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曹锟
曹锟是直隶省天津静海咸水沽人。父亲曹本生，经营了一家造船厂，手下还用有几个帮工，生活颇可温饱。曹本生生了五男二女，长子曹镇，三子就是曹锟，四子曹锐，五子曹钧，七子曹锳。二、六均是女儿。曹本生虽是个手艺人，却指望子孙“读书上进，改换门庭”。因此曹锟自幼从师读书，一直读到了十七八岁，虽然识了不少字，粗通文理，但对于四书五经、七律八股，概不感兴趣，平时专爱看一些武侠、公案之类的小说鼓儿词，常常逃了学去练武艺。他最羡慕窦尔墩，便也买了一对护手双钩，埋头苦练。
当曹锟18岁那年，天津市面上花洋布风行一时，有些人贩卖洋布，都能稳赚大钱。曹锟便向他父亲要了些本钱，与人合伙到天津布庄里赊了货来，推着独轮小车到四乡贩卖，每次差不多都能赚上几文。但曹锟有钱到手，便和一些狐朋狗友到三不管、侯家后等处信手挥霍。这样，布虽卖出去了，布价却总不能如数归布庄。日久天长，布庄子便不肯把货赊给他了，他只好仍旧回到家里。
曹锟回到家里，仍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伙伴做些不甚体面的勾当，给他父亲带来不少麻烦。有一次，他把他父亲惹急了，曹本生抄起板斧要狠狠地教训他一番。曹锟便跑出家门，到天津城里去了。
曹锟在天津辗转认识了几个跑船的人，都是所谓营口帮。他们用小船装运生姜、白糖、杂货、布匹之类，运往营口、葫户岛出售，又从萌芦岛买进粮食运回天津。当时道路不平静，常有意外，所以船上的人都要有膀子力气、懂点武术，既能拉纤，还能起到保镖的作用。曹锟臂力过人，又会使护手双钩，倒是他们最欢迎的帮手，便邀曹锟参加。曹锟正在穷极无聊，自然也满心乐意地加入了这个帮口。曹锟拉了两年船，不但衣食有着，而且和天津地方上一些有头有脸的混混儿交上了朋友。
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率的淮军招募新兵，曹锟心想总跑葫芦岛也跑不出个名堂，不如吃粮当兵，还能混个前程，便同一些伙伴同去应募当兵。
李鸿章又在天津办了个武备学堂，学员的来源则是由队伍中挑选年龄轻、体格好、稍有文化的人。曹锟恰好具备这几个条件，便被送入武备学堂第二期，毕业以后便被派为哨官，不久升为队官。曹锟拿出他在天津当混混儿的手段来，上上下下都笼络得很好。
曹锟有个远房的本家名叫曹克忠，是个老行伍，一直做到提督，曾跟左宗棠到过西北，晚年在天津居住。曹锟武备学堂毕业以后，便常到曹家走动，叙起家谱来，曹锟晚两辈，便称曹克忠为爷爷，态度十分殷勤，很博得曹克忠的欢心。
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军，除了招募的新兵而外，还接受了一些营底子。曹克忠因和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很有交情，便代曹锟向袁世凯关照。袁平素对曹锟印象尚好，便委曹锟为学兵营的统领。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蓬勃发展。袁世凯接替毓贤任山东巡抚，率领他的新军对义和团进行残酷的镇压。在这血腥镇压中，曹锟做了袁世凯的得力助手。
