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官吏的德行和政绩进行考核，奖勤罚懒、褒廉惩贪，能者上，庸者下，引导官吏廉洁奉公，勤政廉政。
韩非认为：“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
我国历史上对官吏的考绩制度起源很早，文献多有记载，如：
《尚书·舜典》：“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
《礼记·王制》：“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
《白虎通·考黜》：“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所以三岁一考绩何?三年有成，故于是赏有功，黜不肖。”
战国时期又建立了比较明确的年终考核制,史称“上计”制度，这是定期（每年）通过检查官吏的政绩以作为升贬依据的一项措施。“计”，就是“计书”，指统计的簿册。上计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仓库存粮数字，垦田和赋税数目，户口统计，以及治安情况等。《商君书·禁使篇》说：“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商君书·去强篇》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稾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这个十三数，就是“上计”所要统计的类别。每年地方官长，都必须把一年各种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去，国君把“券”剖分为两个部分，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这样国君便可操右券来责成臣下。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上计时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果考核的结果成绩不佳，便可当场免职。高级官吏对于下级官吏的考核，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文献记载先秦上计制度甚明，《周礼·大宰》说：“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小宰》也说：“岁终，则令群吏致事。”《司书》又说：“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这些该是战国时代的制度，和《荀子·王霸》所说“岁终奉其成功”相合。《韩非子·难二》载：“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淮南子·人间》说魏文侯时“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新序·杂事二》又说魏文侯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即遽请于王而听其计。……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田婴复谓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揄刀削其押券升石（当作‘斗石’）之计。”依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上计的情况。这时不仅上计用合券的办法，其他有关法令的执行也用合券的办法。《商君书·定分》说：“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上计的时候，臣下还可以向国君推荐人才。例如赵襄子时任登为中牟县令，上计时推荐中牟之士胆、胥己，赵襄子接见胆、胥己，赏为中大夫。《吕氏春秋·知度》云：“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由此可知，秦汉的上计考核及上计贡士制度，战国已经开其端。对官吏的定期考核，有三种较明显的作用：一是对官吏有一种心理威慑，使其不敢为非；二是对官吏行使权力有一定的约束；三是对官吏施政有较明确的目标要求，促使他们勤政廉政。
第四节预防腐败的警示教育
先秦统治者还运用教化的力量来防治腐败，具体表现为统治者对臣下的谆谆告诫和警示，出现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官箴”。箴，指的是劝诫、规劝之言，箴言一词在殷商时代已经有了明确记载。《尚书·盘庚上》曰：“相时民，犹胥顾于箴言”。据文意，箴言即“规诫之语”，可知殷商时期，箴是统治者对臣民的训诫。大约到了西周时期，“官箴”的概念业已形成。成汤时代天下大旱，灾民遍野。汤多次向天祈祷，引咎自责。《荀子》记述了汤的祷词：
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之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荀子·大略》。
刘向《说苑·君道》云：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何不雨之极也！”
汤认为天降灾祸，是由于政事不修造成的，当即检讨六项弊政：政府举措失当，滥用民力，宫室过于华丽，裙带之风乱政，贿赂公行，谗言昌炽。他的祈祷也就是向上天保证，一定要革除这些弊政。商汤借旱灾从六个方面检讨政治得失，其中宫室、女谒、苞苴、谗夫都与政治是否腐败有关，这说明商汤已深刻认识到政治腐败对于政权和社会的危害，虽然这种认识披着神的外衣。正是基于对腐败的这种认识，商初的几位统治者十分重视对腐败的防治，制《官刑》，对官员可能发生的腐败进行约束。
《尚书》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的训、诰、谟、誓、命都是通过语重心长的告诫方式对人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促进人们的内心自律。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也是当时一种很重要的防治腐败的方式。
《尚书》的一个中心政治思想就是德治。据统计，25700字的《尚书》中“德”字就出现233次，“民”字出现274次。从《尚书》内容来看，所尚之德一是爱民。如《大禹谟》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微子之命》云：“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二是统治者要修己。如《皋陶谟》说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三是任人以贤。如《立政》云：“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又如《冏命》载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并告诫他说：“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并指出：“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长，领导身边的侍御人员。周穆王对伯冏任命时，对伯冏谆谆教诲，告诫伯冏：要依靠忠良，要慎选贤良，增进自己的德行，尤其要慎重选择部属，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的人。不要亲近小人。如果不以贤人为善，只以货财最善，就会败坏官声，危害国家。周穆王特别强调为官者身正对于政风清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语重心长的警示教育对于官吏的心理状态影响是很大的。
《尚书》中《伊训》、《太甲》诸篇相传是伊尹对太甲的训诫。其中《伊训》篇云：
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
伊尹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腐败现象看得很真切，并认识到如果巫、淫、乱“三风”和歌、货、色、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等“十愆”得不到有效遏制，必然会导致丧家亡国的严重结果，因此，要制定《官刑》，对各级官吏的腐败行为处以墨刑以示警诫。虽然这部《官刑》的具体内容已难得其详，但它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规章，对于依靠法制反腐倡廉
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这些告诫义正词严，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如《酒诰》是周公对康叔的诰词，也是周初的禁酒令，明令官吏不能喝醉酒，要珍惜粮食，凡是聚众饮酒“予其杀”，屡教不改也要诛杀，以儆效尤。
《尚书》还通过褒奖廉勤的方法，从正面引导人们戒奢肃贪。如《君陈》篇云“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周官》篇云“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这些训诫都是周初统治者对官员勤政廉政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