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拉加茨的帮助下，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才得以流畅的德语问世。后来这本书历经曲折从瑞士进入奥地利和德国，在这当中瑞士左派人士普拉登等人出了很大的力。这本书首先是针对作为第二国际领导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记得，在沙文主义乐队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记者海尔曼把这本书称为疯人呓语，但又承认在呓语中也还不乏逻辑。这对托洛茨基已是很高的赞语了。
后来在法国，托洛茨基偶然读到一条从瑞士来的电讯，声称一个德国法庭为他的小册子已缺席判他徒刑。由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他的书正中敌人要害！协约国的诽谤者和密探曾力图证实他是德国参谋部的代理人，这回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所做出的判决正好替他帮了大忙，给他们的这种努力当头一棒。
十月革命后，纽约的一位机智的出版商把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印成精装本在美国发行。据出版商本人说，威尔逊总统曾从白宫打电话来要求把该书的清样送给他一份。总统当时正在草拟14条纲领。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总统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布尔什维克能先于他想到这些主张。两个月内，该书在美国发行了16000册。
在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的这本在苏黎世写的小册子再版多次，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要参考书。直到1924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出笼以后它才从共产国际“市场”上消失。现在这本书像革命前一样成了禁书。
3 巴黎《我们的言论报》
1914年11月19日，托洛茨基作为《基辅思想报》的军事记者来到法国。他之所以乐意接受他们的聘请，是因为这使他有可能更加接近战争。巴黎显得很忧伤，一到晚上，大街小巷一片黑暗。飞机成群地飞临城市上空。德军在马恩受阻后，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正当德军日益向巴黎逼进，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弃城而逃的时候，两个俄国流亡者办起了一份小小的俄文时报《我们的言论报》，它的任务是向被遗弃在巴黎的俄国人阐释正在发生的事，使国际团结的精神不至泯灭。第一期报纸出版之前，报纸的资金总共只有30法郎。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也不相信仅凭这一点钱就能出版一份报纸。实际正是这样，尽管编辑和撰稿人都不取分文报酬，报纸仍然经常出现危机。在不断经受负债和报刊检查的打击下，报纸一次次被查封，又一次次换一个名字重新出版。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两年，直到1917年2月革命爆发。
托洛茨基的家属直到1915年才迁来巴黎。他们在塞夫勒待了几个月，住在他们的一个年轻朋友、意大利画家雷纳·帕雷斯暂借给他们的一间房子里。孩子们也在塞夫勒学校上了学。这里的春天极美，四周一片葱绿，显得妩媚妖娆。但是穿着黑丧服的女人日渐增多，许多小学生成了无父的孤儿。
托洛茨基特地到饶勒斯被害的克罗桑咖啡馆去了一趟，想看一看有没有他的遗迹。托洛茨基在政治观点上与饶勒斯相距甚远，但他不能不感受到这个正直而坚强的人的吸引力。饶勒斯的精神世界是由民族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原则、对备受压迫者的爱和富有诗意的想象力等所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正如倍倍尔具有鲜明的平民特征一样。他们两人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托洛茨基听过饶勒斯在巴黎人民会议、国际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那么令人注目。饶勒斯从不墨守成规，总是能重新显现自己，并挖掘自身的潜在的精神源泉。在他的像瀑布一样奔腾的力量之中，可以发现其中饱含有委婉和谦和，这反映在他的脸上，使人感觉到他的高尚精神和文化修养。饶勒斯和倍倍尔两个极端，同时也是第二国际的两个顶峰。托洛茨基热爱他们俩。倍倍尔是体力衰竭而死，而饶勒斯则殁于壮年。但他们都死逢其时。他们两人的死都标志着第二国际历史使命的结束。
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中最突出的人物无疑仍然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他是托洛茨基一生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这个人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一个革命时代的政治家，可是没有赋予他作为政治家最必需的意志力。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缺少某种平衡，每当重大事件来临时，它就悲剧性地暴露了出来。托洛茨基在1905年、1914年和1917年3个历史重要关口对他进行了观察。马尔托夫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革命的，但是他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就陷于各种疑虑之中。他的丰富、灵活和诸方面的思想缺少意志力的支持。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德的信中说：“也许我们同列宁比同普列汉诺夫更容易取得谅解，看来列宁正担当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战士的角色。”但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身上没有维持多久。托洛茨基到巴黎时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中的合作，一开始就伴以不调和的曲调，直至马尔托夫离开编辑部，甚至停止担任报纸的特约撰稿人为止。