1901年，袁世凯因屠杀义和团“有功”而被清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回到天津，曹锟带部紧紧跟随，成为袁世凯的护卫。曹锟是天津人，这次带着亮兰顶子回到家乡，当然说不出那一番得意的神气。地方上的混混儿们看他衣锦荣归，一个个都把“曹三哥”喊得十分响亮。曹锟也正要利用这帮混混儿，就叫他们去调查义和团，等于变相的绑票，借口拿坛主，抓“拳匪”，弄了不少的钱。有些人乘火打劫，在变乱中从外国人和教民中抢到许多财产，也被曹锟的部下带同混混儿们去查出抢回，这些财物绝大部分都入了曹锟个人的私囊。
曹锟这时俨然是袁世凯的随身侍卫，袁去见王爷总是带他同去。曹锟这个人本来对人和气，又讲究排场，王公府第门口的当差，都和他处得很好，连亲贵子弟都因为他态度谦卑，说话有趣，又会些花拳绣腿，和他们气味相投，也都愿意和他东拉西扯。
袁世凯驻节保定，并在保定大练新军，首先成立了一个新练军，王士珍和王英楷分任左右翼长，曹锟任帮统兼管带。后来新军各镇先后成立，第一镇是以京旗营为基础改编的，士兵都是旗人，官长也以旗人居多。曹琨因为和旗人关系较好，便被升调到第一镇担任协统。到慈禧、光绪同时逝世，摄政王执政，袁世凯被迫回籍养病的时候，曹锟已经爬到第三镇统制的地位了。
1907年，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当时正值日俄战后，东三省情形复杂，徐世昌就把曹锟的第三镇调出关到绥靖地方。
第三镇出关以后，先驻锦州，后驻长春；曹锟则带领徐万鑫的第六协驻在吉林宽城子。因营房不够住，曹奉命在南岭建筑营房，为此曹还发了一笔小财。当时日本兵尚未撤走，日本兵营在二道沟，距离南岭不过2里地。曹锟唯恐士兵出去和日本兵发生争吵斗殴的事，所以对部下管束比较严。不准官兵随便出营，有事告假也不批准。因此士兵很有怨言，常说：“统制是孬种，在中国地里还怕外国人，这像什么事！”有一天，他正要出门，在门口就听见士兵们在背后骂他：“白帽子(指日本兵)乱出溜，他不管，不许咱们出去，真他妈的孬种！”曹锟也以士兵的口吻回答：“你他妈的，懂得什么！不是我不让你们出去，你们惹得起外国人么？”士兵们一看是他，也不在乎，就问他：“惹不起外国人。咱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曹锟还是连笑带骂地说：“咱们是来保境安民的，不是来打仗的，你他妈的懂得什么了？”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曹锟身为统制，听见他的部下背后骂他，他不但不急，反而和士兵对骂一场就拉倒了，岂不太不合情理？原来曹锟对待士兵一直是用他在天津当混混儿时的办法来维系，真是和自己弟兄一样，大概是他在《东周列国志》里看到吴起替部下吮痈舔痔那一套做法吧。他当管带的时候，曾经替病号拿过夜壶，因此士兵对他一向感情很好。他对军队向来很宽，他曾向官兵训话：“你们出去住窑子，我不管你们，别得了脏病就行！”他这次到东三省，不知受了谁的指使，对部队严加约束，不许随便出入。他唯恐这样失去了人心，便想了一个办法安定士兵的情绪。
正在这时，有一个天津的戏班在宽城子一带唱戏，曹锟常去看戏消遣。戏班班主是他在天津当混混儿时的熟人，尽管曹锟现在当了统制，他们见了他还是一口一个“曹三哥”，十分亲热。曹锟为了让部下不出去滋事，便把这个戏班邀到营房内连天演戏。这样一来，士兵虽然不能出门，但有戏可看，台上演着各色各样男女色情或文武带打的戏，台下起哄叫好。一个兵营热闹得和天津三不管一样，士兵们果然不再感到寂寞了。这个戏班的台柱是个女演员名叫九岁红，因为天天演戏和曹锟混熟了，曹锟花了两千块钱把她娶回来做姨太太，就是后来的所谓刘夫人。
