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写于1972年9月14日的一则日记，还透露了诗人臧克家的有关情况：“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
论及臧克家，他的真诚改造与感恩心态更具典型意义。在京城惨遭厄难的他于1969年11月30日来到向阳湖“五七干校”后，所干活路较轻，批斗也少，与京城的苛刻严厉两相比照，向阳湖在他眼里便带有了几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他是较早获得“解放”的著名人士，在宣布大会上，臧克家即兴赋诗《我站在革命的行列》并大声朗诵：“一声解放，像春雷从头顶滚过，震得我心花怒放，震得我泪珠双落……在‘五七’道路上向阳湖畔的三年生活，我们把秧苗插满了阳春三月，我们也像一株株秧苗，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里生机勃勃……我决心在‘五七’大道上永远走下去，为社会主义宏伟而光辉的事业聊尽绵薄……”1972年离开向阳湖时，他“一声告别去，五内顿仓皇。依恋情深切，如同辞故乡。一步一滴泪，头低不能仰。啜泣不成声，欲语不成腔”。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以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经过两年时间的积累与酝酿，臧克家激情喷发，在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里，挥笔写下了五十多首“干校诗”，后结集成《忆向阳》出版。诗集中洋溢着他积极改造，努力向上以及对向阳湖的由衷赞美。他在组诗的序言中写道：“干校三年，千锤百炼。思想变了。精神旺了。身体壮了。”再看其中的诗句，他在《老黄牛》中对体力劳动充满着一股兴奋与激情：“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假日》中弥漫着一股忙中偷闲的浪漫情调：“案头还信债，池畔洗衣裳。”《大风雪，收工暮归》将艰难困苦化为一缕温情：“归来天地尽混茫，带雪冲风入草房。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声声火爆交心响，阵阵喧呼快意扬。一日辛劳成大乐，战友围炉话棉粮。”再看《晚收工》中的诗情画意：“秧田草岸竹屏风，叠翠遥笼晚照红。相约明朝齐早起，人同落日共收工。”
诗集《忆向阳》不仅淡化苦难，没有追问与反思，没有自己的个性与思想，反而将干校美化得如世外桃源，难怪诗集出版之后，就连思想偏左的老朋友姚雪垠也情不自禁地起而攻之了，他在一封致臧克家的公开信中写道：“你的诗，请恕我直爽地说，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其中有些诗写作和发表在祖国历史最关键的日子里，曾经令广大读者深表遗憾和愤怒，也使爱你的老朋友感到痛心。”
臧克家只是一名典型代表，其他干校学员莫不如此。诗人郭小川对咸宁“五七干校”的赞颂之情也是情不自持溢于言表，如较有代表性的《长江边上“五七”路》：“金色阳光照亮了向阳湖畔的山丘，火红大旗飘展在方圆百里的湖心绿洲，一派清风吹动了稻穗和荷花织成的锦绣，满腔热血鼓荡着我们革命情怀的飞舟……我们冒着四十二度炎热的气候，挥汗如雨，精心修理这颗小小寰球；我们饱饮自己酿造的香甜米酒，豪情洋溢，大笔书写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春秋。风里来，雨里去，正是战士的享受；让时代的风风雨雨，痛快地洗刷我们头脑中的污垢。水里翻，泥里滚，能够炼成最硬的骨头；水里泥里，自有无产者继往开来的豪迈风流。”
不是说不能歌颂向阳湖，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有老乡的关照、温情与保护，有夫妻间的相濡以沫，还有干校学员与那些通人性的动物如狗、鸭子、耕牛之间建立的特殊感情，特别是一条名叫黑子的狗，它的忠诚与灵性，更是为干校学员平添了不少欢乐与情趣……这些，都值得人们怀念，值得这些作家、画家、摄影家们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方式予以描绘。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只是干校生活的一个侧面，其实质与主流却是以农村的各种体力劳动，洗脑般的学习改造，子虚乌有的“栽赃”，毫不留情的“牛棚”批斗，对统治集权的虔敬服膺，彻头彻尾的依附与盲从等构成的时代性荒谬。学员们当年经受的痛苦、委屈与折磨可谓罄竹难书，更有不少鲜活的生命长眠于向阳湖畔。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下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单位就有8人不幸辞世，如翻译家金人（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译者）、评论家侯金镜含冤致死，公勤人员老艾扛锅炉时累死，古典编辑部秘书刘敏如锄地中暑倒地而亡，编辑谢思洁患癌症不准回京医治而逝……
臧克家作为一名经过“五四”民主、科学、自由精神洗礼的老诗人，竟一叶障目，不敢正视当时的现实与丑恶，将荒谬视为正常，将自由付诸阙如，将本该拥有的权利视为恩赐，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只要我们将笔墨稍稍伸向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就会发现，臧克家沿袭着的，不过是古代文人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罢了。
古代文人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强烈的忠君意识，如我们曾经提及的屈原、苏东坡便是如此。屈原在流放途中虽标榜自己的清高，并“哀民生之多艰”，但一心所系，仍是楚王，他希望楚王能去奸臣远小人，贤能明达，回心转意将他召回楚宫效命；苏东坡虽一贬再贬，但他心中所恨之人，只是一伙蒙蔽君主的佞臣，一旦获赦，便喜不自禁，颂扬君王圣德。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闪耀，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们将自己的才能几乎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并未形成独立的阶层，只有依附于某一家族，某个统治集团的时候，生命才闪射出灿烂的光芒。等到秦灭六国，他们再也不能在多个君王、主子间徘徊选择，死心塌地效忠的目标只有一个——皇帝。及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古代文人连大脑的思维，也被约束在一种上升到教义的儒家学说里面兜圈子。双重的愚忠就这样无谓地消耗着古代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命与才华，将民族的创造与激情消磨殆尽。这一传统的河流千百年来绵绵不息地流淌着，流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种既特殊又普遍的现象，在向阳湖“五七干校”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凸显得令人心悸。