托洛茨基家早就从塞夫勒迁到巴黎市内，住在欧德烈小街。巴黎变得越来越荒凉，马路上的街钟一个接一个地停了，贝尔福特的狮子，不知什么缘故，嘴里冒出一把龌龊的稻草。
4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大会
1915年夏天，意大利议员摩加里来到巴黎，他是罗马国会社会党党团书记。他此行的目的是鼓动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参加一个国际代表会议。在一条林阴大道的咖啡馆凉台上，托洛茨基与几位因某种原因自诩为“左派”的社会党议员开了一个会，摩加里也参加了。在高谈和平主义和重复必须恢复国际联系这些老掉牙的问题上，大家谈得很融洽，也很顺利，可是当摩加里为难地低声说进入瑞士需要弄到假护照时，议员先生们的脸立时拉长了。有一位（托洛茨基记不清是谁了）匆匆地把侍者叫来付了全部咖啡账。会议就此结束。托洛茨基同马尔托夫一起回家，一路上谈着这件事，又好气，又好笑。托洛茨基和两位稳健的和平主义者M和B决定前往瑞士去参加会议。不需要假护照，因为政府还没有彻底摆脱战前的老习惯，发给了他们合法护照。
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伯尔尼社会党领袖格里姆一手包办，他把会议安排在离伯尔尼10公里的高山顶上的一个名叫齐美尔瓦尔德的小村子里。全体代表挤在4辆马车里向山上进发，路上人都好奇地望着这个不寻常的车队。代表们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自第一国际奠基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四辆马车竟然就可以装下全部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谈笑中并没有怀疑主义的色彩。历史的线索常常中断，人们不得不重新把它结上，他们前往齐美尔瓦尔德所做的正是接线的工作。
代表会议期间（9月5日至8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和占大多数的和平主义者终于勉强地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共同宣言基础上统一起来。最后宣言虽然远远没有说出应当说的话，但终究是一大进步。托洛茨基在形式上虽然不属于列宁为代表的极左派，但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都同他们很接近。在齐美尔瓦尔德，这个瑞士的小山村里，列宁把未来国际运动的发条一下一下地拧紧，为革命的“国际”奠定了基础。
法国代表们在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们的言论报》对他们的影响，并说正是这份报纸确定了各国国际运动的思想联系。拉科夫斯基指出，《我们的言论报》在促进拟订巴尔干各社会民主党国际立场中起了重要作用。意大利党从巴拉班诺娃的翻译的许多文章中认识了《我们的言论报》。德国新闻界，包括官方报刊在内，也常常引述《我们的言论报》。
严格禁止向外报道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消息，以免会议情况过早传到新闻界，给代表们返国通过国境时带来麻烦。可是几天以后，名不见经传的齐美尔瓦尔德的名字还是传遍了全世界。这使旅馆老板大吃一惊。这个勇敢的瑞士人告诉格里姆，他的产业的身价也将因此而大大提高，因此他打算赞助一笔款子作为第三国际的基金。不过，他不久就改变主意了。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大大推动了各国反战运动的发展。在德国，斯巴达克同盟广泛开展了活动。法国组织了“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巴黎移民区的俄国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帮助它克服了一个个财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开始与托洛茨基合作得很好的马尔托夫，此时离开了《我们的言论报》。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那些实质上并不重要的分歧几个月以后就彻底消除了。
正在此时，一股乌云在他们的头上聚集，到了1916年已有黑云压顶之势。反动的《自由报》以广告形式连续发表文章，指控他们是亲德派。托洛茨基更经常地收到匿名恐吓信。这些恐吓和指控显然是来自俄国大使馆。他们的印刷厂周围总是有些可疑的人物荡来荡去。主管俄国流亡者事务的一个政府委员会主席杜尔克海姆传出话说，政府里已经有人在谈论查封《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该报编辑的事。不过后来这个行动被拖延了一时期：政府找不到茬儿，因为托洛茨基没有违反法律，甚至连无法律根据的新闻检查托洛茨基也不曾冒犯。但是他们终究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借口终于找到了，确切地说，是制造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