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湖南的陈仲庚，在进修期间完成了他承担的章节《“民族文化寻根”的转型流变：从“乡土文学”到“寻根文学”》。陈仲庚的用功和勤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楚文化的源流所掌握的资料也值得称道。陈仲庚尝试把“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引入文化寻根，这是一个新角度。文化寻根并不是简单地寻找民族传统文化根脉，更重要的是它是在现代化的历史驱动力下，在全球化的文化反思的背景下作出的一种反应。文化寻根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对现代性作出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历史和美学的双重意义上，达到了一种深度。陈仲庚把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反思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考察，他认为，寻根作家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民族文化根脉所系的思维方式，这就是道家的“圆通”和儒家的“尊从”，这两种思维方式的相反相成优势互补，不仅为当今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领域，也为现代单面线性思维的流弊找到了救治之方。陈仲庚还从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的概念，来理解寻根作家的美学意义。他认为，寻根作家从“民族原始思维的溯寻”中找到了野性思维的“优势”，将它激活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于是就有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显得魔幻怪诞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决非屈原庄周的重复，而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特色的“现代”新世界。因此，寻根作家所寻出的东西虽带有“原始”的野性，其意义则是“现代”的。他试图揭示出现代性美学意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董之林写作的章节《现代性叙事与被叙述的历史》，可以说是相当深入地把握住了现代性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在关系。董之林以她在《文学评论》工作的地理之便，大量接触前沿的学术动态，她是较早领悟到“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性的学者，以她的理论素养和对文学史的理解，她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是比较到位且有深度的。她的这部分论述几乎涉及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方方面面，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左翼的激进倾向，到乡土文学的民族特性；从文学的艺术传统与风格的承袭，到文学建制体系的话语权力斗争……董之林的论述既注意到历史过程的完全性，也突出现代性的那些症结问题。由于以“现代性”为论述纲领，她才可能在如此宽广的视野中呈现出历史的最本质方面。董之林的分析以细致委婉见长，她可以一方面看到现代性叙述的突出特征：激进的变革，同时，她也深入分析沈从文回归乡土所追求的那种美学蕴含。这种追寻同样是现代性过程的必要内涵。现代性既是一种进步，当然也包含着对这种进步理念的反思，这些反思过去显然被“保守”、“落后”之后的命题给定历史位置，然而从现代性的角度，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
董之林对张爱玲的分析就显示出特别的意味。张爱玲的浅呤低唱，却可能隐含着更为深刻的对现代性病症的拆解。虽然，张未必了解现代哲学的一些表述，但在董之林看来，张爱玲却在顽强地为我们打开“对存在的遗忘”这道历史闸门。她分明在关于女人和现代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通过她对女人的理解，不断地解构革命与保守、前进与落后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对历史的“理性统治规划”。当然，董之林更有创见的地方，她触及到革命文学的艺术形式创造所体现出历史复杂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矛盾，一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难题，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其意识形态浓重的色彩也无法掩饰艺术探索的动力，政治的教条与艺术形式的冲突、调和以及相互颠覆，这构成了现代性在社会主义文学体系中的特殊延续方式。
董之林触及到这个重要问题，还有待于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讨。
本书的第七章《现代性的尽头：非历史化与当代文学变革》由笔者执笔。在这章中，我力图通过历史化与非历史化这种明确的概念，把历史的巨大转折描述出来。在我看来，现代性投射在文学方面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历史化”。正是历史化，使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做出显著区分；也正是历史化，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如此宏大的社会能量，具有前所未有的思想的和精神的震撼力；也正是历史化，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中国文学伴随着现代性的历史进程而成长壮大，它在历史化民族--国家的奋斗史时，也建立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历史叙事。在现代性规划的边界上，文学被历史化的同时，也历史化了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出一套特定的历史叙事，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独特的自我反思体系，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性规划进行的反思体系。也许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那些“过度历史化”的文学叙事，显得过分的概念化。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寻求的现代性道路就有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的存在本身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修改和强行超越。而现代性的中国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它显然也只能以独特的方式来建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然而，这一切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学的意识形态推论实践功能趋于弱化；历史化的叙事明显缩减。纵观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找不到总体性的意识形态轴心实践，也无法确认真实的历史本质，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式的概括，一种单纯的文学话语，一种指向文学自身，或是与现实表象处于同一平面的符号秩序。因此，非本质主义的写作是历史化祛魅的根本手法，它使整体性的历史无法找到中心意义建立有序的思想/审美范畴。九十年代也有重新历史化的冲动，但如何在商业化的现实语境中意识到历史深度，显然是一个困难的课题。但也并不由此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个没有历史深度的平面可以一劳永逸地写作个人经验或进行自我游戏，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以及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冲突，会迫使中国文学重新建构历史化叙事。
本书本来还有杨鹏撰写的章节，由于篇幅所限，只好割爱。实际上，杨鹏的章节写得相当精彩。杨鹏以写作和研究儿童文学著称，年纪轻轻可以说是成就斐然。
他同时关注当代西方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批评的影响这一课题。他在本书完成章节《现代性的焦虑：西方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探讨西方现代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看出他在理论和资料方面下的功夫。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大量西方现代思潮涌人中国，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等。杨鹏的分析表明，这些思潮的涌入，不仅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也空前地改变了中国作家和评论家的思维方式。而更多更新的方法论，如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的涌入，也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作家和评论家的视野，并给他们的写作和文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工具，从而令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八十年代此起彼伏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文学”等等的流变，究其深层原因，都是因为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与之存在着无可置疑的暗合关系。
