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抒
在这个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菊岩村去。这次我想一个人去那里，孤零零地，一个人上路。一想起要去菊岩村，我浑身就会洋溢着一种灯芯绒般的幸福。菊岩村对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不仅具有空间和地理位置的意义，它还意味着时间--在我心里它是一个离现在有二十四年那么远的一个地方，二十四年相当于多少公里，有没有一种用以进行换算的公式，以及类似于“光年”那样的计量单位？在二十四年的这一端，我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确切点说是二十九岁半，既涉世未深又历经沧桑；在二十四年的那一端，我是个小女孩，五岁半或者六岁，用那种亮亮的塑料头绳扎着三条小辫子，两条粗的垂在肩膀上，一条细细的扎在偏右的脑壳上方，末梢与右边那条粗辫子汇合。自从我离开了菊岩村，它在我的视线里就一直不曾消失，多少年来我以为我忘了它，我以为我跟它毫无关系了，其实它只是藏匿在皮肤的某个褶皱里或者一件穿小了的旧衣服的夹层里了。我早就离开了它，到了它的外面，并且越走离它越远了，我并不说出它，并不总是想着它，但却能感觉到它，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它，是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无论我正在做什么，我的身体里一直都有一种菊岩村的感觉。
火车运行了9小时零7分。下了火车又改乘半小时依维柯，然后是步行十来里山路。我是一大早从那座我所在的都市出发的，为了赶上开往这个地区的最早一班列车。我的心在铿锵的车轮声里颠簸得不知是喜是忧，我的目光一直看着窗外像明信片般一张一张倒退着掀翻过去的风景：稻田、花生地、杨树林、隔年的麦垛、卡车、水渠、简易民房、大河、水泥厂，这原本普通的一切在速度里变得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意味。我是一个喜欢抒情的人。我简直是以抒情为职业。正是抒情把我害了，把我的人生搞得一团糟。我长成了一个酷爱抒情的人，我想把世界上所有的葡萄都酿成酒，这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后来我的脚走在了山路上，确切地说，那是一条通向我的童年的山路，我想我现在的大脚印正和童年时代的小脚印叠印在一起，它们正在庆祝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相逢。路的两旁开满野花，远远看去像长长的花裙摆，我采了几枝野百合，它们唤起了我的柔情。在到达山坡顶端一个开阔地的时候，我朝另一个方向回转身去，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大海，我觉得它像是知道我要来。
我到达村子里的时候已是黄昏，黄昏到了昏黄昏黄的那个程度，像一块颜色偏暗的琥珀，里面正好裹着一个叫菊岩的小村。炊烟在村子上方曼舞蹁跹，干草的气息朴素而亲切，一种亘古不变的朴素和亲切。走在沙砾和石板混合的小路上可以感觉到不远处的海，如果不知道这是个临海的小村，就感觉不到海，如果已经知道了，那就一定能感觉到海。在这个时间到来，看见我的人不多，就是看见了也未必相识，也许谈论起来还能多多少少从久远的记忆深处拽出彼此的影子来，但一些长寿的老人和本家不远不近的亲戚还是熟悉我的，如今我们家在这个村子已经没有太近的亲人了，我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全都考学出去了，她们在方圆多少里之内是有名的“赔钱货”，关于三个女孩子的故事至今还在以各种各样的版本流传着--那个时代在偏远地区女孩子念书的本来就不多，她们不仅花钱念书，还全都念跑了，远远地再也不回来了。快到老屋的时候，一位连眉毛都白了的老太喊我“小抒子”，这是我小时候的名字，其实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三个字也许写成“小梳子”更符合心中的那个意思。这个白毛老太在我很小的时候似乎就这么老了，现在我长大成人，也开始衰老，而她老的程度居然还是原先那个样子。
