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捻的彻底胜利，此前作战不利的种种惩罚全都烟消云散。一场剿捻的大功被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瓜分，撤了世职、革了双眼花翎的李鸿章被授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
十年磨一剑，李鸿章从一个无奈回乡编练团防的翰林一步一步地在乱世中艰难前行，苦心经营。不断迎来的机缘让他变成了文人中的“武翰林”，武将中的“文将军”，短短十几年就完成了小小翰林到封疆大吏的转变。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既是他官场升迁的资本，也是他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晚清政治舞台上坚持不倒的底蕴。
创业者必读
光辉的历史，成功的业绩，是企业骄傲的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市场信任。然而居安不思危，满足不进取将构成失去竞争优势，转向盛极而衰的过程。无论何时，进取之心不可丢，奋斗之志不可忘，如此方能洞察细微，防患于未然，长盛不衰。
已有的成绩只是过去，更辉煌的业绩还在将来。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如果经营企业过程中总是念念不忘短暂的辉煌，只会造成骄傲自大，不思进取。当成功者不知道谦虚谨慎踏实进取，成功将会永远成为过去。
李鸿章能成为晚清政坛的一朵奇葩，机遇和才华是其中一面。锐意进取，孜孜以求是另一面。成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已经是位高权重。位高并不骄傲，对待曾国藩始终恭敬如一；权重而不自恃，遵从朝廷尽心努力。如此方能延续成功，续写辉煌。
经管真谛“说”
创非常之业，必待非常之人。创业的成功是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只有各种因素同时发力，成功才会姗姗到来。李鸿章立志混迹官场，攀爬仕途，他的所作所为都预示着他必将成功。
善于学习，知错就改。善于学习是指活学活用，而非纸上谈兵。知错就改才能避免大错。淮军在来去如风的捻军手中吃了败仗，受了损失。李鸿章马上认识到传统的攻守战并不适合剿灭捻军，成功地把曾国藩河防战术发扬光大，扼河“兜剿”取得大胜。
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剿灭东捻，清朝廷刻意打压，淮军将领沸反盈天。只有李鸿章顾大局，识大体，接受朝廷安排，积极派兵北上勤王。官场攀爬并非一次性买卖，长久坚持，矢志不渝才能获利最多。
放弃固执，善于妥协。商场之上太过固执容易走向刚强，刚强易折，最终两败俱伤。妥协最能消弭纷争，最终实现双赢。李鸿章与左宗棠互相较劲，相持不下，剿捻失利是必然之事。只有二者在相互妥协之后，严防死守与全力围剿双管齐下，才能最终成功。
4．重理教案，直督人选
镇压了洪秀全，剿灭了东、西捻，烽火烧遍的江南半壁终于得到暂时的安宁。只要龙颜大悦，朝廷就会不吝赏赐，高官厚禄滚滚而来。历经生死的文臣武将们开始瓜分胜利的果实，享受庆功的盛宴。这场庆功宴对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地方武装来说，既是一场光宗耀祖的饕餮大餐，也是被套上枷锁的陷阱。
二十年动乱，八旗子弟、满汉绿营被外国列强和起义农民打得一败涂地，只能依靠汉族地主武装挽救危局。统治天下近二百年的爱新觉罗氏还纠缠在入关之前的意识形态中，满汉之分就如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横跨在他们心里。剿捻之战结束以后，紫禁城的权贵开始迫不及待地限制湘军和淮军的势力。
曾国藩在危急存亡之际，异军突起，率领湘军南征北讨，力挽狂澜。东南太平以后朝廷的褒奖，圣上的隆恩首先降临到他的头上。1868年，曾国藩荣升为直隶总督，来到天子脚下，皇城根前。
直隶总督是天下总督之首，管辖着国家的京畿要地、王朝政治的中枢。这个职位看似无比荣耀，却是处处受到掣肘。权力之大，大不过太后、皇帝；地位之高，高不过皇亲国戚、王子贝勒。实际上就是褫夺兵权，明提暗抑，远离湘、淮根据地，做起了一只没牙的老虎、秃翅的雄鹰。
曾国藩离任，两江总督最好的继任者当然是长期扎根在此的李鸿章。可同样受到朝廷“关照”的李鸿章，即便主动裁军也没有摆脱被赶出老巢的命运，一顶湖广总督的帽子换掉了淮军两江的根据地。两江之地是湘军和淮军的军饷来源地，没了军饷、物质，湘、淮两军就算有天大本领，也是寸步难行。
减了兵勇，去了财权，掩了锋芒，消了杀气的李鸿章在此后一年里安安心心做起了他的湖广总督、封疆大吏。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要攀爬处处都是机会。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依靠一个参案成功地获取了慈禧太后的赏识。
1869年5月，李鸿章接到谕旨，命他赴四川查办云贵总督刘岳昭参劾四川总督吴棠案。刘岳昭指责吴棠“荒谬贪污，物议沸腾”，地方官员之间只要没有政治纠葛，没有反对政府，背叛朝廷的举动，大家一般井水不犯河水。一地总督竟然参劾另外一地总督贪污，这也算得上是一件奇事。
为官一任，挖地三尺本是晚清官场的常态，只要清议、御史之流不声张，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怪只怪这吴棠手伸得太长，不仅在自己地盘上搜刮，对云南到四川办事的官员也要敲剥一番。云南是刘岳昭的地盘，吴棠的所作所为当然是戳了他的软肋，触了他的逆鳞。
