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搞好多种经营，他们办起了茶叶基地，又建起茶叶精制厂，茶树也长得有半人高了，但正在这时，发生了一场鼠患，一只只肥大的老鼠几夜之间就把三分之二的茶树啃死了，人们辛勤多年的茶园毁于一夜。面对这挫折，有的人畏缩了，但杨善洲却没有被困难压垮。他鼓励大家，茶园毁了可以重新种植，人的精神垮了，事业就真正完了。他要职工振奋精神，重新与大自然搏斗。初建林场的3年，他们好不容易种活了将近3万亩华山松，有近400亩松树被一种叫紫荆泽兰的毒草侵扰死了，杨善洲又鼓励职工不要泄气，振奋精神重新再干。在他的鼓舞下，林场职工始终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义务承包人，但他并没有从林场拿钱。最初的几年里，林场只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调到了100元。不仅不要钱，杨善洲还经常要给林场贴钱。林场在山下办了一个水里基地，招了一些临时工，碰上林场经济困难的时候，杨善洲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用于发工资。
23年来，他带领林场职工人工造林5.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0%左右，修建林区公路26公里，架设高压线路15公里，每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为4个行政村1万多人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村民人均产粮由原来的100公斤提高到450公斤，监近周边4个贫困村100多户贫困户开始脱贫致富。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是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
大亮山的生态修复，使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存。现在，林场珍稀动物有黑熊、豹子、猕猴、凤头鸟、野鸡等，植物有桫椤、银杉、楠木、白杏、雪松等，山石裸露的现象消失，风调雨顺，周边居民修枝打杈就能解决烧柴问题，通过合理采收干巴菌等山珍实现增收。2009年9月至2010年5月，保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但由于大亮山的植被非常好，涵养的水源多，水量充裕，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在干旱期间仍然充足。
2009年4月，杨善洲将活立木蓄积量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善洲同志60年如一日，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他曾说：“我1952年入党，其实当时自己没想到入党，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是组织上看我表现不错，把我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越来越觉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远大目标是使整个中华民族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入党后，我很快找到了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吗?无论在什么时候，何种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都应该把坚持党的宗旨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杨善洲30岁担任县级领导，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50岁担任地委书记，他在地方党委部门工作的40多年间，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平民干部本色，戴草帽，穿草鞋，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草帽书记”。有一次，杨善洲下乡，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在不在。乡秘书看他的模样，以为是农民，便打发说领导不在，杨善洲不急不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情况，最后才叫来乡干部，安排具体工作。在当地委书记期间，他走遍了全市的村社。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他绕道潞西，花四天时间到达木城。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在报场镇种了半亩粳稻实验田，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亩产量提高三四百斤，广泛推广后，现在当地群众还采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他还实施了“坡地改梯田”、“条田”改造，还种了茶叶、包谷等实验田，效果很好，被群众称为“粮书记”。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因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通知他，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劳动。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耀邦同志听说后，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
杨善洲下乡途中，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种包谷就种包谷，他的足迹遍布保山的村村寨寨，为改变保山地区的面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助农村生产队购买良种、肥料、牲畜等。一次，听说保山县大官市大队成立了一个茶叶专业组，没有生产基金，到处借钱，马上给送去了800元。有些人感到吃惊：“杨善洲这样埋头苦干和无私奉献图个啥?”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就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输出的是血!”
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组织部门有文件规定他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写报告上去时，被他要求撤销了。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居住，妻子张玉珍专程跑去找杨善洲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1995年，杨善洲退休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对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一间房子，妻子张玉珍找杨善洲凑钱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老伴问。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张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泪水回去，把刚盖起来还没住的房子卖了。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
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听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老人立即将猪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他说：“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后经调查核实，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工作组还了他一个清白。
艰苦奋斗严要求淡泊名利讲奉献
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主要创办人，但他从不从林场领取报酬。林场场长自洪学曾跟杨善洲谈过很多次，自学洪说：“老书记，多的钱咱们林场拿不出来，一月补助你500元林场还是有的”，但杨善洲一句话就把自洪学顶了回去：“我上山来是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保山地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得知杨善洲的情况后对他说：“老书记，你来做我们的顾问吧，一个月我们给你1000块钱”。杨善洲谢绝了，他说：“我现在是林场的顾问，没有时间给你们做顾问”。
他的老伴坐过4次林场的吉普车，他为此交了370元的汽油钱。他说：“办林场后，领导考虑到我老了，出外办事不方便，就专门为我配了车。但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虽然不在岗位了，但原则还是要坚持。还有我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车的人怎么办呢?想想这些，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杨善洲无论下乡还是出差，都是自掏腰包，从来不拿林场的半分半厘，也不占公家的便宜。23年来从未在林场报过一张发票和单子，也没有报过一分钱出差费。林场职工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叫花子还有三担，而我们的老书记连一担也没有。”开始有人认为：这老家伙就是想退休以后捞一把，几万亩森林成材后，他一年可以分红几万元。杨善洲说：“在林场捞油水的机会还是有的，办林场这么多年，引进资金300多万元，按当时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10%，能得30万，买幢房子不成问题。但我没有要。来造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分文不取。我既不是林场场长，也不是支书，就是义务植树人。“
办了保证树苗茁壮成长，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看着种下去的树苗。有一次发生山火，大家好不容易把他从火场劝回。到凌晨3时，大家回到住地后，他还坐在值班室里。
大亮山林场挂牌后，杨善洲不是场长，却没少操心。平时，他和林场职工一样，起早贪黑，上山挖塘种树，吃的是一个锅子里的饭，住的是一样的油毛毡窝棚。有的同志看不过去，说他年纪大了，给一点特殊照顾，给他开个小灶，他坚决不肯，执意要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御寒，大亮山四季烧火塘，晚上，大家就围在杨善洲住的火塘过商量工作。杨善洲乐在其中地说，“白天造林、晚上烤火，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嘛!”
大亮山上，杨善洲的全部家当是一张床、一张学生用的书桌、两个小坐凳、一个火盆，火盆上架着锅针，锅针上是一把熏满火烟的烧水壶，旁边是用来煮药的两个小罗锅，四个小碗摆放在桌上，火塘边的墙疙嗒摆放着雨伞、蓑衣、马灯、手锤、砍刀、板锄、镐、钉耙、油纸帽，床头挂着水准仪、黄布帽、草帽、手套、袖套、围腰，床脚下一双黄胶鞋、一双翻皮皮鞋、一双拖鞋，墙壁上两张用旧的洗脸毛巾。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3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移交林场时，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不带林场一根草，留下的是可观的绿色存款，留下的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留下的是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