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某人在那个废弃的尼姑庵里。这是天底下最适宜的地方。你觉得你是那个宁愿做一束杏花的相貌清秀的尼姑还魂了。或者你是那尼姑投胎转世，正在替她做着她生前一直想做而不曾做过的事情。
我是症，你是药，应该对症下药。
我是柴，你是火，总想引火烧身。
我爱老三届。我爱知青。我爱七七级。我爱我没有经历而你经历过的那些岁月。
你是因为我而喜欢那个时代，还是因为那个时代而喜欢我？
都一样，对我来说其实都一样。它们是同一回事。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我的？
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这个，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赖着我要行李的时候？
我想应该是吧。你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我的？
在见到你之前就开始了。
我是一个腼腆的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我就是想惹你，就是想。
我知道。这个我早就知道。
老三届，知青，七七级，这些字眼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生来就渴望着投身革命而无缘生在峥嵘时代的人来说具有某种替代作用。它们能抚慰你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贫脊的理想。想象那时候阳光应该空前绝后地灿烂，把国土照耀成一面带流苏的锦旗，因贫穷而显辽阔的天空最适宜于抒情，每个人都应该迎着风放声高歌。也许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个许多年后与你相爱的人已经背负信念的行囊远走他乡了，他是一个把爱情羞涩地深藏在手风琴皱褶里的学子，他有火热而艰难的青春。他从城市出发，到遥远的异地农村去，到边疆去。他乘坐在“四点零八分”的时代列车上。食指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于1968年12月20日。你问某人，1968年12月20日你在干什么？他说，还差一个月满十六岁，正在家里打备包准备出发。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那么你呢，你在做什么？你说，那时候我爸爸和我妈妈正在恋爱，还没有结婚，又过了整整一年我才出生。听你这样说，某人不好意思地笑了。你说，如果我早出生多少年，写《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就不会是食指了，应该是我。你又说，我会背诵这首诗，我背给你听吧，你想听么？他说，想听。他点燃了一根阿诗玛。你开始背诵那首诗了，你靠在一块湿润的大岩石上，听见自己的嗓音跟周围雨后的山野一样苍翠：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老屋的院门是两扇会吱吱呀呀叫的笨重木头门。门老得已经看不出先前是什么颜色，木质也在经年的风雨里变得松软了，从门里钻出来的一对狮子头嘴里的铜环把手也不能弥补一点威严的气象。那对铜把手被摸挲得锃亮，照得见人影，好几代人的手在上面留下了印痕。这曾经在一个孩子眼中高大壮丽的院门现在竟变得矮小了萎缩了。那个孩子长大了，那个孩子开始衰老了，木门还在那里，它的喘息一日重过一日。
那时候我觉得那两扇木门跟我一样，每天都在盼望着什么人来，要盼上三百六十天，才会真的有人来。一年光阴对于两扇木门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却是漫无边际的长，类似天上一日地上千年的道理，大人一年在小孩过起来就会有十年那么长。更何况这是一个孤寂的孩子，姥姥早逝，在那个有国槐和黑枣树的小院里只有她和姥爷两个人，看着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再升起来，老人活着似乎是为了一天天老下去，她活着是为了长大。
那时候只有过春节我才能见到从外地回来探家的父母亲。
爸爸很高很瘦，妈妈很白。我对他们的印象仅限于一个大致轮廓，很多还来自姥爷和村里人的口头描摹，我对他们并不比堂屋墙上挂的剧照中的李玉和白毛女更熟悉。他们写信来了，说春节要来探家，姥爷从接到信的那天起就天天牵着我的手去村外路上迎接。今天迎不到明天继续迎，明天要是还迎不到那就后天继续迎，后天之后还有大后天，一直到把他们迎到为止。我们一老一小任劳任怨，都觉得这件事干起来无比神圣。即使等不到人，空空落落地往家走，我们也并不气绥，反正春节在一天一天挨近，迎到的概率也在一天一天增加。许多年后我在外国文学课上听老师讲《等待戈多》，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老一小牵着手在村口等了一天又一天的情形。黄昏时分我们站在山坡上极目远眺，我们的目光恨不得长上翅膀飞走，海风吹着姥爷的旱烟袋和我的花棉袄，我的棉袄袖子让鼻涕抹得闪闪发亮，像糖葫芦上的那层冰糖。有一天终于看见有两个人远远地来了，提着大包小包。姥爷咪起眼来瞅了一会儿说，是你爸你妈来了。我们俩快步迎上前去。走着走着，我就挣脱了姥爷的手，一个人跑起来了。我跑到那两个似曾相识的人面前，猛地停了下来，有点儿胆怯地叫了声“妈”“爸爸”。刚刚叫完，那个穿着呢外套的皮肤很白的女人就把手里的包放到地上，把我抱起来了，一手抱着我另一只手抹眼泪。这时候姥爷已经走过来了，把行李提了起来。妈妈抱着我走了一段路，后来那个很高很瘦的男人也就是我的爸爸把我接过去了，我闻见他身上有股好闻的烟味--很多年以后甚至直到现在我还认为烟味就是爸爸味，闻到比我大不少岁的男人身上的烟味，我会莫名其妙地有种踏实感。
