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诸神举办的一场尤其喧闹的派对。”西姆斯先生说。
“宁愿他们不要请我来。”伍尔芙小姐说。
一声熟悉的呼啸袭来，三人猫腰寻找掩护，幸而炸弹炸向了别处，他们听见四声爆炸，却看不清究竟炸在了哪里。厄苏拉想到驾驶德国轰炸机从头顶掠过的男人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些与泰迪一模一样的小伙子，心里涌上一阵古怪的感觉。他们并不邪恶，只是在做国家要求他们做的事。邪恶的是战争，不是人。不过她觉得希特勒不在人之列。“嗯，没错。”伍尔芙小姐说，“我觉得这个人极其地、极其地疯狂。”
就在此时，出乎大家意料，一篮燃烧弹呼呼生风地砸在屋顶上，燃烧弹炸裂燃起，两个消防兵迅速手提水泵冲来，伍尔芙小姐抓起一桶沙土，就往火苗撒去。（勃洛克先生说伍尔芙小姐“这只老鸟”紧张起来“动作还挺快”。）
“倘若此夜就是世界最后的一夜。”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啊，德金先生，您终于来了。”西姆斯先生友好地说，“门卫没有给您添麻烦吧？”
“没有没有，他知道我要来。”德金先生说，似乎在感受着自己的重要性。
“我们的驻点还有没有人了？”伍尔芙小姐呢喃着说，仿佛自言自语。
厄苏拉突然按捺不住想纠正德金先生。“应该是倘若周遭的此夜就是世界最后的一夜。”她说，“‘周遭’二字十分重要，您不觉得吗？它以某种方式体现了我们也纠缠在这一夜中，实际正是如此，而非仅仅在理论上对此夜进行一种概念上的想象。就是此夜，此时此刻就是终结，谁也无法延宕。”
“天哪，您就为一个词这样大惊小怪。”德金先生说，听起来有些生气，“虽然如此，您毕竟纠正了我。”厄苏拉觉得有时候一个词的意义非同小可。如果世界还有纠结词句的诗人，那多恩必在其列。曾任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的多恩，也被葬在了教堂地下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他的安息地在伦敦大火中幸免于难，如今是否也能挨过这场战争？威灵顿公爵的墓倒是很厚重，无法迁走，且已经用砖封住。拉尔夫曾领她参观过——在他值夜勤时。他对大教堂了若指掌。并非帕米拉所想的那样，是个一味破旧的“维新派”。
两人从地下上来，走入午后炙烈的阳光，他说：“要不要找个地方喝茶？”厄苏拉说：“不，我们去你霍尔伯恩的地方一起睡觉吧。”于是他们去了。于是她感到自己无药可救，因为当他礼貌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满足她的身体时，她心中竟忍不住想到了克莱顿。其后他显得十分窘迫，似乎不知如何与她相处了。她说：“我还是原来那个我。”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了。”她想，天哪，这么说这是他的第一次。他却笑了，说，不，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只是他实在太爱她，“于是现在我感到……怎么说呢，仿佛升华了。”
“升华？”梅丽说，“多么煽情的蠢话！他把你捧到基座上当金身塑像崇拜，等他发现你有一双陶土做的脚，该多么失望。”
“谢谢你这么说。”
“你觉得我这句话是不是混合了两种隐喻，且巧妙地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梅丽自然永远要——
“托德小姐？”
“对不起，我走神了。”
“我们得回基地了。”伍尔芙小姐说，“虽然奇怪，但站在这楼顶却令人感到很安全。”
“我敢肯定事实并非如此。”厄苏拉说。她说得对：几天后，壳牌麦斯石油大楼被一发炸弹击中了。
