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绝不容许有人与他竞争，为了遏制吉罗，阿尔及尔委员会逼吉罗放弃总司令的职务，让吉罗改任监察总长。吉罗看到自己的势力已经逐渐瓦解，于1944年4月退休。
★法国海军奥方上将拿出贝当总统很久以前签署的一份文件，希望成立和解政府。戴高乐拒绝了该建议。他早就向法国人民承诺过，绝不跟维希政府达成任何谅解。
★当德军被迫撤离时，维希政府的部长们都被送到德国。在戴阿和德·布里农的主持下，一个政府委员会以贝当的名义在德国成立，但贝当这时候是不可能承认的。
★在盟军绕过巴黎时，驻巴黎的德军与盟军缔结了“停战协定”。德军基本上执行了“停战协定”。在8月25日法军进驻巴黎以前，巴黎市一直处于过渡状态。
1.戴高乐的崛起
二战期间，法属北非的保皇舆论高涨，激发了有权继承王位的巴黎伯爵的希望。1942年4月，巴黎伯爵曾秘密会见贝当元帅，但贝当并非保皇派。贝当不想牺牲自己的政治地位让君主政体复辟。
巴黎伯爵的支持者们不甘心失败，他们开始了阴谋计划。阴谋计划导致年轻的法国大学生勃尼尔·坎贝尔于1942年12月24日开枪杀死了达尔朗。
坎贝尔长期与保皇派人士亨利·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联络。坎贝尔很快就被判有罪并处决，这使得人们无法查明是谁派他进行暗杀的。当时，在保皇派们的心中至少有一套计划，想以吉罗和戴高乐的联合为基础，再以巴黎伯爵的名义建立新政权。
不论这次暗杀的动机是什么，杀掉达尔朗就搬掉了法国各种势力迈向团结的巨大绊脚石。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与达尔朗领导的政府进行合作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英国和美国有很多人从道义上反对达尔朗政府，但是盟国已经与达尔朗政府合作，无法否认盟国对达尔朗的责任。另外，达尔朗的威望必然使他成为影响法国海外殖民地的核心人物。达尔朗的被杀使法国北非政府被迫进行改组。
1942年12月25日，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从伦敦给北非的吉罗将军发出电报，要求召开一次会议，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来统辖所有法国在海外的部队。吉罗回电说，目前时机未到。
12月26日，巴黎伯爵劝吉罗将军宽大处理坎贝尔。然而，坎贝尔早在12月26日上午就被处决了。那一天，巴黎伯爵劝吉罗支持君主事业，并表示自己愿意听从阿尔及尔的调遣。然而，他的倡议未被接受。
摩洛哥总督诺盖在北非的法国总督中资历很深，可以接替达尔朗的职务。然而，诺盖过去曾效忠维希政府，名声不好。盟军登陆北非后，诺盖迟疑多时后才效忠达尔朗的新政府，因此盟国不同意诺盖出任新政府首脑。
12月27日，戴高乐任命自己为军事和民政总司令以接替达尔朗。自由法国与阿尔及尔之间的分歧很大。当时，英国支持戴高乐，美国支持吉罗。
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会谈的目的之一正是就法国问题达成一致，结果他们决定撮合戴高乐和吉罗，让两人联合起来。
两人邀请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与吉罗会谈，遭到戴高乐的拒绝。在下一份发给戴高乐的电报中，丘吉尔说，他已努力解决戴高乐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若戴高乐不肯来卡萨布兰卡谈判，那么英国将以撤销戴高乐在自由法国中的领导地位作为继续支持自由法国的条件。
戴高乐被迫来到卡萨布兰卡。1943年1月24日，在美英两国的压力下，戴高乐同意考虑与吉罗合作。不久，戴高乐回到伦敦，与大多数伙伴留在伦敦。达尔朗死后，在北非的前维希政府官员们都投靠了吉罗。
1943年1月，法国维希政府驻阿根廷大使马塞尔·佩鲁通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来到北非担任阿尔及尔总督。从此，戴高乐与吉罗的敌对态度进一步激化。
1月，还有一件事加深了戴高乐派与吉罗派的矛盾，那就是阿尔及尔政府逮捕了几个戴高乐的支持者，其中有亨利·达斯蒂埃。阿尔及尔政府对曾经参与盟军登陆准备工作的戴高乐的支持者们表示厌恶，这给自由法国的宣传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戴高乐充分利用了这一证据。
1943年2月27日，在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自由法国）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与吉罗和解的条件。戴高乐提出的条件就是恢复国民的各项自由权，恢复共和体制和法律，成立由双方代表组成的新民族委员会。
这时，吉罗的经济顾问让·莫内极力主张必须作出某种民主姿态以使英美的舆论放心。莫内长期想办法与戴高乐派保持友好关系，但他没有加入自由法国事业。最终，莫内说服了吉罗。
