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权衡，”他露出伤感的微笑，“我真是下不了决心。”厄苏拉笑起来，这不像是他会说的话。
他讲起莫伊拉。说她早年在乡村生活，但向往议院工作。厄苏拉又发现一个果酱馅饼，于是走了神。它看起来出自海军部某个厨房的手笔。（“我们被打点得相当周到。”他说。她觉得他就像莫里斯，都是在位的男人，有权势，得到优待，与那些在牛皮纸信封的海洋里沉浮的人
不同。）
倘若她年长的女同事听说这件韵事，肯定要一个个冲出去找嗅盐定神。尤其如果她们了解细节，知道她具体是跟海军部的哪个人在一起厮混的话（克莱顿的官阶相当高）。幸好厄苏拉最为擅长的就是保守秘密。
“久仰大名，都说你为人相当谨慎，托德小姐。”克莱顿初见她时曾这样说。
“天哪，”厄苏拉说，“这么说显得我十分无趣。”
“应该说是令人好奇。我想你恐怕是做间谍的材料。”
“那么，莫里斯怎么样？我是说他本人。”厄苏拉问。
“莫里斯‘本人’好得很。莫里斯一辈子只顾他‘本人’，以后也改不了这毛病。”
“我没有接到星期日去萨里郡午餐的邀请。”
“那是你运气好。”
“我其实很少见他，简直不像是在一个部门里工作。他走的是权力的宽敞通道。”
“圣墙之内。”
“对，圣墙之内。我则在防空洞里跑来跑去。”
“真的？在防空洞里？”
“地面之上的防空洞。在南肯辛顿，你知道——地质学博物馆对面。莫里斯不行，他喜欢在白厅办公，看不上我们那儿的统战室。”
厄苏拉应聘内政部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莫里斯会替自己说几句好话，结果他大谈任人唯亲之险恶，说自己绝不能显露一点点偏袒。“不是有句话说，恺撒之妻如何如何的吗（关于恺撒之妻的这句谚语，全文是说“Caesar’s wife must be above suspicion”，意思是“作为恺撒的妻子必须谨言慎行，不该给世人横加议论她的机会”）？”他说。“他是恺撒还是恺撒的妻子？”帕米拉说。“啊，千万别这么说，”厄苏拉笑道，“莫里斯变成女人我可受
不了。”
“可以是个罗马女人。比如科利奥兰纳斯（《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晚年撰写的一部罗马历史悲剧，讲述了罗马共和国的英雄马歇斯（被称为科利奥兰纳斯），因性格多疑、脾气暴躁，得罪了公众而被逐出罗马的悲剧）的母亲，她叫什么来着？”
“伏伦妮娅（？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伏伦妮娅在故事中急功近利，嗜军功如命。此处正是莫里斯的个性）。”
“哦，对了，我想起来，这次午餐莫里斯还要请个朋友。”帕米拉说，“是他牛津的校友，那个大个儿美国人。你还记得吗？”
“记得！”厄苏拉竭力回忆他的姓名，“哦，该死，他叫什么来着……是个很美式的名字。十六岁生日那天他想吻我。”
“可怜虫！”帕米拉笑道，“你以前怎么不说？”
“与我梦寐以求的初吻相差太远了。冒冒失失的，简直像打橄榄球时要带球过人。”厄苏拉笑道，“我大概伤到了他的自尊——也许还不只是
自尊。”
“叫霍维，”帕米拉说，“不过现在叫霍华德了——霍华德·S.兰斯多恩三世。这显然是全名。”
“霍维，”厄苏拉忍俊不禁，“我都忘了。他现在在做什么？”
“像是与外交有关的什么工作。比莫里斯还要神神道道。在大使馆，膜拜肯尼迪。好像还挺崇拜希特勒。”
“要不是因为他外国气太重，莫里斯本来可能会很崇拜他。我在黑衣大会（黑衣大会（Blackshirt meeting）指英国法西斯联盟大会，因为与会者均着黑衣、黑裤、黑靴而得名）上见过他一次。”
“莫里斯？不可能！他也许在搞侦察吧。他当卧底我一点也不奇怪。可你在那里干吗呢？”