杨鹏并不是采用历史复述式的描述，他着力于分析西方现代思潮如何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及人的生存现实紧密相连，因而，这种影响也是本土文化积极应战的结果。杨鹏同时看到，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型呈现为复杂多变的形态。许多在八十年代被人们奉若神明的思想，在九十年代纷纷“贬值”与“世俗化”。与八十年代张扬“人的主体性”截然相反，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一种“非主体化”的状态，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那种“高尚纯洁”式的写作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仅仅具有小人物式的凡俗，并以调侃方式面对世界纷纭复杂景观而终于无可奈何。九十年代，理论界和批评界开始接受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由此在一定程度导致了消解、颠覆、反抗、亵渎、边缘等话语的增值。
而随着网络的兴起，对技术主义的崇拜也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得到相当一部分作家和评论者的认同，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出现。杨鹏既看到这种影响对中心化的权力实践构成的冲击，同时也指出这种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以及创作实践存在的负面效应。
周瓒撰写的《前卫艺术与大众文化》一章，以文学研究的方法考察了“前卫艺术与大众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最激进的和最广泛的文化现象，它们的存在显示了当代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变异。周瓒以研究前卫诗歌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参与者和始终如一的目击者，她的研究无疑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周瓒的研究揭示出前卫艺术是如何在与西方先锋艺术的对话中表达变革的冲动，在损毁传统和寻求新的艺术创新之间找到勉强的平衡。以前卫的形式挪用传统，这几乎成了中国先锋艺术参与全球化艺术的杀手锏，显然，它们的效果和争议同样莫衷一是。周瓒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了九十年代的一些艺术家，如汪建伟、张永和、蔡国强、徐冰等人的艺术实验，看到他们的努力，也看到他们的困难。周瓒尤为深入地分析了艺术语言的变革与文化传统的矛盾关系，这些关系在使中国前卫艺术获得独特的文化身份的同时，也使艺术实验的立场和目标始终模棱两可。
周瓒同时论述了大众文化，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周瓒注意到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实际已经渗透进各种文化制度体系和日常行为，传统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线也被打破。周瓒分析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媒体在这个时代的主导地位，大众文化的想象关系等等，周瓒的研究能牢牢把握时代变动的主潮，能以对诗歌的语言文本的分析方式来处理文化现象（文本），她的研究不过多借助文化理论，但却能从中国的本土实践出发，多有独到之处。
总之，以上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专题，不同的侧面去接近现代性与当代文学构成的关系。这些探讨虽然都是初步的尝试，但却是从文学自身的历史、从文本自身去打开现代性的那些环节，特别是它们汇集成一个整体时，可以更充分地呈现文学与现代性构成的内在关系。这样，关于从整体上来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写文学史之类）的奢望，而是一项具体实在的探索。从以上的研究，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文学的那种强劲发展的历史，那些截然的断裂，都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表现出它们的分离、冲突、关联和互动。当然，我们并不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现代性具有一种坚硬的总体性，它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它是永久性的和不可超越的。与这样一种观点相反，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是在不断分离和断裂的历史片断中重新组装的一种状态（精神、气质、态度、风格等等），它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参照系，而不是我们要论证的一种历史实在。
当然，讨论现代性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后现代性”问题。众所周知，后现代理论形成于对现代性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性只是简单地取代现代性。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取代论的观点所诉求的，正是（现在）被公认为不可能的事：确立历史的连续性并确定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吉登斯主张，把后现代性看成“现代性开始理解其自身”，也就是说后现代性提供了一处对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的更为全面的理解，而不是对其本身的超越。吉登斯试图论证，把现代性解析为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转变。虽然我们还没有生活在后现代性的社会氛围之中，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瞥见那不同于现代制度所孕育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缕缕微光。”考虑到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出版于1990年，他对后现代性的看法当然显得老成持重不偏不倚。
在二十世纪末期，不只是他，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历史进化论、历史目的论、关于现代性的一致性问题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等，这些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正在消失，而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进入到一个全新而纷乱的情境中。所有这些现象：文化反思性的和社会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中国这样历史传统悠久而又饱经激进革命洗礼的社会也看到“缕缕微光”。
由此不难理解，现代性问题及其在现时代重新反思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不是西方学术体制下的一个问题，同样是当代中国人文学科需要面对的重要而根本的问题。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经历过的历史，看到我们建构和解构的历史又是如何与我们生存的现实沟通在一起。
确实，在这里，我们困难的是如何处理中国的本土化经验，特别是当代的经验。我们始终想保持这样一种观点和立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既走到尽头；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就是说，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资本与高新技术输入，以及全球自由市场开始形成，高速的城市化等因素，已经使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步入后工业化社会；而学术界自九十年代开始逐步接受后现代主义观点，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这些都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面临剧烈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前现代传统，并且现代社会的那些理念并未实现。这就使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以其巨大的历史跨度重叠几个时代的内涵。这是我们在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从过去到现在--始终要把握的视角。
（撰稿：陈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