3月14日，吉罗发表演讲，宣布维希政府颁布的法律失效，并将恢复地方政府机构。这是吉罗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谈论民主的演讲。吉罗宣布废除种族法律，但他并不想做到恢复《克雷米厄法令》的地步。
贾德鲁将军也想调解戴高乐与吉罗的关系。在贾德鲁的努力下，吉罗邀请戴高乐赴阿尔及尔会谈。事实上，任何想让两个人同坐在一辆汽车的驾驶座位上的企图都是一种冒险。许多在1940至1942年效忠维希政府的人，都认为戴高乐是叛徒。而戴高乐的拥护者们也对阿尔及尔派十分怨恨。这从派往突尼斯的自由法国的几支小部队拒绝与法属北非军队共同参加阅兵式就体现出来了。另外，自由法国的几支小部队从庞大的北非军队中招募兵员一事，也引起了北非军队的强烈不满。
艾森豪威尔曾以军事安全为由，反对吉罗提出的戴高乐访问北非的建议。5月中旬，盟军解放了突尼斯，德间联军在非洲彻底失败，这项反对被艾森豪威尔撤销了。
5月30日，戴高乐来到阿尔及尔。在戴高乐到达后不久，与吉罗的矛盾就升级了。戴高乐派禁止前维希政府的任何人士参加新政府，佩鲁通也被禁止。
6月初，佩鲁通把辞呈交给戴高乐，戴高乐没有与吉罗商量就接受了。这件事使吉罗非常生气。海军上将米塞利埃长期猛烈抨击戴高乐。吉罗任命米塞利埃为自己的参谋长，并采取了一些预备性步骤，准备宣布阿尔及尔戒严。
在阿尔及尔，人们都未料到戴高乐与吉罗这两位将军会爆发一场个人的战斗。经过多次斗争后，双方成立了七人委员会，组成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共同出任主席，国务委员中包括乔治将军和贾德鲁将军。
吉罗和戴高乐都把自己视为法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合法领袖。戴高乐在委员会中获得大多数，但吉罗有几十万人的大军作为后盾。北非法军可以轻易地制服自由法国部队的约1.5万人。阿尔及尔政府掌握在痛恨戴高乐的人士手中。
突尼斯战役结束以后，长期滞留在亚历山大港的一支法国舰队投靠了吉罗。这支舰队的司令是戈德弗鲁瓦。法国海军和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们都支持吉罗。可见，吉罗的势力十分强大。然而，在盟军登陆北非后，吉罗表现得出乎意料地缺乏才能。
在两个主席的政治斗争中，戴高尔将大批拥护者安插在所有关键性的职务上。贾德鲁代替佩鲁通担任阿尔及尔总督，皮奥代替诺盖担任摩洛哥总督，马斯特担任突尼斯总督，布瓦松被迫辞去法属西非总督之职。
戴高乐的做法激起了美国政府和一些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当时，吉罗仍然控制着几十万军队。吉罗最后的胜利就是收复科西嘉岛。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城起义。一支快速集结的法军从北非赶来，以雅克修城为桥头堡在科西嘉登陆。
岛上有8万名意军，意军把战争物资送给法军使用，让他们进攻岛上的1.2万名德军。科西嘉岛战役进行得非常顺利，完全由吉罗的拥护者们指挥。
戴高乐派以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对科西嘉岛战役竟毫不知情，吉罗非常高兴，以为自己比戴高乐棋高一招。但戴高乐以这一事件为借口，迫使民族委员会进行改组。
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吉罗又失败了。乔治将军被迫辞职，吉罗被解除了主席职务。吉罗的威望大大下降，但仍然是法军总司令。他对戴高乐的政策越来越不满，他拒绝与法国共产党合作，而戴高乐则认为在解放事业上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使吉罗威望大大降低的皮舍事件
吉罗的威望在1944年3月因皮舍事件而大大降低。皮舍是维希政府的前内政部长，1943年5月，他凭着吉罗的一封信来到北非，条件是不准他从事政治活动，而是参加部队。
吉罗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法国共产党人最痛恨皮舍，而在阿尔及尔，共产党的势力很大。二战初期，约有27个共产党领袖被关押在阿尔及尔，现在都无罪释放了。他们认为皮舍应对德军挑选共产党人作为处决的人质事件负责。
结果，皮舍被传到法庭审判。法庭查明，当皮舍担任部长时，的确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共产党人，皮舍当然属于危险人物。后来，法庭找到了一份皮舍于1942年10月写给贝当元帅的报告：“法国不能希望德国在苏联战败，因为这会使法国失去抵挡苏联威胁的唯一屏障；法国不能希望英国打败德国，这意味着将重犯1918年的错误；法国应该使德国与英国达成一种妥协的和平。”
皮舍之死成为戴高尔巩固自由法国与共产党联盟的一种有效手段。经过共产党在阿尔及尔的努力，几个月后，皮舍被枪决。吉罗在这一事件中始终没有做过任何有效的努力。
戴高乐绝不容许有人与他竞争，为了遏制吉罗，阿尔及尔委员会逼吉罗放弃总司令的职务，让吉罗改任监察总长。吉罗看到自己的势力已经逐渐瓦解，于1944年4月退休。
当吉罗的势力衰退时，法国共产党的势力日益高涨。共产党人进行了隐蔽的斗争，同时保持了游击队的独立性。法国共产党支持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自由法国）。
