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会议”后，马林、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去拜访孙中山，孙中山非常赞成国共合作的主张，立刻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本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同意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共产党员就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9月4日，孙中山依照承诺，在上海召集研究改进国民党组织活动的首次会议，居正主持会议，马林应邀参加并讲话，张继等五十三名国民党骨干与会。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芬、茅祖权、陈独秀等九人组成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修改党纲和总章。
就在孙中山在上海着手改进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同时，苏俄特命副外长越飞以驻华全权大使的身份来到中国，与北京政府磋商两国外交。越飞到达北京后，即与孙中山建立了密切的通信往来。12月，孙中山又派张继前往北京面见越飞，商讨两人直接会晤的相关事宜。
在改进党务、联俄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新成果之后，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伐陈炯明》通电。驻扎在福建的讨贼军（原北伐军）和驻留广西的滇桂联军两路出击，进逼广东。9日滇桂联军攻占肇庆，震撼广州。那是一个大小军阀不断结盟，又不断毁约、背叛的时代。陈炯明的部下争权夺利、内斗不止，他的盟友左右摇摆，朝秦暮楚。在一片混乱的利益角逐中，陈炯明很快便陷入内外交困的窘迫境地，逃往惠州。
讨贼军在南方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同时，越飞偕夫人、秘书由北京来到上海，在莫利爱路29号的孙中山寓所，双方就苏俄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月26日，双方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是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的重要文件，标志着孙中山丢掉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转而向苏俄、共产国际寻求援助的根本性变化。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偕宋庆龄及亲从人员离沪南下，21日到达广州，在东郊设立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不再称大总统。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之后，加快了全面改组国民党的步伐。8月16日，派出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和共产党人张太雷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洽谈苏联援助问题，邀请政治和军事顾问来广州。10月6日，苏联政府应邀派出鲍罗廷作为常驻代表到达广州。鲍罗廷即被孙中山聘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指导国民党改组。1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25日，廖仲恺主持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依计划改组，并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开始全面改组的真正起点。
12月25日，中共中央为帮助国民党改组，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以改组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更名为中山大学）隆重举行。在大会进行期间，孙中山先后做了八次重要演讲，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在二十四名执行委员和七名候补委员中，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十人当选。
1月24日，正值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岛上，又称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任军校校长。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在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孙中山获得了新的力量，对国际列强的态度也转而强硬起来。收回“关余”，就是孙中山以实际行动反抗帝国主义的一次成功事例。
广东作为全国第二大对外港口，每年进出口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关税是一项巨大收入。这些关税收入扣除向西方各国支付赔款的余额后，就是“关余”。辛亥革命后，海关一直将这笔关余交给军政府支配。孙中山在1923年初重建广州革命政权后，于9月5日照会北京外国使团，要求将关余交大元帅府。外国使团却以与广州方面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悍然拒绝。20日，孙中山采取强硬立场，饬令广东海关税务司将关余妥为保管，听候命令支付。事件从此升级，英、日、美、法等国军舰二十余艘驶入珠江，以武力相威胁。这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情绪，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广州各界人民在广州工会联合会的组织带动下，多次举行收回海关主权的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孙中山收回关余的主张。西方列强怯于人民的反抗浪潮，终于在1924年1月被迫做出决定，将广东海关关余拨付大元帅府。
此后，孙中山又动用武力平定了广州商团叛乱，不仅锻炼了革命武装队伍，而且彻底解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巩固了广东这块可资依靠的根据地。
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揭开了最为辉煌的新篇章！
许多西方学者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到1927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认为，由于当时中央政府权力虚弱，给民间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对于这种观点，《剑桥中华民国史》是这样表述的：“大战时期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是1927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权的复活，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遂即失势，代之而来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是高级官僚的资本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确实是—个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崛起的非常时期。军阀混战在给国家带来战乱与伤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这不仅使各种新的思想与主义能找到逃避专制独裁、免于受到全面扼杀的成长空间，也使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机遇。曾经全面占据中国市场的洋面、洋布、洋火、洋盐……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民族企业的“进口替代运动”一个个取而代之，先后实现国产化的。而创办这些企业的实业家，也纷纷成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一直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民族化工业之父”。
