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虽然顺应国民痛恨军人拥兵败政、畏兵如虎情绪，鼓起“废督裁兵”运动的潮流，作了“废督裁兵”姿态，但没有、也不可能实行“废督裁兵”。然而，“好强求胜”的吴佩孚，在其全盛时期，因为担忧“窃维民国开幕以来，七载有余，以言内政，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政治废弛，纲纪荡然，频年用武，萑苻遍地，生灵涂炭，闾里为虚。以言外交，主权常被束缚，公里屈于强权。尤口登岸，蹂我领土，滞洲出兵，受人支配。其他种种辱国失权，勿庸赘举。其所以苟延至今者，因数年来，欧战未休之故耳。今者欧战既终，若仍以阋墙细故，争持不已，贻人口实，欲为埃及、印度，恐不能也”。却于1924年4月，忽作惊人之举，大力实行了“削藩”。这说明吴氏的言论绝不是“作秀”。他从直系开刀，一律免去本系地方军人所兼师长之职，借以削弱巡阅使、督军所掌握的“师”的军事实力。这比“废督”的意义更大。
在北洋军人集团内部，长期以来，似乎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就是不论官位多高，都要亲自抓一支军队在手里，以防他故。一般情况下，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师长这一职衔的。吴氏颇能认识到这一点。巡阅使、督军兼师长，以高官而抓一支贴身嫡系军队，就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作乱、倒戈之源。曹锟在贿选总统上台后，“论功行赏”，大肆分封，重以职权，笼络内部。1923年11月12日，曹锟特任了以下巡阅使、督军：
直鲁豫巡阅使兼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直鲁豫巡阅副使兼任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及直隶军务善后督办(即督军)；两湖巡阅使兼任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苏皖赣巡阅使兼任第六师师长齐燮元；陆军检阅使兼任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福建督理兼任第二师师长孙传芳；山东督理兼任第五师师长郑士琦；河南督理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
曹锟此举，除施笼络之计外，主要目的是将北方对奉大计交由吴佩孚办理，为二次直奉之役做好准备；西南由萧、齐负责。即无南北之忧。而吴佩孚制定的“平奉步骤”，首在“先清内部”，从而达到加强直系中央军事上的集中统一，解除直系地方军人的兵权，避免尾大不掉、倒戈弑上之虞。所以采取“削藩”措施，各巡阅使、督军一律不得兼任师长，而将所兼师长交由中央直接派员或委任旅长接任，各师改由中央陆军部直辖，以便他指挥驾驭，其用心为公又为私。
吴佩孚一声令下，将上述八位师长的军权全部予以剥夺，不再由巡阅使、督军兼领。这一措施，一般解释为袁世凯编练“模范团”，段祺瑞组织“边防军”的故伎重演。但对于直系省级军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生死关头，顿生事故，立遭直系诸将“联盟罢工”、强烈抗议，直系内部掀起轩然大波。王承斌、冯玉祥、郑士琦、齐燮元、萧耀南等，以辞职相要挟，兴起一股抗吴力量。洛吴在直系军人中，虽以战功居领袖地位，操有左右全局实权，本系诸将，一般情况下，无不屏息听命，莫敢违抗。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实际情形则是洛吴平日待人极为严酷，常常不分场合地给人以难堪，他的跋扈早已引起部将的怨恨。惟以伏处权威之下，莫敢如何。“当二次直奉战争将起，吴氏大有不能兼顾之势，于是，合群抗吴，推冯玉祥为盟主，向吴氏发难”。因为军人无兵权，就不能成为实力派，而成为赤手空拳的光杆司令，自然忍无可忍。现实是有兵就有官、有钱、有权。
事情走向吴氏愿望的反面。此举更加助长了直系军人的朝秦暮楚，以下犯上，离心离德，“作乱”和“叛逆”之风。这对军事独裁者来说，直不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直系天下几成土崩瓦解状态，已预示着末日的到来。
上海《新闻报》发表时评指出：“直系诸将，联盟示威，迫曹氏裁制洛吴耳！直系诸将之意如此。为曹氏计，安能允其所请？而同时对于洛吴，又安能加以制裁？假如曹竟听诸将辞职，彼等必将假部下拥戴之名，起而抵抗，则直系之分裂立见；或者曹迎合诸将之意，告诫洛吴，洛吴不甘受，分裂亦见；即使曹模棱两可，敷衍其间，彼等知曹无能主持，必自起而与洛吴争，则分裂仍不免。”“水涨船高”，军人为权力而倒戈，在北洋似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吴佩孚必然也要冒这种风险，在《直隶旅沪同乡自治协进会》的一份文告里揭露了吴氏“削藩”的内幕和苦衷：“即使最密之齐燮元，亦有调任苏督之意，以调虎离山之计，使各督亲信军队脱离掌握，前后失据，彼乃从容调度，位置私人。”齐燮元说：“政府与吴商定，对调苏鲁省长，实为废督之第一步。”齐氏暗中挑动冯玉祥说：“政府与吴商定，以冯为苏皖豫剿匪督办，完全为调虎离山之计。”他并与王承斌成立齐、冯、王共谋反吴的“小三角同盟”。