我像与党失去联系的人重新找到了组织。爸爸妈妈到菊岩村来看我的日子是我幼年最幸福的时光，幸福得那么奢侈，都让我觉得简直是在浪费了。我常常想要是把这样的日子像节约闹革命那样一丁点一丁点地拿来用就好了，一下子过完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如果把每一天或每个半天分散到每一个月里去过，那该多么好。就像我有了好吃的糖就藏到抽屉最里面去，不让自己一气吃光，而是一点一点地吃，细水长流，这样可以很长一段日子都有糖吃，让每天都有甜味。
我刚刚和父母熟悉亲热起来，春节就过完了，他们又要走了。姥爷和我去村外送他们，就像当初去村外接他们回来一样。走到村外小路上，爸爸妈妈让姥爷和我不要送了，早回去吧。可是姥爷很固执，坚持要再送一程。后来遇上了邻村的拖拉机，就把我们一家老小全拉上，一下子拉到十几里地之外通汽车的镇上去了。在那里我看见爸爸妈妈坐上了大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要把他们拉到更远的县城里去，在那里他们还要坐火车，火车要咣当咣当地走上整整一天一夜，把他们拉到我出生七个月就离开的那座遥远的城市里去。
大公共汽车就要开了，汽车站的工作人员很神气地驱赶还站在车门前朝窗口张望着的姥爷和我，姥爷赶紧把我拉到一边去站着。汽车终于启动了，开走了，它逐渐加速，远远地撇下了我们脚下那段蒙满沙土的劣质柏油路，它在等待尘埃落定时是那么孤寂和落寞--我觉得我自己也被抛下了，被扔掉了。父母的面容在我眼前又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我要学会不想他们，我一定要学会不想。在新的一年里我会淡忘他们的，直到他们在下一个春节又来看我，重新唤起我孱弱的记忆。
我们一老一小留在菊岩村里继续生活。我经常在傍晚回家的时候，看见家里的两扇木门是锁着的，一个漆黑的大生铁门鼻子从两扇门的中间从背后伸出来，上面挂一把冰冷的大铁锁。那两个狮子头嘴里的铜环在夕阳里看上去显得狰狞。姥爷大概是下午又到谁家喝酒去了，酒又喝多了，天晚了忘了回家。我呆呆地望着那把大铁锁和紧闭的木头门，闻着别人家里飘出来的清甜的玉米饼子味，开始哭。暮色越来越浓，我的心里越来越孤苦，越来越绝望，这种孤苦和绝望在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变成了恐惧和疲惫。我想我要再哭一会儿，再哭一会儿我姥爷就回来了，我一定要坚持再哭上一会儿，一定不能闲着，我要是闲着什么也不做，姥爷很可能就永远不回来了，不要我了--很小的时候我就有点迷信，迷迷糊糊地以为一切欢乐都是由痛苦换来的，越多的痛苦换来越多的欢乐，这世界上不会有白白就得到的欢乐。那时我认为如果我没了姥爷，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会小小年纪就孤零零地挨庄挨村去讨饭。我在暮色里无家可归，望着那两扇冷漠的木头门泪流满面，脑子里时不时地冒出“我姥爷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样吓人的念头，这个念头促使我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更加悲伤地哭泣下去。
我六岁那年，可能是六岁半的时候，被父母接回到他们工作的那座城市里去上学。许多日子过去了，那座城市对于我一直显得煞费苦心和自作多情，一个在七个月时就离开它去了遥远的异地乡村的婴儿，当她返回来，就不可能轻易地接受它的蛊惑。起初家里人待我都很好，好得都让我觉得腻烦了，可我还是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想念我的姥爷，我觉得他是我在这个世界唯一的亲人。我的哥哥把他最宝贝的电动小飞机拿给我玩，又领我下楼去买了那种像饭盒一样大的冰激凌，我才出于感激在嗓子眼里很低很低地喊了声“哥哥”。我父母因为我长期不喊一声“爸爸”“妈妈”，一度又伤心又恼火，还为此不止一次地打我骂我，逼着我喊他们，要大声地喊出来才行，要充满感情地喊出来才行。我对他们既同情又蔑视，于是干脆不说话了，却常常在心里自言自语，我说：“我不是他们亲生的，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是个孤儿。”后来我把这些话都写到作文本里去了，惹得老师去家访，妈妈当着老师的面哭了，爸爸一个劲地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