“啊，你说呢，当然跟莫里斯一样，也在探听情报啦。不，其实只是
巧合。”
“一壶茶的工夫就说到了这么多惊天秘密。还有秘密吗？要不要再烧一壶茶？”
厄苏拉笑了：“不用了，都说完了。”
帕米拉叹道：“真血腥啊。”
“血腥？你是想到哈罗德了吗？”
“可怜的人，大概不会让他去前线的。医生总不能也入伍吧？等炸弹、毒气来了还指望他们救我们呢。炸弹、毒气大概是躲不过去了吧？”
“当然。”厄苏拉的语气很平常，仿佛两人正在聊天气。
“想想就害怕。”帕米拉叹了一口气，放下棒针，伸了个懒腰，“今天天气真好。难以想象这就是漫长的暗无天日以前最后的一个好日子了。”
厄苏拉原定周一开始休年假，原来计划要好好玩一个礼拜——去伊斯特本，去黑斯廷斯，甚至远到巴斯或温切斯特——但如今宣战在即，恐怕哪里也去不了了。她突然对未来失去憧憬。整个早晨她待在肯辛顿高街的家中做战略储备——买了一堆手电筒电池，一个新热水瓶，许多蜡烛，许多火柴，无数黑纸，无数罐头烤豆和马铃薯，无数真空包装的咖啡。还买了衣服。一条质量上乘的羊毛连身裙八英镑，一件绿色天鹅绒短上衣六英镑，外加一些连裤袜和一双看来挺耐穿的植鞣革低帮儿拼皮女鞋。她理智地放弃了一条飞燕图案的黄色绉纱裙，为此对自己很满意。“我的冬令大衣才穿了两年，”她对帕米拉说，“穿过这场战争没问题吧？”
“天哪，但愿如此。”
“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帕米拉说着又切下一块蛋糕，“太邪恶了。想想就要发火。只有疯子才打仗。来，多吃点蛋糕吧。趁孩子们还在奥莉芙那儿没回来。他们就像蝗虫过境。配给制再一实行起来，天知道我们怎么活下去。”
“到时候你就在乡下了——就能种地了。还可以养鸡。还能养头猪。就没事了。”厄苏拉一想到帕米拉要走，心里很难过。
“你也来。”
“我恐怕还是得留下来。”
“噢，太好了，哈罗德来了。”帕米拉看见哈罗德说，后者抱着一捧裹湿报纸的大丽菊。她半起身迎他，他吻了吻她的脸，说：“别起来。”他又吻了吻厄苏拉，才把大丽菊递到帕米拉手里。
“白教堂区街角，有个女孩在卖花。”他说，“很像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她说，花是祖父租来的花圃里种的。”克莱顿曾给厄苏拉买过一次玫瑰，但那束花很快凋谢了。帕米拉这捧出租花圃来的花朵新鲜欲滴，生机勃勃，厄苏拉很是羡慕。
“那么，不管怎么说，”哈罗德从壶中给自己倒了杯温暾的茶，“我们已经把有行动能力的病人转移了。明天肯定会宣战的。一早就会。他们这样安排恐怕因为明天是周日，正好方便国民在教堂里集体下跪，驱散邪灵。”
“可不是，战争当然神圣啦。”帕米拉含讥带讽地说，“尤其是英国参加的战争。我就有几个朋友在德国，”她对厄苏拉说，“都是好人。”
“我明白。”
“现在变成敌人了。”
“别生气，帕米，”哈罗德说，“家里怎么这么安静？你把孩子们怎
么了？”
“卖了。”帕米拉打起精神，开玩笑道，“买二送一。”
“你今晚应该住下，厄苏拉，”哈罗德好意劝道，“明天那种日子，不该独自一人待着。你就当这是医生的命令吧。”
“谢谢，”厄苏拉说，“但我有安排了。”
“有安排就好，”帕米拉说着又拿起编织活计，“不必弄得像世界
末日。”
“万一这真的是世界末日呢？”厄苏拉说着，突然后悔自己没有买下那条中国黄色绉纱裙。
1940年11月
她仰面躺在一洼水里，一开始，心里并不犯愁，只是觉得气味很难闻。气味的来源很多，但都不是什么好味道，厄苏拉试着想把它们一一闻出来。首先是煤气的臭味（这是主要组成部分），然后是地沟的臭味，相当浓郁，她干呕了两声。在此基础上还有各种潮旧墙粉、砖灰的气味，混着墙纸、衣物、书籍和食物等气味——显示此处曾有人居住——及一股陌生的爆炸后的酸味。简单说来，是一股死亡之屋的气味。
