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你说得对，”她看了看我，回答道：“在学校里老师告诉我说，只要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就不残疾，你要能见见我们那个教打字课的老师就好了。她生来就没有手也没有脚，可是她用嘴叼着一根小木棒，教会了我们所有人打字，帮了我们大家。”
“砰！”忽然间，我听到了撞击心门的巨响，是天使送信来了！
我立即跑出病房，去买了一本单手打字的指法图。
送莉丽回校上学那天，我带上了单手打字指法图，莉丽的手臂上依然缠着厚厚的绷带。我与打字老师商量是否可以教莉丽单手打字，打字老师说他以前虽然从未教过单手打字，但他愿意在午休时与莉丽共同探讨。他说：“就让我和莉丽一起学习单手打字吧。”
很快，莉丽就能用打字完成英语作业了，莉丽的英语老师也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一只右臂无力地垂着。有一天，他批评莉丽：“莉丽，你妈妈对你过分呵护了，你有一只好好的右手，应该自己完成英语作业。”“不是这样，先生。”莉丽笑着解释，“我有IBM公司的单手打字指法图，我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钟50字。”英语老师闻言惊讶地跌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说：“能打字一直是我的梦想。”莉丽说：“午休时来找我吧，我可以教你。”
给英语教师上第一次打字课那天，莉丽回家后对我说：“妈妈，唐妮说得对，我不再是一个残疾人，我正在帮助别人实现梦想。”
如今，莉丽已卓有成效，因为她自己用左手仅剩的一根手指和拇指的指根把鼠标指挥得满屏飞。
嘘——听！你听到叩门声了吗？快打开门栓，打开心灵之门！请记住，天使从不说“你好”，她招呼的用语永远是“站起来，往前走！”
谁是终极胜者
文/（美）保罗·霍夫曼
1948年《美国数学月刊》登出一个有趣的数学问题。阿尔、本、查理3名男子参加一个以气球为目标的掷镖游戏。每个人要用飞镖攻击另外两个人的气球，气球被戳破的要出局，最后幸存的是胜者。
三名选手水平不一，在固定标靶的测试中，阿尔10投8中，命中率达80%，堪称老大。本和查理命中率分别为60%和40%，称老二和老三，现在三人一齐角逐，谁最可能获胜？
答案看似简单呀，投得准的能尽快把别人灭了。但实际比赛会这样吗？一开场，每人都希望先把另两个对手中的强者先灭掉，自己才最安全，下面的比赛也最轻松。于是，老大专攻老二，老二老三都去攻老大，结果，三人获胜机会分别为30%、33%、37%，——水平最高的老大最易出局，水平最差的老三最安全！
老大自然不那么蠢，他就会游说老二：“我们先合伙把老三那小子灭了，这样三个人获胜比率分别44%、46.5%、9.1%，你我胜率都高了嘛！”
有道理。但老二就想了：老大你想得美！你表面上说我们先合作灭老三，而这样的话，你的胜率就比我低了2.5个点，你会甘心吗？会不会中途偷袭我、先把我灭掉？而若我们灭了老三后再对打，我还不是仍处在劣势？
于是，老大和老二的合作就有裂痕了。
耶鲁大学数学研究所的经济学教授马丁·苏比克还讨论过另一种策略。老大会对老二仅保持一种威慑：“我不会攻你，但你也别攻我，否则我将不顾一切地专门回击你！”这样就会造成新的局面。而老二何尝善罢甘休？他会以同样方式威胁老三，那么三人的胜率又是……
哎呀！若两人比赛，问题再清楚不过；若多出一人，问题复杂多倍哩！
摈弃复杂的数学和社会学问题，还原为一些简单的生活道理：
面对一个强者，弱者只能准备接受失败；面对一群强者，弱者反而有更多周旋的空间。
人际互动不仅要技术，更需要战术和战略。
勇气可以改变一切
文/杰夫·荷伊
我开始做生意不久，就听说百事可乐的总裁卡尔·威勒欧普要到科罗拉多大学来演讲。我找到为他安排行程的人，希望我能找个时间和他会面。可是那个人告诉我，他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凑，顶多只能在演讲完后的15分钟与我碰面。
