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本来还没有投降蜀国的想法,被马遵等人这样一逼,只好连夜赶回他的家乡冀城,只见满城都是蜀兵,既不抢劫,又不杀人,对老百姓也很好,心中不禁暗赞诸葛亮治军有方。不久后,诸葛亮又带兵攻打冀城。姜维在城上见到蜀军大小车辆尽是粮草,便带领部下出城抢劫。蜀兵见了也不抵抗,只是抛弃粮草就走。姜维夺了,正要回冀城,哪知城池已被魏延拿下,只好逃走。
当时姜维手下只剩十多个人,沿途又遇到张苞杀了一阵,最后只剩得匹马单枪,一时走投无路,只得向长安走去。走不了几里路,一片喊声,几千个军士从树林里冲了出来,为首的乃是关兴。
姜维非常疲倦,没法抵挡,回马就走。忽然一辆小车从山坡后推了出来,诸葛亮端坐车上,摇着羽毛扇,见了姜维就说:“伯约,为何还不投降?”姜维心想,前面有诸葛亮,后面有关兴,没路可走,只好下马投降,请葛亮连忙下车迎接,握住姜维的手说:“我自从出山以来,总想找个有才能的人,将我一生所学的东西传授,只恨未有适当的对象,如今遇到伯约,总算满足了这一心愿。”姜维大喜拜谢。
自从诸葛亮得到了姜维,他的心情着实高兴。感到姜维这个人的才能与品德,完全符合他军事继承人的条件。为了培育姜维,诸葛亮认为必须使蜀国的官吏、将领同他建立感情,特别是诸葛亮信任和用心培育的张裔、蒋琬等人,必须能同姜维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姜维刚入蜀军,威望自然不行。诸葛亮为了提高他的威望,作了一番努力。
首先,姜维刚到蜀国,诸葛亮就请求后主任他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
接着,诸葛亮又连续给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琬写信,盛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可以说是凉州地区的第一流人才。还说姜维“敏于军事,既有胆略”,又“深解兵意”;特别是他“心存汉室”,“习兼于人”,难能可贵。
最后,诸葛亮还命姜维在军事训练之余,抽空去到成都,晋见后主。
所有这一切,都是诸葛亮有目的、有计划地提高姜维的地位,密切他同蒋琬等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后主对他的了解。好让姜维在他死后,能得心应手地担当起北伐曹魏之大业。
任人唯贤
所谓“贤人”其实就是德才兼备之人。选拔重用人才,才能不可不虑,但德行、人品则居其一。有才无德不能得人心,这样的人本领大,危害同样也不小。诸葛亮对于贤人的“德才兼备”的要求,事实上是由于他对人的德才两方面与治国的关系认识得深刻,具有大智者的眼光。
刘备死后,诸葛亮辅政时,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养和大力提拔。他选拔人才不仅重视才干,也极重视德行,德才并举,重才更重德。如他在《前出师表》里推荐费神、董允时,特别强调他们为人“志虑忠纯”,并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古人所谓“贤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治,是以聘求贤士。”
于是诸葛亮把择贤作为其重要职责,他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他培养和提拔的后继者蒋琬、费祎、董允和姜维都是有德有才之士,为时人所推崇,无人不服。当时蜀人把他们四人并列,称为“四相”,除了姜维外,《三国演义》对蒋琬、费祎、董允仅简略提及,《三国志·蜀书》有关他们的传记则记录较详。在蜀国后期,这四人都是实际的执政者,了解他们的为人及其对蜀国的贡献,始能理解诸葛亮用人的特点。
诸葛亮用蒋琬作为继承人,而不用时人认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这只是小说演义的手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魏延有没有反骨无从考证,但是这个人虽有才能人品却不太好,不能团结人。魏延是蜀汉一员猛将,其武艺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刘备在世时对他是很重视的。如他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后,需大将镇守,众论以为必用张飞,张飞也认为非己莫属。岂料刘备却破格选用魏延,把他从牙门将军提升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死后,由于魏延屡立战功,提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进而晋封南郑侯,诸葛亮执政时倚他为军中支柱。当时的人们大都认为他是诸葛亮的当然继承者,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诸葛亮早就选定蒋琬为他的后继者了。他在给后主的密信中说:“我如果死了,皇上您可以把朝政大事交付给蒋琬,这个人可以担当大任。”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诸葛亮选拔后继者,是根据其德才而定的。魏延虽有才干又勇猛过人,但“秉性矜高,当时下皆避之”。
同时,魏延不能与同僚友好相处,例如,他与杨仪是诸葛亮军中的左右手,却闹得水火不相容,甚至与杨仪争论时,“举刃拟仪”,使“仪泣涕横集”。显然不能团结人的人,一个计较个人名利的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国治理好的。诸葛亮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没有托之以重任,这说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诸葛亮不把后事托付与魏延是正确的。诸葛亮一死,魏延就不顾大局,为个人私怨和权力,与杨仪火并,结果被其部属马岱所杀。