她觉得自己仿佛躺在一口深井底。透过蒙蒙雾霭般的灰尘，她看见一方黑色的天空，悬着一弯指甲屑似的月亮。想起傍晚早些时候，自己望窗外时就已经注意到它，却感到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窗户，或至少是窗框还在，位于她上方很远很远的地方，不在它平时的位置。这扇窗肯定是她的窗，焦黑破烂的窗帘她还认得出，正随微风摇曳。那是一挂——曾是一挂——希尔维帮她从约翰·刘易斯百货商店挑选的提花织锦厚窗帘。阿盖尔路的公寓是装修后出租的，但希尔维嫌窗帘地毯粗制滥造，就给了厄苏拉一笔钱，让她搬进去以前换上新的。
此时梅丽也邀她入住她在菲力莫尔花园区的家。梅丽仍然过着一种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生活，并说自己准备不做朱丽叶了，要直接去当护士。“一起住，”梅丽说，“肯定很有趣呀。”但厄苏拉觉得梅丽对有趣的认识大概绝不至于与自己相同。与开朗明媚的梅丽在一起，她常感觉自己过于严肃，缺乏趣味。仿佛一只与翠鸟做伴的灰雀。而且梅丽周身的光彩有时太过耀眼。
搬家的事发生在慕尼黑相识之后不久，厄苏拉与克莱顿已经开始，觉得独居更切实际。回首往事，厄苏拉发觉自己在克莱顿身上的付出要比他在自己身上的付出多得多，她存在的重要性似乎从根本上就被莫伊拉和他的女儿们比下去了。
想想梅丽，她告诉自己，想想窗帘，实在不行也可以想想克莱顿。但千万别想眼下的困境。尤其不能想煤气。不知为何，她觉得不想煤气十分关键。
买完布品，希尔维和厄苏拉曾在约翰·刘易斯百货的餐厅里喝下午茶，侍茶一丝不苟，手脚麻利。“我一直为自己不必非得改变自己感到高兴。”希尔维喃喃说。
“你很善于做自己。”厄苏拉说罢，发觉这话未必是褒奖。
“是呀，毕竟做了这么多年。”
午茶很精美，按商场能力来说已属上品。不久后约翰·刘易斯商厦被毁，俨然一张脸，变成焦黑无牙的骷髅，（“真可怕。”希尔维因伦敦东区的大空袭，破天荒受了不小的震动，写信说。）但很快又整顿整顿，重新开张，人人都夸这是“闪电精神”，但是话说回来，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那一日希尔维兴致颇高，两人聊了窗帘，聊了愚昧的国民如何竟以为张伯伦的一张纸(此处指1938年9月30日英国当时的首相张伯伦在海斯顿机场（Heston Airport）当着各大媒体向全国国民挥舞一张据说由阿道夫·希特勒签署的和平协议之事。这张纸即《慕尼黑协定》，是一份英、法、意与德国签署的绥靖协议，允许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真有什么用，两人相谈甚欢。
四周静极，厄苏拉怀疑自己的耳膜是不是震破了。她怎么会躺在这儿呢？她记得望出阿盖尔路窗外——这扇窗户现在离得很远——见到镰刀般的月牙。那以前她记得自己坐在沙发上缝纫，把衬衣领拆了翻过来再缝上，听无线电里一个德国短波节目。她在夜校里学德语（所谓知己知彼），但发觉短波里除了少数几个暴力名词（Luftangriffe，轰炸；Verluste，伤亡）外，其他内容一概听不懂。由于气馁，她关掉无线电，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玛·雷尼的唱片。赴美前伊兹曾将自己收藏的唱片全数赠给厄苏拉，几乎囊括了所有美国蓝调女歌手。“这玩意我已经不听了，”伊兹说，“已经passé（过时）了。未来属于更soigné（清雅）的音乐。”伊兹在荷兰公园区的房子已经封起来，房中一切都盖上了遮灰布。她嫁了个有名的剧作家，夏日里搬去了加利福尼亚州。（“两个懦夫。”希尔维说。“我不觉得，”休说，“我要是能在好莱坞隔岸观火，肯定也会去的。”）
