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染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今世讳言脂粉，动称污人之物，有满面是粉而云粉不上面，遍唇皆脂而曰脂不沾唇者，皆信唐诗太过，而欲以虢国夫人自居者也。噫，脂粉焉能污人，人自污耳。人谓脂粉二物，原为中材而设，美色可以不需。予曰：不然。惟美色可施脂粉，其余似可不设。何也？二物颇带世情，大有趋炎附热之态，美者用之愈增其美，陋者加之更益其陋。使以绝代佳人而微施粉泽，略染腥红，有不增娇益媚者乎？使以媸颜陋妇而丹铅其面，粉藻其姿，有不惊人骇众者乎？询其所以然之故，则以白者可使再白，黑者难使遽白；黑上加之以白，是欲故显其黑，而以白物相形之也。试以一墨一粉，先分二处，后合一处而观之，其分处之时，黑自黑而白自白，虽云各别其性，未甚相仇也；迨其合处，遂觉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碍，难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类者可使同居，即不相类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类、不相似，而且相反之物，则断断勿使同居，同居必为难矣。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脂则不然，面白者可用，面黑者亦可用。但脂粉二物，其势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涂脂，则其色灿然可爱，倘面无粉泽而止丹唇，非但红色不显，且能使面上之黑色变而为紫，以紫之为色，非系天生，乃红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黑一见红，若逢故物，不求合而自合，精光相射，不觉紫气东来，使乘老子青牛，竟有五色灿然之瑞矣。若是，则脂粉二物，竟与若辈无缘，终身可不用矣，何以世间女子人人不舍，刻刻相需，而人亦未尝以脂粉多施，摈而不纳者？曰：不然。予所论者，乃面色最黑之人，所谓不相类、不相似，而且相反者也。若介在黑白之间，则相类而相似矣，既相类而相似，有何不可同居？但须施之有法，使浓淡得宜，则二物争效其灵矣。从来傅粉之面，止耐远观，难于近视，以其不能匀也。画士着色，用胶始匀，无胶则研杀不合。人面非同纸绢，万无用胶之理，此其所以不匀也。有法焉：请以一次分为二次，自淡而浓，由薄而厚，则可保无是患矣。请以他事喻之。砖匠以石灰粉壁，必先上粗灰一次，后上细灰一次；先上不到之处，后上者补之；后上偶遗之处，又有先上者衬之，是以厚薄相均，泯然无迹。使以二次所上之灰，并为一次，则非但拙匠难匀，巧者亦不能遍及矣。粉壁且然，况粉面乎？今以一次所傅之粉，分为二次傅之，先傅一次，俟其稍干，然后再傅第二次，则浓者淡而淡者浓，虽出无心，自能巧合，远观近视，无不宜矣。此法不但能匀，且能变换肌肤，使黑者渐白。何也？染匠之于布帛，无不由浅而深，其在深浅之间者，则非浅非深，另有一色，即如文字之有过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变红，再使红变为紫，红即白紫之过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使白变为蓝，再使蓝变为青，蓝即白青之过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如妇人面容稍黑，欲使竟变为白，其势实难。今以薄粉先匀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间，非若曩时之纯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变为深白，非使纯黑变为全白也，难易之势，不大相径庭哉？由此推之，则二次可广为三，深黑可同于浅，人间世上，无不可用粉匀面之妇人矣。此理不待验而始明，凡读是编者，批阅至此，即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为风雅功臣，亦可谓红裙知己。初论面容黑白，未免立说过严。非过严也，使知受病实深，而后知德医人，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舍此更有二说，皆浅乎此者，然亦不可不知；匀面必须匀项，否则前白后黑，有如戏场之鬼脸；匀面必记掠眉，否则霜花覆眼，几类春生之社婆。至于点唇之法，又与匀面相反，一点即成，始类樱桃之体；若陆续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长短宽窄之痕，是为成串樱桃，非一粒也。
（评）
通常一说到修容或者化妆，立刻会想到在面部涂脂、搽粉、点口红等，这就是李渔所说的“点染”；一般说，这是人们修容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从历史传统来说，是女子修容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男权主义的社会里，大概中外都如此。当然，是否女子天生爱修容？也许有这种因素？我把握不准。
西方古代关于修容的情况，我没有考察，不敢枉加评说；但从直观上说，我所见到的现代西方女子之讲究修容，那是远胜于中国人的。关于修容，他们也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了各种著作。我手头就有一本琳达·杰克逊女士著、关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的《仪表美》，里面详细论述和介绍了不同肤色，不同眼睛、头发颜色的人，应如何根据色彩学原理、色彩心理学原理，根据体型胖瘦、高矮，选择自己的化妆（“点染”）色彩以及服装色彩和线条。
