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寸，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作品得以发表，它们以游记体形式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范围和话语方式。尤其是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以其探险意识和求真精神确立了报告文学的一代风范，数月之内连版七次。一位读者这样对他说：“我读了你的一切通讯，发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问题。正如读了易卜生的戏剧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应该说，这是对范长江报告文学创作所作的最髙也是最好的评价。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间掀起了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报告文学运动。一是全面反映“一二1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报告文学热潮，二是受高尔基编辑《世界的一日》动议的启发，由茅盾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的出版。特别是后者，在征文通知发出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收稹3000余篇。后经编委会审定，采用其中的498篇，总计80万字。茅盾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中指出：“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关于作品的童大社会职能，黎烈文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究竟玻碎到了怎样的地步？这老大民族有没有复兴的希望。”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适应抗战形势的迫切霱要，中国救亡型报告文学进人空前繁荣阶段。《上海一日》和《战斗的素绘》堪称表率。
1937年底，上海沦陷。因英、法等外国租界的特殊身份，上海得以“孤岛”身份暂时维持“中立国”形象。广大敌占区作家利用“孤岛”坚守写作，并于1938年发起规模化征文活动，仿效《中国的一日》辑成《上海一日》。该集收录报告文学432篇，计100万宇。主编梅益称之为描写“上海军民的战斗和生活的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画卷”。40年代初，以群又选编了抗战报告文学专集《战斗的素绘》。在论及编辑动因时，他指出，抗战报告文学“永远和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抗日斗争密切地结合着。它是从民众反日抗日运动的土壤上产生，吮吸着抗日斗争的乳浆而成长起来的”。因而，在如火如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时代，“报告文学填充了一切杂志或报纸的文艺篇幅：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可见，是火热的抗战生活挑选了报告文学。
在中国30年代救亡型报告文学的潮响中，几位域外作家以其深沉的人类关怀、独特的观察角度和具有国际声誉的写作文本使此期报告文学的“合唱”趋向多声部。代表性作家有：基希、史沫特莱和斯诺夫妇。
基希是捷克籍新闻记者和杰出的国际报告文学大师。他1932年来到中国，会见了鲁迅，深人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异常深刻地报告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写成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周立波认为，直到基希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黄钢回忆说，1938年，延安鲁艺文工团的团员们奔赴晋东南前线时，简单的行军背包中都背着手抄本《秘密的中国》。
史沫特莱于1929~1941年生活在中国，先后写出了《中国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反攻》、《中国的战歌》以及后来发表的《伟大的道路》等报告文学作品。她是一位率真而执着的女性。法国的皮埃尔1梅林评价说：“在现代作家中，像她那样的，怀着明白的责任观念，将人类的痛苦，以及受着本国和外国的统治阶级的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灾难，描写了出来者，是不多的。”0史沫特莱正是这样几位不多的作家之一。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专家尹均生先生盛赞“史沫特莱以其毕生精力写出的《伟大的道路》是世界纪实文学的一座丰碑。”
30年代中后期斯诺夫妇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深度报吿，构成此期报告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特别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海伦福斯特的《续西行漫记》的相继出版，将30年代救亡报告文学浪潮推向新的高度。它们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20世纪国际报告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着。《西行漫记》的全球性畅销，第一次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事业光耀天下，斯诺本人也与作品一道成为“20世纪永恒的红星”。就作品产生的巨大社会历史作用和现实魅力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那个中国人民需要理解和帮助、世界呼唤沟通和交流的年代，斯诺等国际友人信奉并从事的沟通和交流事业，开阔了思想，减少了疑虑，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合作’。