她与伍尔芙小姐一起，在她的公寓房间里监视街道。两人坐在街角大窗前，一边喝茶，一边吃饼干，若不是有轰炸的电闪雷鸣，两人就只是一对相伴度过傍晚时光的普通妇人。厄苏拉听说伍尔芙小姐的名字叫多尔卡丝（她一直不喜欢这个名字），她的未婚夫（理查德）死于伟大之战。“我仍这样称呼一战。”她说，“虽然现在这一场更伟大。至少这一次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至少我希望如此。”伍尔芙小姐认可战争的合理性，然而轰炸以来她的这一信仰逐渐“崩溃”。“我们仍须牢牢抓住正义和真理的核心，但是正义和真理又都那么难辨，让人不禁怀疑上帝的安排啊。”
“是呀，这哪儿能叫安排呢，不如说是走一步看一步。”厄苏拉同意道。
“再说可怜的德国人，肯定也有很多不赞成战争——当然这话在勃洛克先生面前可不要去说。但假设当时是我们打输了大战，被迫在世界经济崩溃时背上重债，恐怕我们也会像打火匣一样一打即燃的——变成比如莫斯利(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1896—1980）是一名英国极右翼政治家，曾组织创立英国法西斯联盟。2006年被BBC评为“20世纪最可恶的英国人”)那样的人。能再来点茶吗，亲爱的？”
“这我知道，”厄苏拉说，“但他们是要杀我们啊。”话音刚落，仿佛为了应她这句话，两人听见一声“呜咿”——预示一发炸弹正向她们飞来——立即飞也似的避到沙发后面。虽然它貌似不足以起到保护作用，但两天前她们确实从一幢几乎被炸毁的房里拖出一个女人，她躲在一张翻倒在地的长软椅下，几乎毫发无伤。
爆炸震得伍尔芙小姐梳妆台上的斯塔福郡牛形奶罐直发抖，但两人都认为炸弹应是落在了她们的辖区以外。那些天她们对炸弹已经称得上精通了。
同时，她们的情绪也因为前银行经理帕尔默先生在一次出勤时被延时炸弹炸死而落入谷底。他被延时炸弹炸出老远，找到时埋在一个铁床架下面。虽然眼镜不见了，但整个人看起来相当完整。“你摸得出脉搏吗？”伍尔芙小姐问。厄苏拉奇怪，伍尔芙小姐把脉比自己熟练多了，为何要问？然后才发觉伍尔芙小姐很伤心。“是认识的人，感觉就会不一样。”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抚摸着帕尔默先生的额头，“他的眼镜去哪儿了？他不戴眼镜看起来挺怪，不是吗？”
厄苏拉摸不出脉搏。“把他搬走吧？”她说。她捉住双肩、伍尔芙小姐抓牢双踝，刚要抬，帕尔默先生的尸体，便像圣诞拉炮一样，断开了。
“我再往壶里加些热水吧。”伍尔芙小姐提议。为了让她开心，厄苏拉给她讲吉米和泰迪小时候的故事。莫里斯她只字未提。伍尔芙小姐相当喜欢小孩，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她生命中唯一的遗憾。“要是理查德活着，也许……但人应该往前看，不应该回头看。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赫拉克利特是不是说过，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差不多是这句。原话似乎是，你可以踏入同一条河，但河中的水永远是新的。”
“你真是个博学的女青年。”伍尔芙小姐说，“别浪费了自己，好吗？要是能活下来的话。”
几周前，厄苏拉见到了吉米。他有两天的短假，便来了伦敦，在肯辛顿她和梅丽家里的沙发上借宿。“你的小弟弟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嘛。”梅丽说。梅丽觉得所有的男人都英俊，只是英俊的地方不同。她提出进城里玩一夜，吉米就欣然同意了。他说自己已经闷坏了。“应该玩一玩。”吉米从小就会玩。但是那天晚上的活动差一点就泡了汤。河岸街找到一颗未爆的炸弹，三人只得避往查令十字宾馆。
“怎么了？”三人落座后，梅丽问厄苏拉。
“什么怎么了？”
“你表情有异，好像想起了什么。”
“也可能是因为想不起什么。”吉米说。