我看见老屋了，它在一个坡崖下面，从村子的主干路上沿着一个路口拐下去，下坡走上一百来米，就来到一条石板路小街，老屋在小街的右边。它朝街的山墙上用白粉刷写了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字体跟决心一样大。老屋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现在终于空了，像一个空空的蝉蜕卧在那里。老屋所在的院落就陷在那面高高的坡崖下面，除了院门，还有一只依着坡崖低凹处而设的木梯子可以通到上面的村子主干路上去。这院落很像一个斗蛐蛐的罐子，我就是像蛐蛐一样在这样一只罐子里长大的，每日仰望着长在坡崖上的野枣树，和空空的天。后来我多次地想到，我的幽闭症一定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院子里的桃树结了果子，无人采摘，便自己落到地上腐烂了。老国槐把米粒那么大的细碎黄花撒得到处都是，有一些落到了屋前的石桌上，像无法掌握的命运那样被风任意吹着。多年前就砍掉的一棵黑枣树留下来一截树桩，上面长出了蘑菇。屋檐下面镶花玻璃的屋门上还插着去年初冬我和叶如意来时从山上采的一大束野菊，已经风干了，越看越觉得那是一大束焚毁的时光。屋里的家具都很整洁，只是不可避免地落着灰尘，里屋那个有镂空花纹的桌子是姥姥结婚时打制的，大约有六十多年了吧，那上面本来放着一个带花纹的红漆木盒子，是姥姥年轻时用来盛梳妆用品的，多年前就被我带走了，现在寄放在叶如意那里，里面锁着我写给某人的情诗。大木床上的被子叠得很齐整，带绒帽的小丑还在蓝盈盈的被面上荡着秋千，这一荡荡了多少年呵。我还能从某个不经意的角落里找到某块黄色方格子小手帕，我找到它，是为了看清楚许多年前的印迹，那上面固执的眼泪和亲爱的鼻涕。我走到蒙尘的镜子前面，我并不想擦去那上面的尘土，隔着一层尘土往镜子里看就像是隔着岁月往里看，这样会看到往事。镜子里仿佛有我的无数张相仿但不尽相同的脸，它们呈透视状由近及远、由大及小地排列着，像一条长长的隧道，离镜面最近的这张脸是现在的脸，离镜面最远的脸是二十四年以前的脸，我知道它们是同一张脸，我也知道它们已经不是同一张脸。我开始衰老了，那个菊岩村的小女孩在经历过爱情和烦闷之后开始衰老了。
我稍事梳洗，随便吃了点随身携带的水果和饼干，就出门去了。我倚在大门口的石头上，看见月亮表情淡淡地升起来。我做出一副并非刚刚远道而来而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的样子。我和村里的人聊天，听别人叫我“小抒”或者“小梳子”。只有在这里才会有人这么叫我，只有在这里。在我住惯了的那座都市里，我有一个很严肃的名字，叫李洁抒，人们称呼我的时候就像在履历表里填写姓名一栏那么郑重其事地。而在这里我永远都是小梳子，无论我多么老，只要我一回到这里，我就是一个叫小梳子的女孩了。
菊岩村是她的童年。她的童年是菊岩村。在这清凉的、没有一丝皱纹的海风里她想起老古，或者想起那个她和叶如意称为某人的人来，他们显得多么遥远和模糊呵，连同那座她渐渐住惯了的都市同样遥远着模糊着。那座都市以夏季炎热而闻名，此刻在那里，太阳虽已落下，但气温不会马上降下来，空气中的每粒尘埃都是一个小小火炬，人行道上的每块地板砖的温度都抵得上一块尚未燃尽的蜂窝煤。
在那个你已经渐渐住惯了的都市里，在那个你从极远的南方毕业之后自己选定的有一条大河从旁边流过的北方都市里，你有一套钢琴般小小的房子。你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无亲无故的城市做为终生的栖居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你度过了童年时代的菊岩村所在省份的省城，再就是它离那个你曾经求学的南方城市非常远，就是乘坐最快的飞机也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达。
那个长满榕树的南方城市是你的伤心之地。你想离得它越远越好，远得就当它不存在，忘掉世界上还有那么一座城市。一座让你欲仙欲死的城市。一座让你把一辈子的喜怒哀乐几乎都压缩在二十岁挥霍完毕的城市。一座让你把曾经当成永远的城市。你想象着一场大地震让它塌陷到了地层里去，从此从地图上把它抹掉。许多年过去了，每当你坐在北方的屋子里在电视上看天气预报看到那个城市的图象时，你还会在心里止不住地哭泣，你在报纸上读到来自那个城市的任何一条消息都觉得恍若隔世。你的脑海里有一张铺展开来的中国地图，在浩瀚的南海之滨，那个以红色圆点标志出来的城市在你心目中竟是一座小坟的形状，一座青春的小坟，那里埋葬着你生命最初的纯洁和热烈。
那座南方城市里有一个比你大十七岁的叫苏画梁的男人。
苏画梁，这三个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普普通通的汉字，一个在第1094页，一个在第484页，一个在第706页，它们组成了一个男人的名字。你的第一个男人。即使将这个名字砺骨扬灰，你也能从风中辨认出它们隐约的形状。
你第一次遇见他的那个午后，那个江水在不远处暖洋洋地流淌着的午后，那个榕树把窗子遮去了一半的午后，那个一见钟情的午后，你知道，无论过去了多少多少年，它和你的距离都会保持着一个不变的常数。
