“孙中山代表张溥泉(张继)及王励斋、李守常来洛。张与吴将军握谈颇欢洽。连晚与守常谈京况。”李大钊此行洛阳的次日为“双十节”，上午吴佩孚主持纪念辛亥革命首义大会及阅兵式，邀请张继、李大钊等人参加；下午，白坚武和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倬章等人陪同李大钊一行“游关陵、龙门、香山寺”，“登临尽日，夕阳归来”。10月11日，张继与李大钊、王励斋离开洛阳，吴佩孚亲自到金谷园车站送行。据《白坚武日记》记载，“张溥泉今日言归，吴子玉将军复函答孙中山，以共同忠于民国相勉，勿与卖国党、匪党邻近。溥泉电孙中山意大略亦同。”
苏联在外蒙驻军问题招致吴佩孚的反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放弃“联吴”，而支持孙中山。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共四条。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此项大事业……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192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爆发，参众两院要求和解，曹锟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下令镇压，造成惨案，这是北洋政府的集体犯罪，罪魁是曹锟，但由于负责直接镇压的是吴佩孚所属部队，因此国内舆论一致声讨吴佩孚，李大钊在武汉发表演讲，怒斥吴佩孚背信弃义。国共两党从此放弃与吴的接触，而是把打倒吴佩孚作为北伐主要目标。
吴佩孚对洛阳城建、交通、文化建设，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功绩，这是不该忘记的。
四、再败直奉战争
再说奉系自败退关外之后，在日本扶植下整军经武，蓄志再度问鼎中原。1924年9月，直系军阀、江苏督理齐燮元与皖系残余军阀、浙江督理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由，于9月15日起兵讨直，攻进朝阳、凌源，第二次直奉战争就此爆发。曹锟急召吴氏入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迎战奉军。
这场战争在山海关和热河两个战场展开，奉方兵力约25万人，直方兵力约20万人，双方均有海、空军参加作战，是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奉方有备而来，装备精良，饷糈充足；直方军队系临时调集，加上财政支绌，装备给养均感困难。奉军于10月7日攻陷长城要隘九门口，直军山海关阵地动摇，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拼死反攻，战况空前激烈，双方均付出重大伤亡，战事呈胶着状态。
正当吴佩孚与奉军酣战之际，直军后方发生巨变。奉令取道古北口进兵热河的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及直军将领胡景翼、孙岳等，暗中通款于奉、皖两系及国民党，于10月22日晚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截断京奉、京汉铁路，联名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并胁迫曹锟下达停战令及罢免吴氏本兼各职。
冯的倒戈使直军阵脚大乱，吴率兵一部回救北京，被国民军在杨村击败。奉军从冷口突入长城以内，占领滦州，截断直军后路，山海关失守，直军主力全军覆没。在奉军和国民军的夹击下，吴佩孚退往天津，日本为了控制吴氏，曾由领事吉田茂出面，劝其避入日租界，但吴素持“不要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的“三不主义”，予以拒绝。11月3日，吴率残部2000余人在塘沽登舰从海路南逃，到长江流域徐图再起。
吴佩孚乘船南逃，飘浮海上，处境狼狈。船至青岛，山东督理郑士琦不仅拒绝假道，而且拒绝供应淡水和粮食。吴佩孚只好再往南边，预备从上海入长江，过武汉再返洛阳。在途中，他竭力向各省军阀兜售他拟订的组织“军政府”的计划，但四处碰壁。他一气之下，径自回到洛阳，调动老部下，以图重整旗鼓。
吴佩孚喘息未几，肘腋之患又起。从前巴结吴佩孚的陕西督理刘镇华，乘国民军进入河南连连告捷之机，唆使其部下，东出潼关，进军洛阳，谋取地盘。守备洛阳的官兵，都是刚招募的新兵，未战先溃。吴佩孚在无兵可防的情况下，只得匆匆乘车出逃，准备到萧耀南处避难。不料，逃难的火车尚在河南省内行进时，吴佩孚就先后收到萧耀南和湖北省议会几次发来的急电，婉拒他进入湖北，逼得吴佩孚只得带领一班人马停留在鸡公山避难。鸡公山的鸟语泉声使人有脱俗之想，但给他带来的却是孤独凄苦之感，发出“人海茫茫，究竟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所？”的哀叹。然而，在北京的段祺瑞执政府发出了一道接一道的“逮捕吴佩孚解京治罪”的通令，国民军又攻至鸡公山附近，吴佩孚要想赖在鸡公山不走是不行的了，只得再次出逃避难。最后逃往自认为“发祥之地”的岳阳，托庇于赵恒惕。
五、再度出山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与奉张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中失败，宣布辞职出洋游历。张作霖在控制北京政权的同时，调动大批奉军进入关内抢夺地盘。奉系妄图将其势力伸向全国的野心，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冯玉祥和孙传芳。冯、孙二人在“抗奉自保”的一致目标下，很快不谋而合，两人结为“金兰之好”，相约南北两路同时出兵夹攻奉军。另外，他们都认为长江中下游吴佩孚尚有一定的影响和潜在势力，如能拉吴出来，既易于号召，又便于发动，因此各派代表穿梭来往于岳阳、张家口、杭州之间，相商共同出兵讨奉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