“我什么也没想。”厄苏拉说。的确无事可想，只是仿佛有什么轻扯了记忆一下，掀起一角，露出一些不知所谓的东西——总是如此——比如食柜上一条熏鲱鱼、铺绿油毡的房间、一个滚动的铁环。一些雾气般难以抓住的时刻。
厄苏拉去到女盥洗室，一个女孩，衣冠不整，正在里面痛哭。她化了浓妆，晕湿的睫毛膏顺着脸颊淌下来。厄苏拉先前曾见她在厅中与一年纪稍大的男人喝酒——梅丽肯定他是个“滑头”。女孩近看比刚才又年轻了许多。厄苏拉帮她一起擦泪、补妆，但并不打听来龙去脉。“那人叫尼基。”女孩自己说了出来，“他是个浑蛋。你身边那个年轻人看来倒很可爱。我们四个人一起好吗？我带你们去丽思卡尔顿酒店的瑞福丽酒吧，我认识那里的一个门童。”
“呃——”厄苏拉犹疑地说，“那个年轻人是我弟弟，我想我们应该不会——”
女孩猛地往厄苏拉的肋下杵了一记，笑道：“我开玩笑啦！你们俩好好跟他玩吧。”她让给厄苏拉一支烟，后者拒绝了。女孩有一个金烟盒，看起来值不少钱。“别人送的。”她见厄苏拉在看，这样说。她“啪”地关起烟盒，伸手让她仔细看。烟盒正面刻有一艘精美的战船，下端蚀刻“日德兰”三字。她知道如果自己将那烟盒再打开，便会发现盒盖边缘刻着花体首字母“A”和“C”，也即“阿里山德·克莱顿”的简写。她本能地伸手去接那烟盒，女孩将它一把收了回去，说：“不管怎么说，得走了。我感觉好多了。你这人似乎挺不错。”她补充说，似乎厄苏拉的人品亟待她的评估。她又伸出手。“噢，对了，我叫蕾妮。下回见面你就知道我的名字了。虽然我觉得我们很可能endroit(法语：地段)不同。”她的法语发音居然很标准，多么奇怪，厄苏拉心想。她握住伸出的手——那手又结实又暖和，仿佛女孩正在发着烧——说：“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厄苏拉。”
叫蕾妮的女孩最后一次朝镜子里满意地看了看自己，说了声“au revoir”(法语：再见)就走了。
厄苏拉回到咖啡厅后，蕾妮却再也不去理她了。“奇怪的女孩子。”她对梅丽说。
“一晚上都在朝我挤眉弄眼。”吉米说。
“那她可打错蒜瓣了，不是吗？”梅丽夸张地忽闪着纤长的睫毛说。
“算盘，”厄苏拉说，“应该说打错算盘。”
快乐三人去了几个吉米貌似相当熟悉的热闹酒吧喝酒。其中有几个，连梅丽这样常逛酒吧的老酒客都吃了一惊。
“天哪。”三人离开奥林奇路上的一家酒吧，歪歪斜斜往家去的路上，梅丽说，“这地方真不一样。”
“一个奇怪的endroit。”厄苏拉笑道。她已经很醉了。这是伊兹常用的一个词，因此从叫蕾妮的女孩嘴里听到，令她感觉十分古怪。
“答应我要活着。”三人盲人般向家的方向摸去时，厄苏拉对吉米说。
“我尽量。”吉米回答。
1940年10月
“由女子生降在世的凡人，生命短暂而充满痛苦。他降生又死去，如今日在此的花，明日便被折断：凡人生命易逝，仿佛影子，不能停留。”
天上落着毛毛细雨。厄苏拉忍不住想拿出手绢去擦棺材盖子。墓坑对面，帕米拉和布丽奇特柱子一样支撑着当中悲痛得几乎站不住脚的希尔维。厄苏拉觉得自己的心随母亲胸中喘出的一声声啜泣越缩越小、越来越硬。近几月希尔维对休一直很坏，毫无必要地坏，以至于现在的悲痛仿佛是做戏。“谁也搞不清婚姻，每一对夫妻都不一样。”
吉米前一周已坐船去北非，没能请出服丧假来。但泰迪赶到了。他穿着制服，英气逼人地从加拿大戴着“翅膀”(翅膀”（wings）是英国皇家空军发给合格飞行员佩戴的羽翼形胸章)回来（“就像天使。”布丽奇特说），驻扎在了林肯郡。整场葬礼他与南希紧紧挽着臂。南希对自己的职业说得很含糊（“反正在办公室里做。”），厄苏拉感到自己隐隐嗅出一丝秘密行动协议的气味。
教堂人满为患，大半个村子都来了，然而葬礼上仍然有种古怪的气氛，仿佛有个德高望重的主宾还没有到场。的确没有德高望重的主宾。休不希望兴师动众。他曾告诉过厄苏拉：“把我跟垃圾一起处理掉就行了。”