你记得是冬天，南方那种湿润而温和的冬天。那天你穿着一件浅绿色方格的薄呢外套，风轻轻吹着你的辫子，吹着你发辫上黄绿相间的头绳，吹着头绳末端温润的小圆坠儿。你到一个叫苏画梁的心理学家在中医学院开设的一个心理咨询办公室去。你的稚气和惶恐在你进门的那一刻就在他的眼里全部暴露无遗。他的笑容像一张温柔缜密的大网把你深深罩在里面了--那笑容像是积攒了很多年，专门等着你来，准备要向着你全部把它张开来的。无论在那之前还是之后，你都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男人脸上看到过那样的笑容，那笑容里的惊讶和赏识无遮无拦，连邪念都表露得无比纯真。它把光亮映照在你的脸上，像打开台灯的旋纽一下子使桌上的稿纸清晰无比，像一下子拉开大幕的舞台被水银灯照得雪亮，你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你的性别，你是个女人。女人。你不想做女孩子了，你想做一个女人。那笑容还让你感觉到在他眼里你是独一无二的，让你觉得至少在那一刻天底下只有你一个女人了，就剩下你这一个了。就在几秒钟之内你一下子就明白了你其实什么心理问题也没有，你不需要咨询，你需要的只是爱情。爱情。那一刻你知道爱情已经突然来到了你面前，它莽撞，它踉踉跄跄，它突如其来，它离得你那么近那么近，近得让你抬不起头来正视它，让你分不清东西南北。那天都说了些什么，你几乎全都想不起来了。你只记得那笑容。那让你甘心情愿淹死在里面的笑容。那笑容在许多年以后还是完美无缺地在你脑海里印着，你从最南的南方把它带到了北方，它在你漫长而漆黑的生命隧道里是一盏灯，虽然它照亮的只是不远不近的一小段路程，但是你忘不了它，你对它的喜欢和怨恨都使你忘不了它。
后来你在一本谈论特异功能的书上看到对于“一见钟情”这个词的崭新的解释，认为一见钟情实际上是一种气功现象，就是男女在某一瞬间恰好共处于同一个“场”之中了。
“我们一见钟情”。那个男人在第二次见到你时这么说。
你走在北方的法桐树下，阳光永远像果脯那么干爽、富含糖份，你蓦然发现这么多年竟然已经过去了。你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过去的，对于你来说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了那个相遇的南方的午后。你的年龄因此停止生长，那长出来的一大截在你看来是那样不真实，像虚拟的。爱和恨都在体内发酵，开始变成了别的。你开始感谢那个男人，感谢他拔苗助长，让你从灵魂到肉体都一下子跨越了十七年的千山万水，你将你出生之前的十七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经历过了，生命丰富了十七年那么多的内容。你最感谢的还是他最终无情无义地抛弃了你，让你成为弃妇，小小的二十岁的弃妇。你感谢他抛弃了你。他抛弃你，使你茁壮成长。他抛弃你，使你刀枪不入。他抛弃你，使你永远不会再被任何人抛弃。
你到达那个北方都市。你坐火车跨越了那么多纬线，从北纬23·5度到了北纬40度，从亚热带到了暖温带。你拖着沉重的行李像拖着整整一生破败了的梦想。你经过昏暗幽长的地下通道往出站口去。
往出站口涌的人很多。那么多陌生的面孔，他们都跟你无关，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年轻温婉的外表下裹着一颗苍老的心。
你想，我一辈子就在这里了，不管我是否喜欢这座城市，我都要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带轮子的行李包在地板上发出轱辘轱辘的声音，也像是在鼓励地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你像一只蝉从地下道口钻出来，沿着高高的台阶到了这个城市的火车站广场。
你在那广场上茫然四顾。然后乘上出租车向市内行驶。大约是凌晨四五点钟，这是一个瘦削的拂晓，街道寂寂，如没有来得及写字的方格稿纸，风在低低吟诵着什么，这个城市睡眼惺忪的样子带着一丝甜味。你在心里说，我喜欢这座城市。
突然有一个念头从你脑子里窜出来：我要马上结婚。
高玉宝说，我要读书。你说，我要结婚。
就这样你在那座城市里为人妻了。一个叫老古的人成了你的丈夫。不错，结婚证上的确是这么写的，那上面还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大印。你领结婚证的那天恰好刚刚到法定的晚婚年龄--那天是你二十三岁的生日。你迫不及待，似乎你等这天已经等了太久，等了二十三年整，再多等一秒钟你就会离开这人间。你结婚了，你一劳永逸，打算跟结婚证上那个人白头偕老。你打算做一个良家妇女，家里所有的钥匙你都用皮筋串起来栓在了手腕上，做成一个钥匙手镯，走起路来钥匙们互相碰撞，发出一种日常生活的清脆以及带着人间烟火味的喧闹，这就是婚姻了，婚姻在手腕上环佩叮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升起一种类似打土豪分田地的壮志豪情。
可是很快你就发现，你自己搭起舞台，又想将它推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