于是，在他演讲的那天，我到科罗拉多大学的礼堂外苦坐、守候。
他对学生演讲的声音不断从里面传来，不知过了多久，我猛然惊觉：预定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他的演讲还没有结束，他已经多讲了5分钟，也就是说，我和他会面的时间只有10分钟。我必须当机立断，做个决定。
我拿出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下几句话，提醒他后面还有个约会：“你下午2点半和杰夫·荷伊有约会。”然后我做个深呼吸，推开礼堂的大门，直接从中间的走道向他走去。
威勒欧普先生原本还在演讲，见我走近，他停下话来，我把名片递给他，随即转身从原路走回。我还没走到门边，就听到威勒欧普先生告诉台下观众，说他约会迟到了，他谢谢大家来听他演讲，祝大家好运，然后就走到外面我坐的地方。
他看看名片，接着看看我说：“我猜猜看，你就是杰夫。”
他说着露出微笑，我也开始恢复呼吸。
结果我们谈了整整30分钟。他不但花费宝贵的时间，告诉我许多精彩动人、让我到现在都还常拿出来讲的故事，还邀我到纽约去拜访他和他的工作伙伴。
不过他给我的最珍贵的东西，还是鼓励我继续发挥先前那种勇气。他说我要有很大的勇气，才敢进去打断他的话，而商业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所需要的就是勇气。
你必须采取行动，否则终将一事无成。
赢得命运的十分
文/汤姆·克劳斯
她十七岁，脸上总是带着明亮的微笑。这样的微笑出现在像她这样一个由于大脑性麻痹而产生肌肉僵硬的人的脸上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她身体的大部分肌肉她自己都很难控制。由于她在说话方面存在着障碍，因此她那明亮的微笑更加显示了她那纯正的个性——一个了不起的孩子。人们经常看到她拄着助步架（病残人用的）艰难地走在拥挤的学校走廊上。人们大都不去和她说话，为什么？谁知道呢？也许是因为她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别的学生不知该如何去接近她。走在学校的走廊上，蒂娜通常会主动打破她和遇到的同学之间的沉默，大声而愉快地招呼一声“嗨”。
那天我布置的作业是背诵一首叫做“不要放弃”的三节诗，我只为这项作业定了十分，我想大多数学生都不会去背诵它。在我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如果老师布置一个只值十分的家庭作业，我也许就会自动把它放弃。因此我也不能对今天的青少年寄予太大的期望。蒂娜是我班上的学生，我看到她脸上的微笑与以往不一样，其中多了一份担心，“不必担心，蒂娜，”我在心里说，“它只值十分。”
到了检查作业的那天，我翻着花名册，依次点名让学生们站到讲台上背诵。果然被我料中了，学生们一个个的都背不出这首诗。“对不起，克劳斯先生，”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反正它只有十分……不是吗？”终于在一种失望、颓丧的心态下，我半开玩笑地宣布，下一个不能完整地背出这首诗的学生必须趴在地上做十个俯卧撑。这是我从我的体育老师那里学到的惩罚手段，令我吃惊的是，下一个学生是蒂娜。蒂娜拄着助步架费力地走到讲台上，一字一字地开始费力地背诵起来，她在第一个小节的末尾犯了个错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把助步架扔到了一边。跌倒在地板上，开始做俯卧撑。我感到很惊骇，想说：“蒂娜，我只是说着玩儿的！”但是她已经爬回到她的助步架里，重新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继续她的背诵。她完整地背完了这首三节诗。那天能够完整地背出这首诗的只有少数几个学生。而蒂娜就是其中之一。
当她背完之后，一个同学大声问她，“蒂娜，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它只不过才十分！”