仪式按照惯常的模式进行——讲了死者的生平事迹——并以大段圣公会教辞“锦上添花”。厄苏拉惊讶地发现，本堂神父似乎与休相当熟悉。肖克洛斯先生选读了《天国八福》，读得十分动情，南希念了“托德先生很喜欢的一首诗”，托德家所有女人都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人知道休居然对诗歌有偏好。南希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实际上比梅丽过于戏剧化的声音要更好听一些）。“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南希说，“也许正适合眼下这样对人提出考验的时刻：
狂风降，痛楚难平，携带污浊罪孽，无依的旅人啊，
到我这里来，所有你们劳碌的人；来吧，我让你们安息。
抹去疑虑，不用再恐惧；擦干双眼，无须再哭泣！
听，那是主的声音；看，如歌的清晨即将来临。
此时此地的你，竭力挣扎，因原罪而受苦，流血而死亡；
在天父的国，你速将卸去一切负累。
再忍受片刻，这重担，用你精疲力竭的双手，和流着泪的眼睛。
听，那是度你的脚步；看，自由的时刻已经来临。”
（“一篇蠢话。”帕米拉悄声说，“但还挺安慰人。”）
伊兹在墓坑边喃喃道：“我觉得自己仿佛在等待什么可怕的事发生，现在我知道这事已经发生了。”
伊兹是休去世前几天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她相当大胆地从纽约坐票价昂贵的泛美航空来到里斯本，又在那里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布里斯托尔。“沿途看到两架德国轰炸机，”她说，“当时真以为他们是来袭击我们的。”
她说，作为一名英国妇女，她已下定决心，大战中绝不在橘树林里坐以待毙。贪生怕死、享乐至上绝不是她伊兹所为（虽然厄苏拉很想说这恰恰就是她最喜欢做的事）。她与她的名剧作家丈夫一样，希望有人找他们写电影剧本，却只拿到一个写一部“愚蠢的”古装剧的机会，且该剧还未开拍就夭折了。厄苏拉感觉问题出在伊兹的剧本质量力有未逮上（“因为我写得太睿智。”）。另一方面她仍在写她的奥古斯都系列——《奥古斯都从军记》《奥古斯都盗墓记》等。事情不妙，伊兹说，浅薄的著名剧作家丈夫如今置身于好莱坞新锐女星的包围中，竟被她们迷住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对彼此失去了兴趣。”她说，“不过所有的夫妻最终都是这样。这一点无可避免。”
休去世后，伊兹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说他“坐在草坪上一张折叠躺椅中”。藤编桌椅早已腐烂，换了其时更常见的折叠椅。这堆会折叠的木条和帆布送来时，休很不高兴。他宁愿死在藤编卧榻上。厄苏拉满脑子跑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比起休的死来，她想，这些小事更容易应付。
“我还以为他在外面睡着了。”希尔维说，“所以不去打搅。医生说是犯了心脏病。”
“他看起来很平静。”伊兹告诉厄苏拉，“仿佛死而无憾。”
厄苏拉深深觉得他的遗憾恐怕有很多，但这么想对谁也没有好处。
她没有什么机会与母亲说话。希尔维看来总是就要离开的样子。“我坐不下来。”她说。她穿着休的一件旧毛衣。“我冷，”她说，“我冷极了。”仿佛一个受了惊吓的人。伍尔芙小姐一定知道如何处置希尔维。可能会给她一杯热甜茶和一些眼下无论是厄苏拉还是伊兹都无力说出的善意的安慰。厄苏拉觉得这样报复母亲似乎不公，但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伤口要包扎。
“我会陪她待一阵子。”伊兹说。厄苏拉觉得这主意不妙，心想伊兹也许不过是想躲避轰炸。
“那您最好是弄一本配给卡。”布丽奇特说，“你要把我们吃成穷光蛋了。”休的死深深地震动了布丽奇特。厄苏拉在储食间里撞见她伤心痛哭，说：“我真为你难过。”仿佛死了亲人的是布丽奇特，而不是她。布丽奇特连忙用围裙麻利地擦着眼泪，说：“得去弄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