诸葛亮把后事付给蒋琬是对的。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长。刘备因事到广都,误以为他不理事,当时又恰逢他酩酊大醉,心里很火,准备加罪把他杀掉。诸葛亮对刘备说:“蒋琬可是帮扶社稷的栋梁之材。他做事以安顿民生、多干实事为主,从来不做那些表面文章的事情。还请您手下留情,多多考察他,看他的表现。”刘备听信诸葛亮之言,便不加死罪,仅把他撤职。
后来,由于诸葛亮的推荐和提拔,由尚书郎至参军,又升为长史兼抚军将军。诸葛亮率军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供给,对诸葛亮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诸葛亮很赞赏他,认为“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诸葛亮病逝,后主遵其所嘱,任蒋琬为尚书令,主持国政。当时,蜀国失去了诸葛亮这个主心骨,远近危悚,可是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日理万机,镇静如常,因此,深得众望。蒋琬为人度量宽宏,肯纳忠言,秉公办事,不计恩怨。
蒋琬没有辜负诸葛亮的重任。他为人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度量宽宏,故深得众望。在他执政期间,做到人和国安,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人对蒋琬不心服口服。
费祎、董允和姜维也对蜀国做出杰出的贡献。费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奉使东吴,吴人“论难锋至”,而费祎“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赞他是“天下淑德”。他日后代蒋琬为尚书令,日理万机,应付自如,处理军务,指挥若定,使边境无虞。
董允任侍中守尚书令,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择民女以充后宫。他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后主无可奈何。得到后主宠爱的宦人黄皓也很怕他,董允在时,黄皓不敢为非作恶。他不图名利,蒋琬认为他辅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议“官赐爵士”。他固辞不受。
诸葛亮最赏识的是姜维,认为“姜伯约甚敏于军略,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才兼于人”,同时把自己的一生所学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姜维,使他成为诸葛亮死后蜀汉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蒋琬、费祎相继逝世后,由姜维负起保卫蜀国的重任,他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坚持北伐,互有胜负。由于后主昏庸,对姜维派重兵守卫阴平等地的建议置之不理,使邓艾得以偷渡阴平,直捣成都,蜀汉终于灭亡。蜀之亡,不能归咎于姜维,除了大势所趋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司马昭说:“即便是诸葛亮重生不死也未必能使蜀汉立国长久,更不要说是姜维。”司马昭不把蜀国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姜维是正确的。
在蜀、魏对峙中,蜀弱魏强,对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观上不存在蜀胜的形势。诸葛亮曾竭尽全力,也劳而无功,单靠姜维等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而蒋琬、费祎、姜维等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竟能保卫蜀国达二十九年之久,如他们没有非凡的才能和无限的忠心,何能如此?诸葛亮逝世后,蜀国军国大政先后由蒋琬、费袆、姜维主管,时间长达二十九年,比之刘备、诸葛亮两人治蜀时间还多九年。这不仅说明诸葛亮善于举贤任能,也证明了诸葛亮以德才兼备作为选拔人才的准则是完全正确的。
诸葛亮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备,这与他个人风格有关。诸葛亮本人就是个德重才高的大贤人,他未出草庐已预见天下三分,为刘备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他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具有如此崇高风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谋私利,他病危时上表后主不要给家里人什么赏赐,家里的财产足以养活家人,表现了诸葛亮的高风亮节。
惺惺惜惺惺,贤人荐贤人。若是从智谋、智慧的层面来看,诸葛亮无论是要求自己还是要求他人都必须“德才兼备”,实在是治国安民的最聪明之举。弱小的蜀国,百姓独得若干年的尚较安定的生活,证明诸葛亮是个大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