中国文人历来缺少独立的人格与尊严，缺少宗教信仰，缺少寻根究底的反思，只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玩物与点缀。曾经一段时间，我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过一番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之后，我不得不将这一群体喻之“无骨之藤”。是的，藤蔓怎么也长不成参天大树，只有依附、攀缘，不断地扭曲自己，才能很好地成活，不断地升高，在一种虚幻的高度与陶醉中慢慢老去、枯萎。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无骨，无个性，无尊严，关键在于经济不独立。“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毕竟凤毛麟角，几乎所有读书人都得找一个“靠山”，首先糊口活命，然后才谈得上发展。而在“求生存”的过程中，文化人已不知不觉地奴化了，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毫无保留地为君王所用。建国后，知识分子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其依附、依赖程度更其严重。离开体制，不仅一事无成，即使肉体也得灰飞烟灭。干校学员哪怕下放农村期间，也全都拿着一份国家发给的丰厚薪金。这薪金，既是活命的根本，也是腐蚀与软化剂。
经历艰苦的劳动改造，经过一番清醒的反思，在痛苦的涅盘中，干校知识分子理应创作出一批黄钟大吕般的伟大作品。毕竟，下放向阳湖的数千名知识分子中，成熟的作家、艺术家一大批，而享有卓著声誉、头顶闪烁光环的也不在少数呵！而实际情形如何？丧气得令人不忍提及的是，我们只能用“失语”二字予以概括——严重的集体失语！
咸宁干校存在的五年多时间，数千名知识分子，唯有两篇关于干校的文章发表于当地的日报；干校结束后，仅有一些篇幅短小、零星散落、不成体系的回忆性文字。不错，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陈白尘《牛棚日记》中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较为系统地涉及、描写了向阳湖“五七干校”生活，但它们是日记，一份当年的真实纪录，是为历史留下的见证，里面的语言、词汇、思维，全是原汤原汗的“文革”味，以供后人了解一段荒谬的岁月，并非高屋建瓴的反思性力作。不唯向阳湖一地，全国其他各地的“五七干校”也是如此。“文革”结束，人们纷纷反思、描写这段愚昧而惨烈的日子，相继涌现出了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墙文学、知青文学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而本该更为亮丽的干校文学不仅没有焕发光彩，就连“准生证”也没有，我们没有见到出色的描写干校生活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仅有韦君宜的《洗礼》），很少读到以干校为内容的蕴藉深厚的优秀散文（仅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产生过一定影响），更谈不上内涵丰富、传之久远的干校诗歌（臧克家的《忆向阳》过于单薄浅显，早被人们遗忘）……大片茫然而刺眼的空白，恐怕不能仅仅用“遗憾”二字慨然作结，“干校现象”留给后人的思索空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公元1300年，在西方，一位35岁的诗人遭受权贵的迫害，遭到了佛罗伦萨当政者的流放。这位诗人，便是人们熟知的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但丁遭流放后，游遍了意大利，在贴近社会底层的过程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思考祖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后来，佛罗伦萨当局意识到将这位伟大的诗人拒之国门之外并非明智之举，于是宣布，只要但丁公开认错，宣誓忏悔，就可回归故乡。有着独特思想与追求的诗人但丁认为自己无错可纠，无悔可忏，断然予以拒绝。晚年的他定居于古城拉韦纳，并将一生的经历、见闻与思考凝结成一部精心之作——长达一万四千行的诗歌《神曲》。他以一种大爱无私的精神，希望《神曲》“使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遭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1321年，但丁客死他乡，安葬在拉韦纳市中心圣弗兰切斯科教堂广场。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希望将但丁遗体迁回故乡，这一请求遭到拒绝，便委托拉韦纳人在但丁墓前设立一盏长明灯，灯油则由佛罗伦萨永久提供。
但丁墓前的长明灯，是一名追求人类真理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与试金石！
西方知识分子，与君主、当局、神权，有着不妥协、不合作、不依附的光荣传统，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永恒的真理，责任与担当，道德与正义……是他们为之追求与奋斗的目标。具体到不同国家，表现形式与特征自然有着一定的区别，如法国知识分子的遗产，主要体现为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持有一种深刻的怀疑、反对、批判的态度；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资源，在批判权威体制的同时，偏重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特别是对民众疾苦的介入与拯救，如20世纪初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