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的文化发生学考察
“左联”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
“左联”之于30年代报告文学思潮的启动与推进，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概念引进与理论鼓吹；抗战与反封建两大主题的理性确认；三大“原型”文本的递进式实践垂范；“盟主”鲁迅的特殊贡献。
概念引进与理论鼓吹
30年代以前，我国已取得一定的报告文学实绩，然创作理念尚不明确，文体意识远未自觉。先期予以准确体认、高度重视并适时引进该文体概念的当推“左联”。
1930年，“左联”一成立，便呼唤文学界正视并创造自己的(报告文学）。在执委会于8月4日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确认工农兵通信、报告文学等文体是最能满足时代、革命和大众需求的进步文学样式。并明确指出：
我们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那边郁积着要爆发的感情，那边展开着迫切需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生活，那边横亘着火山的动脉，那边埋藏着要点火的火药库。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些感情，把这些生活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阶级斗争中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开始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因这些不是单纯的通信工作而是组织工农士兵生活提高他们文化水准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彻严！)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这表明：第一，报告文学是革命时代现实生活殷切召唤的产物；第二，报告文学的素材来自广大的工厂、农村、战线和社会的“地下层”；第三，报告文学的根本社会职能在于组织和提高工农兵的生活及其政治文化水准，教育他们起来为革命政权而斗争；第四，报告文学的创作形式和途径是灵活多样的，可通过小报、壁报及其他宣传方式予以实现；第五，惟其如此，报告文学才能“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左联”强调，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我们要信用这形式，它一一报告文学，必须对大众读者有预约的无限的有力的效果。”并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努力培育和不断提高三方面的素养：“一，敏锐的感觉与正确的生活的意志；二，对社会的强有力的感情；三，和被压迫阶级紧密的团结的努力。”年6月6日，“左联”核心刊物之一《文艺新闻》再度重申：“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的式样。”
可以肯定，在我国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刚刚自觉的起始阶段，“左联”有识之士就“报告文学”概念做出如此明朗而全面的边界划定和理论鼓吹，充分体现了开阔的建设眼光和富足的学养储备，同时，与其对于世界大势和国内时局的深切关注、理性判断及自身拥有的历史责任感密不可分。
“左联”的革命性超前意识使之有可能预见到，当时的“世界早已划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它领导下的各小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阶级，另一个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它领导下的各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殖民地革命群众一一的对立斗争成为现代历史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帝国主义更加迫切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消灭全世界工农的祖国，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那么，国内情势如何，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有何作为呢？“左联”分析后认为，“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最弱的一环，也是主要帝国主义矛盾集中的地方。因此，中国革命可以是全世界革命这个火山的最容易爆发的火，也就是人类解放斗争的伟大叙事诗最后一卷的前奏曲。”当此之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转人崭新的为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一方面当然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深人的关系。”
上述国内外客观时势，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左联”的“优势责任意识”，即主动承担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责任。他们认为：“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容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1931年11月通过的该组织决议进一步强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由此可见，“左联”之果断引进并用力鼓吹“报告文学”以及坚持对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权，绝不是出于简单的文体革命或花样翻新的考虑，而是客观情势与责任心态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一历史选择了“左联”，“左联”选择了报告文学。
抗战与反封建：多维视野中两大主题的历史体认
“左联”的时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是革命力量谋求进步的时代，自然也是报告文学的时代。概言之，对外反帝、于内反封建是当时两大社会主题。其中，反帝抗战则是30年代的核心主题。此种主题，势必在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语境中得以显现和强化，并以“母题”形式成为解开该时代文学方程式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指出，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国际环境影响下，国内发生了两种反革命“围剿”。“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0他认为，这种觉悟了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曰，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0鉴于非常时期特殊的文化使命，鲁迅强调：“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周立波则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说：“报告文学，简称报告，在目前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新的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的中国，民族危机已经不再是局部的事态，而一切救亡运动也都带着全国规模的性质。在这种局面之下，抗敌的文学不能空白，用事实做指南的报告就有它存在的价值”。0这种关于文学主题高屋建瓴的历史体认，为30年代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左联”对报告文学的理性张扬，是因为该文体能够更真实、更迅捷、更有力地凸现上述主题。“左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一定会碰到和帝国主义者最残酷的斗争，同时也会掀起全世界革命的高潮。”9尤为严重的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三省以后，帝国主义者企图共管中国，武力直接压迫中国革命的阴谋，遂愈趋紧迫。”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定要以新的阵营，以最大的势力，负起革命所提出的巨大而迫切的要求”事实正是如此。在整个30年代，“由于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报告文学得到了普遍而迅速的发展。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壮大，报告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激流。”