当时第三镇所负的责任是安靖地方。在日俄战争时，俄国军队曾经收买胡匪扰乱日军的后方；日本军队也收买胡匪替他们收集情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胡匪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因此在战事结束后，胡匪们有了枪械，就到处打家劫舍，骚扰地方。于是徐世昌就命令曹锟搜捕马贼。由此，各道的道尹就都来找曹锟，希望他派兵前往驻防。曹锟的兵不敷分配，只好哪里有匪，就临时调兵前往哪里搜捕。曹锟的队伍曾经搜捕了多少胡匪，无从稽考，但他的队伍所过之处奸淫掳掠，也和土匪没有两样，使老百姓受到双重损失。不过地方官吏却欢迎官兵畏惧土匪，仍然纷纷请求曹锟派兵驻防，使曹无法应付。有一次，他和知府孟宪彝发脾气，吵起来了。他说：“我没受命令，你支使得了我么？一个小小知府也要叫我干这干那的，我还应酬得过来么？”知府当面惹不起他，便去找徐世昌诉苦。徐把曹叫去大加申斥：“人家是科甲出身，你对人家这样声色俱厉的，成什么体统？”当时曹对徐相当敬畏，只好连声分辩：“到处拿马贼，他们的家伙好，我的部下伤亡了不少，实在不够用的。”徐因曹是袁世凯的亲信，不好过分责备，虽然心里很不乐意，表面上还安慰了他几句，补充了他一些军火。
第三镇当时剿匪一般以营为单位，由管带率领。吴佩孚正在第六协当管带。他有文化，很能自己想一套办法，常常化装成算命先生出去侦探匪情。他曾在除夕军队中忙于喝酒过年的时候，亲自带队出去逮捕了一股胡匪，于是第三镇的人都知道吴佩孚有一套鬼八卦，给他起个绰号叫作“吴小鬼”。这样，就给曹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队曾经利用细菌作战，战后东三省发生了鼠疫。黑龙江巡抚朱庆澜首先请求防治，最后还引起了国际间的注意，有好几个国家到东三省开会调查研究如何防止鼠疫蔓延。徐世昌命令曹锟负责处理。为了防疫，曹锟也弄了不少钱。药品缺乏，只好向日本商人购买，但这些药品药效不大，曹锟的第三镇就有好几百人因传染鼠疫而送了性命，士兵们就说“鬼子卖假药”。在防疫时期，为了隔离，士兵们更不能自由出入了，不免又对曹锟发生怨言。
1909年，曹锟因父丧丁忧回籍，徐世昌命卢永祥护理统制。曹锟虽然是奔丧回籍的，但因这几年搜刮了不少的钱，回到咸水沽大兴土木，修了一座很考究的庄院。
同年袁世凯被迫回籍，袁的亲信多少受些影响。徐世昌对曹的印象相当不好，所以曹锟就因袁世凯垮台迟迟不能复职，只好在家里闲住。
1911年月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朝权贵慌了手脚。首先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两镇的兵力南下镇压。这时徐世昌已经内调，由邮传部尚书升入军机。徐世昌便通过与袁世凯素有勾结的庆王奕匡向清政府建议，北洋六镇都是袁一手训练的，只有起用袁世凯，才能削平“乱党”。载沣虽与袁有杀兄之仇，早想把他除去，但事到临头，病急乱投医，只有调过头来借助袁的声威，于是袁世凯又“东山再起”了。
消息刚一传出，曹锟立刻赶到彰德，派人到城外洹上村去向袁请示。袁吩咐来人，不必让他来见我，也不要走，留在彰德等等再说。曹锟便在彰德暂住，直到起用袁世凯的谕旨正式发表，各镇都派人来到彰德，才和他们一同见袁。曹向袁行罢礼，就恭恭敬敬地说：“请宫保安，祝宫保万福！曹锟因为守制没有来给宫保请安！”袁世凯笑容满面地说：“守制读礼，是人子分内的事。听你说话，这几年很有进步！”这几句话，不但曹锟听着高兴，连各镇的人都说：“曹三守制这两年读了不少书，连说话都不是他早先那个味儿了！“