作为这种沟通和交流事业的结晶，《西行漫记》实现了多方面的价值对位，并将引导人们在开辟人类新前景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上述国际友人真实而富有文学深度的报告，不仅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解放壮举，而且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有效地争取了世界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民对于中国反帝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除此之外，较有影响的抗战救亡报告文学集还有：《红军长征记》、《五月的延安》、《陕公生活》、《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伟大的两年间》、《冀中抗战八年》等。这些作品，以红军长征和解放区生活为切人点，多层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救亡型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抗日运动的全过程。日本投降不久，中国便进人解放战争时期。其间，涌现出不少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除众多单篇作品外，《环行东北》、《光明照耀着沈阳》、《为祖国而战》、《渡江一日》、《英雄的十月》等报告文学集尤为引人注目。它们是30年代救亡型报告文学的逻辑延伸，也是迎候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批报春鸟。
中流击水~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一声礼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报告文学随之迎来建国后的第一个春天。是谓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二次浪潮。
建国前夕的1949年7月2日，就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艺术界联合会，推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随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茅盾当选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由此，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开始走向复兴之路。根据首届文代会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决定，全部53种丛书中就有7部报告文学集，包括周而复、华山、刘白羽、韩希梁等人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与此同时，香港进步文艺团体组编了一套“文艺生活选集”，司马文森任《报告文学选》主编。他在序言中说：“让我们向旧日的苦难日子告别，更坚决更勇敢地迎接未来！”上述报告文学选集，既是我国第一次报告文学浪潮的总结，也是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开端，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1950年6月，美国人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很快，战火迫近中朝边境，严重威胁到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同年10月，我国组成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并肩作战，共同创立了抗美援朝的壮丽乐章。魏巍、刘白羽、黄钢、华山、杨朔、陆柱国、韩希梁、田流、巴金、靳以等大批作家深人火线，热烈而生动地报告了这一人间义举。后来，主要作品以集体成果《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等形式出版，掀起了一股“抗美援朝报告文学热”，强化了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高亢基调。其中，魏巍于1950、1952、1958年三人朝鲜，共写出17篇报告文学作品。后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结集出版，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一度使“最可爱的人”誉满华夏。
不过，真正代表5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主流的还是建设型报告文学。经数年积蓄，至1955年左右，先后出版了全面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生活的多种报告文学选集。影响较大的有：《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技术革新通讯报告选集》、《肃奸反特通讯报告选》、《解放军通讯报告选集》、《散文特写选》等。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进人高潮。社会的发展刺激了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和文艺发展方针。在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双重鼓励下，作家们热衷于报告文学的深度探索，报告文学随之跃上新台阶。
刘宾雁率先发表《在桥梁工地上》，为新兴建设型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该作是建国以来继《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又一个报告文学经典。作品以敏锐的理性眼光、深沉的批判意识和犀利的文字表达，深刻地抨击了以桥梁队长罗立正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文章发表后争相传阅，交称赞，堪称恢复报告文学文化身份的力作，充分代表了5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高度。