“我听你屋里的音乐挺有意思。”一日在楼梯上与阿波亚德太太擦身而过时，对方说。两人之间隔着一面纸薄的墙，厄苏拉道歉：“对不起，没想到打搅了您。”虽然她觉得阿波亚德太太家小宝宝整夜号哭，才真真是扰得人不得安眠。宝宝才四个月大，却胖大红润，仿佛吸干了阿波亚德太太所有的元气。
阿波亚德太太手里抱着睡死的婴儿，后者把头搁在她肩上，摆摆手说：“别担心，打搅不了我。”阿波亚德太太好像是东欧难民，浑身散发着阴郁气质，虽然英语说得挺纯正。几个月前阿波亚德太太曾消失过一次，似乎投奔了一个大兵，厄苏拉没有细问，因为显而易见（也能听见）隔壁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阿波亚德先生离家时，阿波亚德太太已经怀孕了，前者一直没有回来看望他家这个聒噪的小子。
阿波亚德太太肯定也漂亮过，但一日复一日，她越来越瘦，越来越愁苦，到后来，似乎活在世上只为承受婴儿沉重的身体（委实相当沉重），为满足它的需要了。
两人在一楼有个共用的卫生间，一直摆一个搪瓷桶，阿波亚德太太要先把宝宝的臭尿布在里面泡过后，才放到煤气炉的一个火圈上去煮。旁边的火圈上常常同时煮一锅卷心菜。也许由于这种操作办法，导致她身体隐隐有种煮烂的蔬菜和潮湿的衣物的气味。厄苏拉认得这种气味。这是贫穷的气味。
顶楼内斯比特家的老小姐们，以老小姐特有的方式对阿波亚德太太的情况百般关心。两个老小姐，一个叫拉维妮娅，一个叫路德，住在阁楼上（“住在屋檐下，像燕子。”她们叽叽喳喳地说），差异不大，像双胞胎，厄苏拉费很大劲才勉强分出谁是谁。
两人早已退休——过去都是哈罗德百货的接线员——生活拮据，唯一的收藏是一大堆“工作年间”午休时陆续从伍尔沃斯（Woolworths）买来的假珠宝。她们家闻起来与阿波亚德太太家截然不同，是一股薰衣草水和曼森地蜡的气味——这是老小姐的气味。有时候，厄苏拉为大小内斯比特小姐和阿波亚德太太跑腿买东西。阿波亚德太太开门取物，手里永远备好买东西的钱，一分不差（她知道每样东西多少钱），且很有礼貌地说声“谢谢你”。内斯比特小姐们则总要连哄带骗地请厄苏拉进屋，喝寡淡的茶，吃已不新鲜的饼干。
二人楼下的二楼住着本特利先生（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怪胎”），家中弥漫着他晚饭总吃的奶煮烟熏鳕鱼的气味（很符合他这个人的气质），隔壁的哈特奈尔小姐在海德公园宾馆当管理员，相当严苛，对一切都看不上。她与大家都不相往来（房里也没有什么特别气味），且尤其令厄苏拉感到自惭形秽。
“肯定是情场失意。”路德·内斯比特怕哈特奈尔小姐生气，故意压低声音对厄苏拉说，鸟爪一般的手紧贴胸前，似乎怕心脏跳船跑了，附到别人身上。内斯比特两位小姐因为没有经历过爱的折磨，一说起来都十分神往。哈特奈尔小姐看起来更是那种令人失意的角色，别人不至于有令她失意的
能力。
“我也有些唱片。”阿波亚德太太的语气热络得仿佛一个同谋，“但是，唉，没有留声机。”一声“唉”仿佛要叹尽国破家亡的所有痛楚。“唉”的使命沉重，几乎被压垮。
“请您千万到我家来放，别客气。”厄苏拉嘴上这样说，心里希望长期经历压迫、排挤的阿波亚德太太会因为习惯而拒绝这番好意。她好奇阿波亚德太太有什么音乐。似乎不太可能是欢快的音乐。
“勃拉姆斯，”阿波亚德太太不等她问，自动回答，“还有马勒。”宝宝动了一下，仿佛被马勒的名字搅扰了安宁。厄苏拉只要是在楼梯或平台上遇见阿波亚德太太，她怀里的宝宝必定在睡觉。就好像她有两个宝宝，屋里那个负责一刻不停地哭，屋外这个负责一刻不停地睡。
“你能替我抱一抱埃米尔吗？我得找找钥匙。”阿波亚德太太不等回答就把沉重的宝宝递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