为强化上述主题，“左联”还特别规定了报告文学等现实主义文体的取材、方法和形式原则。
一、取材原则
“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具体说来，要做到五个“必须”
1.“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
1.“必须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
31“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地战斗的伟大的题材”；
七“必须描写白色军队剿共’的杀人放火，飞机轰炸，毒瓦斯，到处不留一鸡一犬的大屠杀”；
51“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生活，等等。”
二、方法原则
“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具体表现为“三研究”和“一斗争”
1.“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研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及理论和批评”。
1.“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
三、形式原则
1.“作品的文字组织，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
1.“负有创造新的言语表现语的使命，以丰富提髙工人农民言语的表现能力”；
31“作品的体裁也以简单明了，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为原则。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
综上所述，在30年代，“左联”以天下为己任，以抗战为先导，全力倡导建构以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反映火热的生活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报告文学，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大业。
伟大印象，上海事变，中国一曰：递进式创作路径
主题既定，目标已明，“左联”同仁迅即投入创作实践，中国报告文学的面貌为之一变。
在声势浩大的工农兵通信运动中，《文艺新闻》、《北斗》、《文学导报》等刊物充任主要媒介。为了将报告文学创作在抗战旗帜下不断引向深人，“左联”主将纷纷陈辞。鲁迅要求广大作家贴近生活，书写大时代洪流，一味“读经”无以救国。他无情地追问：“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同时告诫作家警惕由“左翼”转向“右翼”。茅盾理解并认可由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号，认为此举旨在使“左翼文学者把斗争更扩大，把题材也更扩大，应当面向现实的战斗，不要尽拘泥于抽象的阶级的空论，而应当站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前线去”。郭沫若预言，“20世纪的真正的中国人，生下地来便带着了反帝的使命。”周扬认为：“在救亡运动广泛地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火花一样地到处爆发的时候，现实的发展是这样地急剧猛烈，作家们不能从容地把这大时代的事件和人物熔铸到他的艺术形象和典型里。而民族革命的战争又比什么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文学上的表现。于是能够很敏捷地直接地反映社会事变、日常生活和斗争的小型作品，如速写、报告文学等等，在文学的民族战线上演了它轻骑兵’的角色。”众声喧哗之中，《一个伟大的印象》、《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中国的一日》等脱颖而出，在题材、主题、形式诸方面代表了30年代域内作家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演进轨迹和总体创作水平。
《一个伟大的印象》是我国第一篇以“报告”名义刊发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左联”呈现给3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报告文学史的早期成功范例。该作首发于1930年9月10日出版的《世界文化》创刊号，作者柔石（发表时署名刘志清〉。“编辑后记”特别指出：“刘志清君的《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通信，不但是难得的报告，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柔石时任“左联”执行委员主持《萌芽》月刊的编务工作。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大会召开，作者以“左联”代表身份与会，写下了这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通过“辽东的同志”和“十六岁年轻的勇敢的少年”两个主要形象的生动刻画，真实而深情地报告了大会盛况，有力地鼓舞了苏区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侵华野心败露。但蒋介石政府忙于反共，对外妥协，不到五年时间，东北三省、热河、察北、冀东连落敌手。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淞沪抗战或上海事变。值此生死存亡关头，大批热血作家和爱国志士在“左联”鼓动和影响下，纷纷挥毫上阵，写出一篇篇炙人肺腑的报告文学作品，为警策国民、激励抗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年4月，“左联”骨干钱杏邨（又名阿英）从反映该事变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精选出28篇，辑成《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以南强编辑部名义出版。编辑部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报告文学是最新的形式的文学，是具有着无限的鼓动效果的形式”。稍后，《文艺新闻》编辑部推出《上海的烽火》，成为前者的姊妹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报告文学专集，它以集束方式多侧面立体式反映了上海抗战，并由此带动了抗战报告文学潮流中的独特景观一“事变报告文学”。1936年，是中国报告文学名副其实的丰收年。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夏衍《包身工》等“深度报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几乎同时，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作品接连发表，以游记体形式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范围和写作语汇。
可喜的是，此间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浩大的群众性报告文学写作运动。受高尔基编录《世界的一日》动议的启发，“左联”主将之一茅盾毅然组编大型报告文学集一《中国的一日》。该文集收录498篇报告文学作品，总计80万字，具有显着的广角性和全景性。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中，编者指出：“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镢，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关于它的时代价值及文艺辐射功能，黎烈文如此评价一“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究竟破碎到了怎样的地步？这老大民族有没有复兴的希望。”历史地看来，此言不虚。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抗战全面展开，救亡图存的抗战报告文学随之进人空前繁荣阶段。《上海一日》和《战斗的素绘》堪称表率。这显然是“左联”基础性铺垫的逻辑延展，因为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理念已充分蕴含于上述三大具有“原型”意味的文本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