接下来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相当程度上损伤了报告文学的元气。刘宾雁、柳溪等被打成右派，荔青的《马端的堕落》、白危的《被危困的农庄主席》等揭露性作品遭到批判。姚文元在题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的文章中叫嚣：“前一个时期，从刘宾雁的特写开始，我们的文学界逐渐滋长着一种揭阴暗面’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站在敌视社会主义立场上提出问题来的。”0谬论既出，殃及众多无辜作家，“一大批对革命文艺有过贡献的新老作家横遭打击，其中包括对中国报告文学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丁玲、萧乾、姚雪垠、秦兆阳、陈学昭、刘盛亚、彭子冈、白朗、罗烽等等，他们被剥夺创作权利21年之久，给中国的文学事业、包括报告文学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50年代报告文学的波翻浪滚中，1958年具有“波峰”性质。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不足，在此同时得到充分展现。在“大跃进”背景规定之下，中国作家协会于1958年3月提出了文学工作的“跃进规划”，《人民日报》、《文艺报》争相发表社论，为文艺跃进摇旗呐喊。1958年第20期《文艺报》特别发表专论《大搞报告文学》，并开辟“大家写报告文学”专栏，号召“全国各地在大搞创作规划的时候，希望大家更多地注意报告文学。把生活中最尖锐的东西通过报告文学这个最尖锐的体裁充分反映出来吧！鼓动之下，成百上千的作家走进生活，纷纷“报告”火热的大时代建设景象。截至1959年，计出《大跃进丛刊》、《钢铁前线的日日夜夜》、《炉火熊熊》、《农村大跃进之歌》、《社会主义红花遍地开》、《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创造奇迹的时代》、《时代新人》、《诗人歌手数今朝》、《跃进的先锋》、《大跃进的标兵》、《大跃进的一天》、《上海大跃进的一日》等上百种报告文学专辑，真正出现了“报告”大爆炸的文学景观。
应该承认，此期的报告文学写作取材广泛，数量众多，也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如雷加的《三门峡截流小记》、华山的《神河断流》、巴金的《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綦水源的《冰峰五姑娘》、魏钢焰的《宝地宝人宝事》以及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万炮震金门》等。
但也不用回避，受大跃进浮夸风的深刻影响，“虚假报告”大量充斥文坛。《总路线照耀下的道乡》吹嘘该乡“六天建成243个工厂”，《平原上的火炬》谎称“五天建成一个水电站”。更有甚者，《小麦的红旗》写“小麦平均亩产3200斤”，“兔子见了人往这块麦地里一钻，被麦秆撞了回来，又往上一跳，被麦秆子架住了。据说有的社员在这块麦地里还捉住两只兔子，因为兔子被麦秆夹住跑不动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初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一代新人》中，有一篇《千锤百炼的“铁姑娘”》，记载寿张县出了五位“铁姑娘”。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她们喊出“乘卫星，驾火箭，大胆想，冲天干，平均每亩收八万，高额丰产双十万，决心沙滩创奇迹，世界小麦称第一”的号。作品写道：“她们种的谷子、玉米、大豆亩产都在一万斤以上，其中一亩一分大豆创造了全县最高记录，亩产达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一点四斤，二亩晚玉米亩产达到一万四千七百多斤”。由此可见，浮夸风在当时的报告文学界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表明，报告文学确实较其他文体更为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神经”，包括时代的病态。
到了1960年，因天灾人祸，共和国面临大饥荒。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纠正“左”的错误，文艺政策得到调整。总体上看，6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相对健康，它们以反拨50年代末浮夸文风的面目出现，本质上是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的组成部分。其中，王磊、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西虹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徐迟的《祁连山下》、茹志鹃的《在那东海边上》、王西彦的《富饶的花果山》、碧野的《黄连架》、东生的《看愚公怎样移山》、骆宾基的《春天的报告》、郭小川的《旱天不旱地》、孙谦的《大寨英雄谱》、甄为民等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一雷锋》、魏钢焰的《红桃是怎样开的》等等，都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城乡各条战线上的建设英雄及其建设事业。黄宗英自1963年起连续推出《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新洋伯》等，为报告文学创作添加一股清新的气息。穆青等集体创作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则被认为是此期“榜样文学”的压卷之作，唱出了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同样不能忘记，1963年3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邀约30余位作家、理论家聚会北京，召开了我国首次报告文学专题座谈会，就报告文学的概念、真实性、时代精神以及报告文学的题材、风格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深人的探讨。很快，中国作协编辑出版了三卷本《报告文学选》，人民曰报出版社发行了《春天的报告》，解放军文艺社推出了《部队报告文学散文选》。它们以集束方式为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推波助澜。
概而言之，第二次报告文学浪潮发端于50年代初，延伸到60年代中期。它以“三大主义”为基调（即取材上的建设主义，人物上的英雄主义，主题上的“歌德”主义〉，弹奏出复兴时代波澜壮阔的建设交响乐。并且，它的成功与失误都给报告文学的历史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阐释空间，其足够的启示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牢固而特殊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大跃进”在内的50年代建设型报告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或许高于文本自身的创新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