袁世凯当即命令曹锟回任。这时，第三镇队伍已由护理统制卢永祥和新任第六协统陈文运(徐万鑫病故出缺，陈继任)分别带领，开进关内，袁世凯命曹锟到石家庄集合队伍。曹锟到石家庄时，卢永祥带着第十标和第十一标的队伍驻在石家庄，十标把守车站，十一标在交通要道担任警戒。11月9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世凯来到石家庄，曹锟当然首先上前晋见。袁立刻命令曹锟把第十标唐天喜所部编为他的卫队，跟他进京。曹锟跟随袁世凯回到北京，在东城帅府园找了一个地方作为第三镇的驻京办事处。在这一阶段，第三镇虽然也曾参加了对山西民军的一些战争，但曹锟没事就回到北京，跟随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发表了退位诏。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选之后，对第十标的官兵一人赏给一个小元宝，全镇官兵开回之后，也是不问官兵，每人一个小元宝。第三镇的队伍分驻在南苑、丰台、永定门、朝阳门、黄寺等处，保卫北京，曹锟本人则经常住在帅府园。
南京的临时政府虽然选举袁世凯做总统，但附有必须南下就职条件，并派蔡元培、宋教仁等5人为专使，迎袁南下就职。但袁世凯是不愿离开他北方老巢的，他认为一旦南下就等于“虎落平阳，蛟龙失水”，所以一再强调北方军队如林，秩序不易维持，又恐满族受人愚弄……迟迟不肯南下。2月25日，5个专使来到北京，29日晚间就发生兵变，连专使所住的迎宾馆都遭到抢劫，而哗变的军队正是袁世凯最为亲信用来保卫京师的第三镇。
在29日这一天，曹锟曾在帅府园召集第六协协统陈文运及几个将领开会，但他本人一直没有出席，会也没有开成，外面就枪声大作，纷纷传说第三镇的兵已经变了。变兵在城里王府井、前门、东单、西四等繁华地区，焚烧抢劫，秩序大乱。第二天，驻在城内的毅军也参加了抢掠，和第三镇的队伍一同骚扰百姓，给市民造成很大损失。
事后，曹锟经常向人说起这一天的事：“那一天宫保把我找去，大眼珠子一瞪，喝道：‘曹锟，你摸摸你脑袋还在脖子上么？”吓得我跪在地上。冷汗直流。半晌说不出话来。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曹锟的话似乎在给袁世凯和他自己辩解，袁世凯并没有直接指使兵变。但这次参加抢劫的官兵没有一个人遭到任何处分，直到两天以后，城内秩序已经基本上平定了，才有执法处沿街镇压，杀了几个不相干的老百姓。陈文运曾向曹锟建议惩办炮队的标统刘学信，曹锟勉强同意，派吴佩孚接替，后来就和陈文运常闹别扭。陈文运终因占民地搭窝铺事辞了职，第六旅旅长改由张鸿逵继任。
经过两年革命浪潮的动荡、有很多军校毕业或未毕业的学生和旧军官失了业，乘着北京政府成立的机会，纷纷来到北京，希望猎取一官半职。有些人不敢直接去找袁世凯，就走曹锟的门路，希望他相机进言。袁世凯一看，这许多人怎样安插呢？于是设了一个军官讲习所、两个学兵大队，凡是军官学校毕业的，一律送入军官讲习所里学习；陆军中学的学生和随营学堂的掉队学生，则都编入学兵大队。曹锟心想，这人大都是他介绍的，这个所长职务一定可以由他兼任，特别是凭他过去带领学兵营一段经历，更以为所长非他莫属了。不料袁世凯却发表靳云鹏为所长，曹大失所望，背后向人说：“我带了这么多年学兵，宫保不叫我去，叫靳翼青(靳云鹏字)去！”话传到袁的耳里，袁曾当面安慰他说：“你好好带你的队伍，争这个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