官场拼的是后台，比的是背景。被云贵总督刘岳昭抓到把柄的吴棠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因为他有一个天下一等一的背景——慈禧太后。
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为官崇尚公正无私，这点并没有遗传到李鸿章身上。精通官场学问的李鸿章在查办案情的时候早把被告四川总督吴棠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慈禧太后尚未发迹之时，受过吴棠的恩惠，吴棠一直受到慈禧的关照。打狗还得看主人，何况事关一地总督、西宫太后。
一番斟酌之后，一封干干净净的奏折被送到北京。在李鸿章这个翰林的妙笔之下，贪得无厌变成了忠厚廉谨，物议沸腾变成了劣官诬陷。吴棠洗清了罪名，刘岳昭受到了申斥，李鸿章得到了宫里的赏识、慈禧的好感。
此时，陕西回民之乱正如火如荼，贵州苗民起义又蜂拥而来。清廷拟派遣李鸿章赴陕西协助左宗棠作战，但是由于李、左二人政见不合，早已势同水火。李鸿章骂左宗棠是“阿瞒本色”，左宗棠讥李鸿章为“误尽苍生”，所以李鸿章一直拖沓，不愿前往陕西。
朝廷2月就有要李鸿章前往陕西的命令，大军3月24日才出发，一路磨蹭直到6月27日才到达西安。刚到西安还没有来得及安营扎寨，大军就被火速召回近畿布防。人算不如天算，李鸿章因为个人恩怨，没有来得及投入平回乱的战场，而是爬上了直隶总督的高位。
1870年6月12日，天津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清王朝再次被卷进了一场国际纷争中。
驯服异教徒，传播上帝的荣光是西方列强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动力。随着坚船利炮浮海而来的不仅有半机器化生产的货物、迷人心智的鸦片，还有拿着《圣经》的传教士。列强走过之地，一座座教堂拔地而起，天津作为通商口岸，英、法、美等国的教堂到处都是。
《圣经》是传教士手中的武器，慈善是传播上帝荣光的外衣。收留弃婴的育婴堂是宗教慈善的方式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好事会变成坏事，慈善也会变成邪恶。教士们为了奖励把弃婴送到教堂的人，往往会给一些金钱的回报。奸猾之徒见有利可图，就经常拐骗儿童冒领赏金。
神秘的教堂，紧闭的大门，金发碧眼的长相，源源不断送进去的儿童，在愚昧落后的时代很容易在百姓心中滋生怀疑和恐慌。不知什么日寸候，“挖眼剖心”、“剖腹取胎”、“炼丹采生”这样的流言开始在百姓之间口耳相传，随着国家的节节败退，恐惧和怀疑日盛一日。
1870年夏天，天气干燥暴热，瘟疫滋生，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的婴儿病死了30多个，每天都会有教堂的人埋葬死婴。恰巧6月21日有人当场抓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天津知县审讯后，武兰珍交代拐骗儿童所用的迷药是在一个叫王三的教徒手中买的。
消息一经披露，教堂拐卖儿童剖心挖眼做药的荒谬流言变成了某些人眼中的事实，经不起推敲的供词变成了铁证如山，浅薄的经验变成了人群愤怒的根源。在百姓眼中金发碧眼的洋人，本就应该是禽兽不如的生番。有了先人为主的观念和似乎合理的事实，本来对杀孩坏尸、采生配药还心存怀疑的人也彻底愤怒了。
上万群情激愤的百姓汇集在教堂门口，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洋老爷低估了人群的怒火，仅仅把这当成了无知百姓的喧闹。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气势汹汹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一言不合竟向崇厚和天津知县刘杰开枪。
法国领事的枪声终于引爆了一场积压已久的动乱，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被当场打死。清政府无力干预事态发展，失控的人群冲进了教堂，二十名洋人和传教士被打死，法国教堂望海楼和育婴堂、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都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天津教案”并不是偶发事件，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情况出现。究其实质是文化之争、国仇家恨。
中西方完全迥异的文化体系，导致了传统文明和西洋宗教的尖锐对立。中国文化崇尚儒家伦理，讲求尊卑有序，重视祖先崇拜。西方教会宣扬上帝唯一，不许信教者拜神礼佛，不让教徒尊孔祭祖。这在以宗法关系为纽带，血缘关系为支柱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社会对教会带有天然的排斥。
如果说清代前期民众对教会的排斥是因为文化的不同，那么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排斥就是国仇家恨的怒气发泄。软弱的清政府被列强打得毫无反手之力，不平等条约把宗教强加给了中国。野心者披着宗教的外衣攫取利益，败类们以教会为护符，武断乡曲，欺凌孤弱。教会依靠强大的武力在中国立足更会激起民众的愤慨。
在国仇家恨面前，朴实的民众选择性地接受了无据的流言。愤青文人的摇旗呐喊，无知乡绅的推波助澜，一个人贩子引发了一场震惊天下的“教案”。