蒂娜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想和你们一样——做一个正常人。”
听到蒂娜的回答，整个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另一个学生叫道：“蒂娜，我们都不是正常人，我们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们随时都会遇到困难。”
“我知道。”蒂娜说着，脸上展开一个明亮的微笑。
那天，蒂娜得到了属于她的十分。同时，她也得到了其他同学的喜爱和尊重。对她来说，她赢得了她一生的命运，而不只十分那么简单。
我没有鞋他却没有脚
文/戴尔·卡耐基
我认识埃波特已经有几年了。那次他告诉我一个动人的故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他说：我通常是有点烦恼。但是在1934年春天，我在威培城西道菲街散步的时候，我目睹了一件事才使我的一切烦恼为之消解。此事发生于10秒钟内。我在这10秒钟里，所学得的如何生活，比从前10年的还要多。我在威培城开了一间杂货店已经两年，我不但把所有储蓄都亏掉了，而且我还负债累累，要七年之久才能还清。上星期六，我这间杂货店已经关门了。我现在正向银行贷款才能回堪萨斯再找工作。我走起路来像是一个受过严重打击的人。我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信念和斗志。可是，我突然瞧见一个没有腿的人迎面而来，他坐在一个木制的装有轮子的可以旋转滑走的盘内。他每一只手撑着一根木棒，沿街推进，我恰好在他过街之后碰见他，他刚开始走几尺路，到人行道去，当他推进他的小木盘转到一个角度时，我们的视线刚好相碰了。他微笑着，向我打了个招呼：“早，先生，天气很好，不是吗？”他很有精神地说。当我站着瞧他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是多么的富有呀，我有两条腿，我可以走，我觉得自怜是多么的可耻。我对自己说：要是他没有腿也能快乐、高兴和自信，我有腿，当然也可以。我感到我的胸怀为之开阔起来。我本来只想向银行借100元，但是，我现在有勇气向它借200元了。我本来想到堪萨斯城试着找一份工作，但是，现在我自信地宣布我想到堪萨斯城获得工作。最后我钱也借到了，工作也找到了。
后来我把下面的字，贴在我的浴室镜子上，每天早晨刮脸的时候我都要读一遍：
我忧郁，因为我没有鞋。
直到上街我遇见一个人，他没有脚！
有一次，我问史密斯，他和他的同伴坐在木筏上漂流了21天，绝望地迷失于太平洋中，他得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他说：“我得到最大的教训是：只要你有淡水你就想喝，只要你有食物你就想吃，你决不再埋怨任何东西了。”
史密斯极其简洁地说出了人类的大智慧。他说：“人生的目的只有两件事：第一，得到你想要的；第二，得到之后就去享受它。但是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做到第二点。”
需要勇气的时刻
文/格雷斯·帕金斯
一个男孩在放学后奔跑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只是擦破了点皮，裤子上连破洞都没有——可到了夜里，那膝盖开始疼起来。
他13岁，是边境线上的男孩子。边疆人是不会对那么小的事情抱怨的。他毫不理会这疼痛，爬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他的腿疼极了，他已无法去喂牲口了。这天是星期天，全家坐车去镇上了，他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当他的父母回来时，他早已上床了，鞋子不得不从肿胀的腿和脚上割下来。
“他为什么不说呢？”母亲哭了，“快去叫医生来！”母亲用湿布把伤腿包起来，另外又用块湿布放在他滚烫的额头上。