2月28日，吴佩孚既然认定此举可以“避免武人干政”、地方军人拥兵自重，故不顾后果和代价，断然下令撤王承斌第二十三师师长职，以旅长王维城继之；解萧耀南第二十五师师长职，以陈嘉谟旅长接统；3月20日，再换张福来第二十四师师长职，以杨清臣旅长调升；免陆锦第九师师长职，以旅长董政国代理等。他先从自己的嫡系部队入手，多从本师旅长提升，以免他们鼓动部下抗命。吴还从自己做起，请曹开去他第三师师长兼职。吴氏再三辞，曹氏一直留，其理由据说是：第三师是北洋老部队，训练有素，屡建奇功，名震海内，该师师长“非子玉老弟莫属”。
吴佩孚提出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直鲁豫巡阅使(吴)及其他巡阅使主张，使国人大有空谷足音之感。但对他却是一厢情愿。原来总认为曹锟和自己的交谊深，必然会完全赞成自己的主张，决不至于口是心非的。巡阅使裁撤之后，进一步的计划，自不愁督军不能废除，兵不能裁；然后可组成“超然内阁”、“良善政府”，召集新国会，制定新宪法，整顿税制，健全财政，开源节流，军队国家化，各省设省长，由中央选派，对中央负责等等“大政方针乃可实现”。而曹不准吴辞第三师师长，可吴硬要免部将的师长职，这未免不公，便有了抵制理由。
但当吴在实施第二步计划时，即免去齐燮元的第六师师长职、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师长职、山东郑士琦的第五师师长职，并以直督任彭寿莘，奉督拟授靳云鹗，吉督许胡景翼，黑督命米振标，以曹锳都统热河，冯玉祥巡阅热察绥三特区，“这一计划，皆已着手进行矣”。
然而，未能如愿，二次直奉战争提前爆发了。至此“废督裁兵”之说，虽大张旗鼓，风起云涌，一唱百和，却不了了之。
由吴佩孚主导之“直系中央”，某些方面给时局透过一股清风，这与备受内讧困苦的国民期盼稳定、发展是一致的。社会上层更加希望借助开明之军事强人吴佩孚，能使国家政治真正步入“大一统”。
1920年至1924年，中国社会上普遍兴起了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这是五四运动后北洋军人统治时期影响颇大的政治、宪政和思想运动。参加运动的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十分广泛，但主要是学界，其次是政客、军人。吴氏与此项运动关系很大，鼓吹在先，反对于后。
早在直皖战前，吴氏结好西南，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而支持湖南等省的省自治，甚至主张抛弃南北两政府，另组第三政府。而战后，尤其是在第一次直奉战后，吴氏已放弃和平统一的幻想。在他看来，统一全国的障碍，当前不在孙中山的护法政府，而在西南“联省自治派”。所以，吴氏一面通电邀请亦反对“联省自治”的孙氏北上共商国是，一面充当全国最大的“武力统一”者。而西南联治派在看到吴氏唱“法统重光”、“废督裁兵”口号时，一眼识破这仍然是变相的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论。
西南原有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和“兵工计划”。吴佩孚为了砍掉这面旗帜和这个计划，联络陈炯明反对孙中山。而陈炯明则想通过吴氏主张恢复旧国会、抬出黎元洪出山任大总统来打倒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及其非常大总统职位。但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又同吴佩孚利用旧国会制宪，挟制“联省自治”潮流和推行“武力统一”矛盾尖锐。
正如广东日本总领事馆太田喜平致北京日本公使馆小幡酉吉的密电中所说：“陈炯明对于吴佩孚近日之恢复旧国会，虽然赞成，而当宪法制度之前，总以联省制度为是。其中央集权之主义，应行废止，仍主张地方分权，并声明武力统一之一事绝对反对。”
“联省自治”“源远流长，由来已久”，但以五四运动、直皖之役为界标，前后分为两个时期。以前为舆论上的鼓吹、理论上的辩论时期；以后为事实上的进行、在全国范围内试图实行时期。这一运动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废督裁兵”、“军民分治”、“民选省长”、“制定省宪”、“本省人治本省”等。这后一时期最大的实力派军人吴佩孚，既表示赞成于先，又实行摧残于后的出尔反尔态度，使这一运动变得十分曲折和复杂。
第一，联湘。在省宪运动的发祥地湖南，吴氏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该省在吴氏驻湘期间，傅良佐、张敬尧督湘时期，因“南军入湘，北军势不能让步；北军入湘，南军亦不能让步。故今日欲解决湘事，舍任其实行自治，别无他法”。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做了陈炯明与吴佩孚联合的桥梁。陈为反孙，割据自雄，需要联合赵而谋“联治”；吴为反孙反奉，也需要联赵联陈而唱“联防”。赵恒惕的生存与发展，也“确实是靠陈、吴才得以保持”。所以，陈吴的支配力可直接达于湖南。这就是湖南省的“自治”，和湖南省宪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湖南省自治运动的激进的直接原因，是湘人憎恨中央专制、残湘民以逞，更厌恶皖系湘督张敬尧祸湘。此人愚昧、贪婪、腐化程度远远超过同辈和别的军人。湘人欲哭无泪，吴佩孚乘机援助，湘人掀起驱张运动并获得成功。