不久之后，法国联合美、英、俄、德等国迅速作出反应。民众的愤怒，教堂的大火，被彻底掩盖在了列强军舰的号鸣中。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清王朝，在列强语言的恐吓和武力的威胁下，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直隶总督曾国藩被派往天津全权处理此事，已经准备安享晚年的曾国藩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方面是朝廷权贵们对于此事模棱两可的争吵，一方面是天下汹汹而来的民愤，一方面是列强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深知天津之行必将磨难重重，曾国藩写好了遗书，备好了棺材，做了最坏的打算。
经过曾国藩周密的调查，所谓教堂剖心挖眼、杀生配药之事纯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指使人贩子诱拐儿童之事也是查无实据，多半为人贩子武兰珍为脱罪而编造的假话。真相往往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
以讹传讹使造假变成了真相，“道义上的力量”让谣言变成了事实。陈旧顽固的士大夫从中推波助澜，就连慈禧也相信“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这样可笑的故事。一时间参劾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的折子如雪花一样飞向京城。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津人毁之，湖南尤相与毁之”。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
更有好事者认为民心可用“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要借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要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愚蠢的老爷们以为只要躲在背后发动民众，拆几座教堂，杀几个洋和尚就能折敌焰而张国威。却不知在实力悬殊的时候，隐忍不发，养精蓄锐才是最好选择。
在一片骂声中，曾国藩不得不黯然退场。刚刚得到慈禧赏识的李鸿章赶到天津处理善后事宜。李鸿章重审教案，并没有脱离曾国藩的路子。他明白危机重重的大清王朝必须要有一个平稳的局面，仅靠质朴百姓一时的激愤和顽固派的豪言壮语阻挡不了洋人的军舰，也打不过洋人的军队。
在咄咄逼人的各国代表面前，李鸿章带着安徽人的“痞子气”，与列强几经周旋，据理力争终于实现了双方面的妥协。法国也因发生了普法战争，急于从东方繁杂的事务中脱身。清政府以处斩1 6人，流放张光藻和刘杰，赔偿白银三十六万两，派崇厚亲自到法国谢罪的代价换得了列强军舰的撤离。
同样的处理方法，同样想息事宁人，列强不满曾国藩的做法，国人也给了他一个“卖国求荣”的骂名。李鸿章却得到了洋人的认可，得到了朝廷的认同，是因为他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此时民众的愤怒已经在时间中慢慢消退，文人士子的非难都集中在曾国藩身上，李鸿章反而不怎么受到关注；清朝统治者也已经表示了足够的硬气，息事宁人就成了主旋律。
天津教案之后，失意至极的曾国藩归回到了两江故地。李鸿章因处置得力登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位子，开始了他25年的直隶总督历程，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出现在他面前。
创业者必读
无论是纵横商场，还是出将入相，一味沿袭固定模式绝非长久之道。奋斗不息的态度可以不变，谨慎小心的性格可以坚持，但处理事情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要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不断改革和创新。李鸿章在继承父亲为官之道上所做的创新是跟着时代转变的典型。
坚持谨慎小心，步步为营。步步为营的做官原则让李文安在刑部安稳度过了十八个春秋，得到同僚认可，留下声名远播。李鸿章继承了父亲的谨慎，不激进，不冒失，稳打稳扎，迈向了成功。
顺应潮流，随机应变。谨慎不等于公正，小心不等于怯弱。在处理吴棠一案中，李鸿章敏锐地观察到吴棠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大胆徇私枉法，毫不犹豫从正义倒向权力。结果是得到上层的赏识，赢得慈禧的信任，抓住了进一步上爬的阶梯。
经管真谛“说”
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立刻会成为人人羡慕的偶像、业界关注的明星。作为创业者来说，看到的不应该只是他们成功光环笼罩下的前呼后拥、香车宝马，而是光环背后发人深省的辛酸苦辣。
曾国藩以文人封侯，对清朝有再造大功，尚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早备遗书，自备棺材。尽管有完全准备，还是落了个“卖国求荣”、
“为洋人献媚”的骂名。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北上天津，处理“教案”问题依然没有脱离曾国藩的窠臼。唯一不同是他放弃了曾国藩的“端正刻板”，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结果他站在曾国藩的失败上，成功登上直隶总督的高位。
同样一件事，曾、李二人截然不同的结果告诉创业者：成功的技巧可以复制，失败的教训也可以借鉴。关键在于细心对比，仔细剖析，成功挖掘合理内核，吸取失败的惨痛教训。而这些都将是创业者在市场大浪淘沙中的不败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