老医生看了看那条腿，摇摇头：“我想我们得锯掉这条腿了。”
“不！”男孩大叫起来，“我不让你锯，我宁可死！”
“我们等的时间越长，锯掉的可能性就越大。”医生说。
“不管怎么样，你锯不掉它！”男孩的嗓音变了，此刻任何一个男孩的声音都会变的。
老医生离开了房间。只听到那男孩在叫他的哥哥，接着他们听到那病孩痛苦的声音，又高又尖，“如果我神志不清的话，埃德，不要让他们锯我的腿，你发誓，埃德，发誓！”
然后，埃德就站在卧室门口，两臂交叉着，很清楚，他在站岗。
两天两夜，埃德就守在那里，睡在门口的地板上，连吃饭也没离开。热度越来越高，那病孩开始胡言乱语了——他真的神志不清了。可埃德还是没有退让的迹象，他坚守在那里——他向弟弟许过诺的。医生一次次来，一次次回。最后，出于一种无助的气愤，老医生大叫一声：“你们都在看他死！”随后就走出了屋子。现在什么也救不了这个孩子，除非奇迹！
第三天早上，当医生又一次路过时，他看到了一个变化：那条肿腿消退下去了！即使是在那孩子睡着的时候，家里也总有一个人守护着。
又一个夜晚，那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那肿胀全消下去了。三个星期以后，尽管他又瘦又弱，可那眼光却是清澈的、坚定的。他站起来了，靠他的意志。
这位13岁就学会面对生活的男孩，就是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这回运气好，没有风
文/［南非］C·班纳德
那是在克尼斯纳，一个林工正解释如何伐树。他指出：要是你不知道那棵树砍了会落在哪里，就不要去砍它。“树总是朝支撑少的那一方落下，所以你如果想使树朝哪个方向落下，只要削减那一方的支撑便成了。”他说。我半信半疑，稍有差错，我们就可能一边损失一幢昂贵的小屋，另一边损坏一幢砖砌车库。
我满心焦急，在两幢建筑物中间的地上划一条线。那时还没有链锯，伐树主要是靠腕动和技巧。老林工朝双手啐口水，挥起斧头，向那棵巨松砍去，树身底处粗一米多。他的年纪看来已六十开外，但臂力十足。
约半小时后，那棵树果然不偏不倚地倒在线上，树梢离开房子很远。我帮助他砍伐成一堆整齐的圆木，又把树枝劈成柴薪。我告诉他，我绝不会忘记他的砍树心得。
他举起斧头扛在肩上，正要转身离去，却突然说：“我们运气好，没有风。永远要提防风。”
老林工的言外之意，我在数年后接到关于一个心脏移植病人的验尸报告时才忽然明白。那次手术想像不到地顺利，病人的复原情况也极好。然而，忽然间一切都不对了，病人死掉了，验尸报告指出病人腿部有一处微伤，伤口感染了肺，导致整个肺丧失机能。
那老林工的脸蓦地在我脑海里浮现。他的声音也响起来：“永远要提防风。”简单的事情，基本的真理，需要智慧才能了解。那个病人的死，惨痛地提醒我们“山为九仞，功亏一篑”这个道理。纵使那个伤口对健康的人无关痛痒，但已夺去了那个病人的命。
老林工和他的斧子可能早已入土，然而，他却留下了一个训诫给我，待我得意之时用来警惕自己。人人得意洋洋时，我会紧紧盯着镜里的影子，对自己说：“我这回运气好，没有风。”
最后一名长跑者
文/王晓爽编译
镇里每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通常是在热浪扑面的时候举办。我的工作就是乘坐救护车跟在选手的后面，以防有人需要救护。我和司机坐在带有空调的救护车里，跟在差不多100名运动员的后面，等待发令枪尖锐的鸣放声。
“我们要跟在最后一名选手的后面，所以你要开得慢一点。”当我们开始缓慢地向前移动的时候，我对司机多哥说。
“那我们就盼望最后一名选手快一些吧。”多哥说。
当他们开始跑的时候，前面的选手已经看不到了。就在那时我的目光被一名穿着蓝色丝质长跑短裤和一件松松垮垮的白色T恤的女选手吸引住了。
“看，多哥！”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名选手”了。她的脚向内拐，而左膝盖却弯向外侧。她的腿是畸形的，属于很严重的残疾。对她来说，似乎走路都是不可能的，更别说跑马拉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