范旭东188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他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和哥哥范源濂移居长沙谋生。范源濂十三岁考中秀才，后来又考入梁启超、谭嗣同主持的时务学堂，与蔡锷是同窗。梁启超见范源濂贫而好学，对他备加爱护，派他兼理学堂事务，算是半工半读，以赚取薪金赡养老母、供弟弟读书。戊戌变法失败后，范源濂也被清政府通缉，跟梁启超一样逃亡日本。两年后，范旭东追随哥哥范源濂前往东京求学。范旭东先在东京第六高中学习，后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据说，冈山的校长酒井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这让范旭东深受刺激，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
1910年，范旭东自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由于品学兼优，被留校聘为助教。在日本期间，他经常接触维新派人士，还曾经向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投稿。
辛亥革命爆发后，流亡在日本的进步人士相继回国。范源濂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次长，范旭东则通过梁启超举荐进入北洋政府财政部。当时财政部正要把满清发行的蟠龙纹银元（龙洋），改铸为以袁世凯半身像做标识的新银元（俗称袁大头），范旭东便被派到北京铸币厂负责银元的化验分析工作。
按《国币条例》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为七钱二分，银和铜的比例为银九、铜一。可是由于官员腐败，指使铸币厂偷工减料，擅自降低含银量，从中贪污。范旭东在化验分析时总是发现银元不符合标准，屡次要求回炉重铸，均未获准。愤怒之下，他毅然辞职，并且从此永远告别官场，另辟蹊径，走上创业之路。
1913年，已经成为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为范旭东争取了一个到欧洲考察盐务和制碱工业的机会，使他得以领略西方工业文明，眼界也更加开阔。回国以后，他献身民族化工事业，创造了多个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亚洲第一家纯碱生产企业——永利制碱公司；中国第一家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永利公司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第一次进入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并获得金奖；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建成中国首座合成氨厂——永利南京铔厂，并在这里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氨产品、中国第一包化肥，成为远东第一大化工厂。
范旭东的化工产业是从精盐制造起步的，中国的民族化工业也是从精盐制造起步的。
中国虽然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却一直食用由土法制成的粗盐，生产效率低、产品纯度低，而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明文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百分之八十五的盐不准用做饲料，而中国许多地方仍然将氯化钠含量不足百分之五十的盐供人食用，一些西方人因而嘲笑中国是“食土民族”。
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而中国政府又一向只知垄断市场、征收盐税，却从未考虑过国民的食盐安全问题。
1914年范旭东自欧洲回国后，在农林工商总长张謇、司法总长粱启超的支持下，孤身到天津塘沽海边试制精盐，很快就令纯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1915年，他在天津塘沽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正式投产，生产出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批精盐。久大生产的精盐以“海王星”为商标，品质纯净、均匀、卫生，品种齐全，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深受消费者欢迎。但是，“海王星”的出现，也引起了中外盐商对范旭东的围攻。中国盐业一直由官商合伙垄断，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顽固的利益集团，当时进口精盐价格昂贵，更是暴利。国产精盐面市之后，不仅冲击了传统的粗盐市场，也使进口精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由于力主自由贸易的张謇、梁启超反对食盐由专商垄断经营，中外盐商不敢公然对久大精盐进行全面封杀，便到处散布谣言，硬说久大精盐有毒，混淆视听，制造恐慌。即便如此，久大精盐的销量仍然一路攀升，在市场占有率上迅速处于领先地位。
久大公司的成功发展，惹得官僚、军阀们分外眼红，因而也就成了他们敲诈的目标。奉军驻天津司令李景林曾经以筹措军饷为名，公然绑架范旭东，向他勒索二十万元。范旭东性格刚硬，坚决不让家人交纳赎金。后来经范源濂托人斡旋，并由久大公司筹了八万块钱送去之后，他才得以脱险。
与军阀的敲诈勒索比较起来，国民党政府对久大公司这样的现代民族企业更是伤害深重。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从盐商身上牟取利益，重新走上了官商勾结的老路，再次承认专商的合法地位，这对久大公司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为了继续生存，久大公司不得不开始经营粗盐，运作方式逐步转向专商化。1936年，久大精盐公司更名为久大盐业公司，彻底将经营重点转向粗盐。范旭东与旧盐商抗争二十余年，这实际上也是自由对垄断的抗争，但最后只能以妥协告终。为此，他曾经异常悲愤地说：“旧势力，只是要把我们牵住，不许动弹。”
当年，在精盐上取得突破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开发中国制碱业。
碱是最基本的化工原料之一，用途广泛。在当时，国人最常见的装束是粗布长袍，印染的花色布料都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印染需要用碱，而碱的价格十分昂贵。由于西方国家在制碱技术上已经形成专利垄断，对外保密，所以，英国卜内门公司（现ICI公司的前身）全面统治了中国的纯碱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英商乘机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使许多民族印染企业陷于停顿。
1917年，张謇介绍陈调甫、王小徐与范旭东相识，共商创办制碱厂事宜。陈调甫是东吴大学化学硕士，王小徐原为上海大效机械厂厂长兼总工程师。他们三人一见如故，就在天津范旭东的家里建起一座小石灰窑，开始试制纯碱。经过三个月的摸索，终于掌握了工艺流程，制成九公斤纯碱。在此基础上，制碱厂的筹备工作开始正式启动。这时，又有一位青年科学工作者加人了范旭东的团队：李烛尘，刚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他后来成了范旭东的行政、人事总监，解放后还曾担任过食品工业部部长。
1918年，永利制碱公司在塘沽宣告成立。陈调甫去美国考察制碱技术，购买机器设备，招揽技术人才。侯德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在这次考察过程中被陈调甫招入范旭东旗下，出任永利制碱公司总工程师。从这里开始，侯德榜一步步成长为世界闻名的化学家，发明了“侯德榜制碱法”。
作为一名科学家出身的实业家，范旭东特别重视科学研发，他拿出久大精盐和永利制碱两家企业的部分利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1926年8月，为纪念建国一百五十周年，美国在费城举办大规模万国博览会。来自中国天津永利公司的“红三角”牌纯碱获得金奖，授奖理由是：永利公司所做的努力象征了“中国工业的进步”。
从1911年到1927年，是范旭东的创业期，也是他的发展期和辉煌期。此后，范旭东旗下的几家公司和其他一批民族企业，虽然在原有的基础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前面的路却是越走越窄。国民党的中央集权与军事独裁，首先让他们失去了自由创新的勃勃生机；随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范旭东的奋斗历程代表了中国民族工业成长的艰难。他们既面临着洋商的竞争与封锁，又面临着旧势力的责难与攻击。他们从不奢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扶助，只是希望避开官僚的勒索与政府的扰乱。他们在各种权力的夹缝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开辟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