张敬尧通电怨恨吴佩孚说：“乃吴师朝发而谭(延闿)军夕来，签约未干，无端反讦，占我衡阳、衡山而犹末餍其欲，复占我保庆、永丰、新化，今又萌暗袭湘西之志。”
吴佩孚撤防北归，直接帮助了湖南自治运动的成功。“谭、赵仅率兵一万五千人，驱逐张敬尧七万人，一战而成事”。若不是吴佩孚的支援和湖南人民驱张运动的高潮，这是不可能的事。
1920年6月，驱张斗争胜利后，谭、赵初抵长沙省城时，湘人关于“废督裁兵”、“民选省长”、“湘人治湘”、“联省自治”的呼声响彻云霄。而当时的湘省，仍然处于西南军人和吴佩孚直系势力的拉锯局势之中。吴氏占据长江流域，势不可敌；西南多变，孙陈分裂，桂系失败，安定无期，无所依赖。以往湘军对北军作战，背后有桂系支持。现在广东发生粤桂战争，桂系新挫，而孙中山又锐意北伐，湖南又成为第一战线。这样一来，夹在吴佩孚与孙中山之间的湘军，完全孤立而无外援。它必须投靠吴佩孚，并声明：“湘人仅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战争截然无关，且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绝无侵犯邻省之意。”与此同时，并结好广东陈炯明，引为奥援，进推“联省自治”，抵制孙中山的北伐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
这样，无论吴佩孚，或者孙中山，一时都不敢贸然图湘。吴在北方发动直皖战争的前提条件就是在湖南与湘军修好，客观上支持了湘省自治，使西南各军过不去湘境一步；即在援鄂战争中直军攻克了岳州，亦不敢南下长沙、衡阳而占有全湘。如果那样干，他们都将处于四面受敌而无“缓冲”余地。
7月，谭延闾发表着名“祃电”(22日)说：“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民治之实际，尤在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而后分权事举，和平进步，治安乃有可期。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皆因三千万人民饱经痛苦，历受教训，有此觉悟。认为非以湘政公之湘省全体人民，不足迅起疮痍，速复元气。”谭氏慑于各方面压力、社会舆论，只好借此“沽名钓誉”，以假乱真，顺应潮流。既可避免再卷入南北战争漩涡，又能讨好湘省群众，何乐不为？！这是地方实力派与政客实行“省自治”，进一步“联省自治”的典型代表。
在津、京的湘绅熊希龄、范源濂等着名政客立即复电表示赞许：“祃电为根本之言，洞中肯要，非此不足以救湘救国救各省，并救吴子玉之国民大会。”同时，熊、范等人请梁启超代拟一份《湖南省自治法及自治法大纲说明书》寄给谭氏，供其采择，于9月5日、6日见报公布。
湖南人民想利用吴佩孚、谭延闿造成改造湖南的新局面；而吴、谭也是要利用人民达到“以假乱真”而又“弄假成真”的结果，湖南自治大有势在必行的趋向。
然而，11月初，即发生孙中山、程潜倒谭事件，直接破坏了“省自治”潮流。国民党人不愿吴、谭之谋得逞，便联络谭派健将王育寅、林修梅等将领在湘西发表通电，“先使谭氏不能展布”；接着发生谭氏心腹大将萧昌炽被所部哗变杀害事件。谭氏被逼宣布于11月23日下野，同时被逼推部下师长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
但赵氏上台，仍继承谭氏“自治”之路。为保护自己与吴佩孚展开论战：“统一欤”还是“分立欤”？争论无结果。但赵比谭果断，力排众议，断然由省政府成立制宪筹备处，采取简易程序：先交省议会议决《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该“章程”由省政府特聘13名学士组成起草委员会)；再由湖南全省75县选出士绅代表150余人组成审查委员会，审查已定宪法草案；审查修改定稿后，即交全省全体公民总投票复决；通过后，由省长公布。这样，起草、审查、投票、公布，四步骤齐全。湖南省宪起草委员会“首重学识经验，无偏无党，超出政潮之外”。吴佩孚阻止无效，派幕僚打人内部。13人名单如下：
湖南宪法起草主席李剑农是省宪运动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和出色倡导者，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委员蒋方震是吴佩孚的幕僚长，“军学权威”，着有《裁兵计划书》等，着眼于湖南省宪法中明确规定“废督裁兵”条文以及吴佩孚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均以湘省为入手办法；委员王正廷为着名法学家，着有《宪法刍议》等。
这个由教授、博士组成的制宪班子，速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于1922年1月1日公布施行。根据省宪，赵恒惕经过激烈竞选，击败政敌，当选为第一任“民选省长”。
赵氏在“援鄂”战争中曾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于武汉，自由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问题，并特邀吴佩孚光临指导，共同组织全国性“联省自治政府”，即抛弃南北两政府，另组一个第三政府。这时吴佩孚又为其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