戴高乐又打出苏联这张牌来对付美国。早在1943年8月，苏联就承认阿尔及尔委员会代表法国。
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后，法国的海外属地终于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戴高乐还成为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公认的领袖。在那些拥护戴高乐的人中，许多人无疑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随着登陆法国的日期临近，团结一致的需要使人们的种种分歧都暂时隐藏起来。戴高乐把法国国内外的各个派别集合在一起，为光复法国而努力。
2.法国人为荣誉而战
1942年11月，当维希政府将它的海外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丢掉时，它在国内的势力也越来越衰弱。维希政府于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德国生存了。但德国并不想直接统治法国，德国把维希政府当做法国人和德军之间缓冲手段。维持维希政府的运转对德国人来讲是很有益处的。
整个二战期间，除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外，法国官员一直执掌着法国全国的行政工作，甚至包括诺尔和加来省。这两省在军事上划归法尔肯豪森的比利时军区管辖。德军占领当局只负责军事方面，与法国政府机构并存。
在法国的每个省、每个专区以及比较重要的城镇都设有德国司令部。维希政府颁布的法律和命令都必须申请德国司令部批准。在1942年11月以前，占领区与非占领区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德占区，德国军事当局直接向法国政府发出命令。法国官员普遍制造障碍，德军的命令只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效。
德国最关心的是，对法国进行经济剥削。首先是勒索占领费，占领费在盟军登陆北非后每天从3亿法郎提高为5亿法郎。
1941年6月，德国在法国银行中的存款达到600亿法郎。这对法国经济是巨大的潜在威胁。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德国人要求维希政府把以前付给意大利的占领费都付给德国。
1944年7月31日，是德国最后一次勒索法国，这笔占领费从每天5亿法郎增至每天7亿法郎。根据德国的计算，法国缴纳的占领费总数为5358.2亿法郎。
巨额占领费被用于各种用途，比如，德国人用它购买从法国运往德国的原料、粮食和其他产品；支付所得到的法国证券、购买名画等艺术品；支付召募到德国劳动的工人工资及家属的生活费；为德国党卫队、海关及税务机关提供经费；支付德国在法国的宣传费用；支付修筑大西洋壁垒的庞大经费。
为了防止维希政府采用一战后德国人的先例，将通货膨胀作为躲避制裁的武器，德国军事当局借助维希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努力使工资和物价稳定下来。这种制度带来的结果是黑市的泛滥和政府的腐败，维希政府和德国军事当局都假装看不到黑市，并想办法到黑市上捞钱。比如，德国设有一些专门负责在黑市采购物品的机构。
黑市物价的持续上涨使德国军事当局抑制物价的措施毫无作用，工资的增长远远慢于物价的增长。
维希政府从未把破坏配给条例当成重大罪行处理，只处以少量罚金。由于维希政府对食物分配的控制不严，农民可以轻易地逃避法律，随便把食物卖到黑市上。至于德国人，只要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从不关心法国政府怎样解决经济问题。
大战期间，德国除了大量征用法国的原料和工业产品外，还要求法国为德国的农业和工业提供志愿劳工。到1942年6月，维希政府公布的送往德国的志愿劳工人数为7万人。1942年夏季，维希政府做了更大的努力，他们在广播中呼吁人们赴德国劳动。在占领区实行强迫人们赴德国劳动，但在实际过程中失败了。
1942年10月2日，根据赖伐尔与德国军事当局达成协议，德国人同意释放5万名战俘，以换取免费的志愿劳工。这个办法的实行引起了法国大范围的骚乱，比如里昂及其他城市的罢工潮等。因为法国的人力也很短缺，再加上“替换”方法对劳工造成了“严重不平等待遇”，劳工将得不到工资。
尽管维希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以满足德国的无理要求。但维希政府仍准备从西部地区招慕45万人。最终，维希政府未能招慕到这个数目，但到1943年秋，法国工人在德国的所有外国劳工中占1/4。
德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直到德国人被赶出法国为止。
在1944年，在德国的法国劳工总数仅增长了几千人。这项庞大的征集劳动力的工作遭到许多法国人的逃避和反抗。
随着德军军事上的败退，二战最后两年中，法国抵抗运动逐渐壮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