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名为“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并不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改变成思想史性质的“现代性”研究，相反，我们一直坚持回到文学史研究本身，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当前，文学学科确实受到严重的侵扰，文学研究越来越像是思想史、政治史或文化研究。重新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规范，又提到议事日程。
这显然不是要杜绝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沟通，而是重新思考在不同学科的信息更大规模的交互作用的语境中，文学如何保持自身的立足之地和特质的问题。
当然，学术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是受到既定的知识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时代的权力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间接影响。学术规范只是处理本学科知识的规则和方法，并不能限定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交互作用。就历史情况而言，并没有一个纯粹的文学学科存在，哲学始终就直接影响文学学科。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就说明文学研究学科的包容性。不用说儒家道家学说渗透进文学，唐宋文学受佛教影响，文论也脱不了干系。
在西方，柏拉图的思想阴影从来就没有离开文学领域，而文学批评更经常出自哲学家手笔。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更准确地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学出现哲学和文学批评教席才成为可能。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英语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借着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情绪才走向兴盛的。尽管“新批评”是迄今为止最为纯粹的文学批评，但批评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新批评”首先是宗教（艺术宗教），是症治混乱现实的济世良方，其次才是文学与审美。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更不用说，它确实是政治伴生物。现当代文学学科实际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变种，现代文学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过是在充分的政治阐释之后才留有一席之地。当代文学从来就没有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因此，要指望其他门类或学科的知识不要侵入文学学科，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种状况不是今天才发生。纯粹的文学研究并不存在，也很难指望以后能存在。
现在，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建立严格的学科体系规则也不可能。知识的更新和权威性的丧失，使严格的规范显得异常脆弱。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在遭遇强劲的挑战中，更是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获取新的活力。问题在于从业人员在完成知识更新的同时，保持对文学本身的关注。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学研究矛盾，根本的问题在于最后的落点。
很显然，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并不是要杜绝其他学科或门类的知识的运用，而是如何立足于文学本身。如何在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中，始终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保持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尽管说，什么叫做文学研究，什么不叫文学研究已经很难分辨，但是，对文学经验本身的关注依然是基本评判标准。在这个学科已有的历史传统序列中来思考不断变更的文学经验，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
但是，也许有一点根本的要义是需要把握的：不管过去人们把文学处置成何种东西，或何种样式，它都是在处置文学。问题的症结和严峻也许在于，现在人们也许根本不处置文学，文学不是因为被改变而失去存在理由，而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予理睬，连作为佐证的下角料都无人光顾，那真是文学研究的末日。文学是在被抛弃的命运中而荒芜的，而我们，就这样成为文学的守灵人。
因此，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现在也许确实需要建立，目前显然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方案，但却是可以确认出发点，那就是：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在我看来，不管是文化研究，还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它们不应该与文学研究相冲突，而是给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具有学术价值的知识体系和观念方法。在理论、历史与文学文本的阐释中，建构新型的学科范畴体系。这一切的要点，都在于回到文学文本，回到文学的内在品质中。这并不只是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规范的需要，而且也是摆脱那些虚假的信念，回到我们更真切的心灵的需要。也许多少年之后，我们会意识到，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保持一种阅读态度、一种情感经验、一种审美感悟，也像保护某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重要。
本书也许是在这样的学科发展情势中作出的一种回应。我们选择“现代性”问题作为尝试。作为一次集体合作的产物，它既充满了共同激发的那些灵感；也带着种种妥协的痕迹。“现代性”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论述的纲领，或者达成共识的基础；毋宁说是一个思考的框架和共同工作的平台。事实上，合作者对具体的文学史事实的评价和认识都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分歧。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特别是对于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史的论述，本书的研究者们的理解都有不同的角度和评价。我想这样也好，对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近似的结论；也可以从同一角度，得出不同的看法。例如，同样是基于现代性的论述，一回到具体历史事实，人们的理解和判断并不一致。并不求同而能存异，我想这是多元时代不得不认可的一种学术立场，也可能是一种更从容获取更大空间的一种学术态度。
本书导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项课题，前后历经较长时期的酝酿，经历过多次的讨论和磨合。今天得以完成，全靠同事们的鼎力相助。其中存在种种不足之处，则有望同行们的批评指正。在此，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以及文学所科研处的主管同志；本课题得以立项和得以出版都离不开有关部门和有关主管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我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对学术的鼎力支持；尤其要感谢出版社的欧阳常贵同志，他对学术怀有的那种尊重，那种真诚和热情，令我和同事们感动不已。因为有这样的出版社和出版家，学术依然可以顽强地在当代文化中扎下根来。
陈晓明2002年10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