我国古代女子之讲究“点染”，也达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光脸面和眉的画法，即不同的妆型和眉型，就数不胜数。《奁史》中多有描述。先说妆型。有所谓“晓霞妆”传说魏文帝曹丕“在灯下咏，以水晶七尺屏风障之。夜来至不觉，面触屏上，伤处如晓霞将散。自是宫人俱用胭脂仿画，名晓霞妆”。有所谓“梅花妆”传说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自后宫女竞效之，称梅花妆”。这里所说梅花落额上而拂之不去，不可信；但画成梅花似的妆型，是可能的。一所谓“泪妆”“明皇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又，宋理宗“宫中以粉点眼角，名曰泪妆”。还有所谓“醉妆”、“啼妆”、“额妆”、“眉妆”、“面妆”、“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半面妆”、“瘢如妆”等等，不一而足。眉型也很多。据说，“秦始皇宫人悉红妆翠眉”；汉武帝时有所谓“连头眉”；《西京杂记》中说“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时人效之，画远山眉”；东汉桓帝时，京都妇女作“愁眉”；唐明皇时女人眉型有十种之多，如“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等等。另从唐代诗人朱庆馀绝句《闺意献张水部》用汉代张敞为妻画眉的故事而写的诗句：“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可以看出当时女子画眉之胜、之精、之赶时髦。
治服第三
古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俗云：“三代为宦，着衣吃饭。”古语今词，不谋而合，可见衣食二事之难也。饮食载于他卷，兹不具论，请言被服一事。寒贱之家，自羞褴褛，动以无钱置服为词，谓一朝发迹，男可翩翩裘马，妇则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犹人身之附于其地。人与地习，久始相安，以极奢极美之服，而骤加俭朴之躯，则衣衫亦类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宽者似窄，短者疑长，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项宜伸而领为之曲，物不随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为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惯，头与冠不相称也。此犹粗浅之论，未及精微。“衣以章身”，请晰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谓也。身非形体之身，乃智愚贤不肖之实备于躬，犹“富润屋，德润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贫者服之益章其贫；贵者服之章其贵，贱者服之益章其贱。有德有行之贤者，与无品无才之不肖者，其为章身也亦然。设有一大富长者于此，衣百结之衣，履踵决之履，一种丰腴气象，自能跃出衣履之外，不问而知为长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况罗绮而文绣者乎？丐夫菜佣窃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祸，以服能章贫，不必定为短褐，有时亦在长裾耳。“富润屋，德润身”之解，亦复如是。富人所处之屋，不必尽为画栋雕梁，即居茅舍数椽，而过其门、入其室者，常见荜门圭窦之间，自有一种旺气，所谓“润”也。公卿将相之后，子孙式微，所居门第未尝稍改，而经其地者，觉有冷气侵入，此家门枯槁之过，润之无其人也。从来读《大学》者，未得其解，释以雕镂粉藻之义。果如其言，则富人舍其旧居，另觅新居而加以雕镂粉藻；则有德之人亦将弃其旧身，另易新身而后谓之心广体胖乎？甚矣，读书之难，而章句训诂之学非易事也。予尝以此论见之说部，今复叙入闲情。噫，此等诠解，岂好闲情、作小说者所能道哉？偶寄云尔。
（评）
“治服第三”三款谈首饰美和服装美，这是《闲情偶寄·声容部》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在正文之前的这段小序中，李渔谈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服装的文化内涵。人的衣着绝不简单的是一个遮体避寒的问题，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李渔通过对“衣以章身”四个字的解读，相当精彩地揭示了三百年前人们所能解读出来的服装的文化内容。李渔说：“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谓也。身非形体之身，乃智愈贤不肖之实备于躬，犹‘富润屋，德润身’之身也。”这就是说，“衣以章身”是说衣服的穿着不只是或主要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遮蔽人的肉体从而起防护、避寒的作用，而是主要表现了人的精神意义、文化蕴涵、道德风貌、身份作派，即所谓“智”、“愈”、“贤”、“不肖”，“富”、“贵”、“贫”、“贱”，“有德有行”、“无品无才”等等。三百年前的李渔能作这样的解说，实属不易。今天，服装的文化含义已经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甚至不需要通过专门训练，人们就可以把某种服装作为文化符号的某种意义指称出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譬如说，普通人都会知道服装的认知功能，从一个人的衣着，可以知道他（她）的身份、职业，进一步，可以知道他（她）的民族、理想、爱好、追求、性格、气质等等。再譬如，人们很容易理解服装的审美功能，一套合身、得体的衣服，会为人增娇益美，会使一个女士或男士显得光彩照人。再如，服装还可以表现人的情感倾向、价值观，特别是服装还鲜明地表现出人的性别意识，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男女着装都表现出很大差别。等等。
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从新石器时代的“贯头衣”，秦汉的“深衣”，魏晋的九品官服，隋唐民间的“半臂”，宋代民间的“孝装”，辽、西夏、金的“胡服”，明代民间的“马甲”和钦定的“素粉平定巾”、“六合一统帽”，清代长袍外褂当胸加补子的官服，民国的中山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列宁装，当前的五花八门的时装，等等，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
首饰
珠翠宝玉，妇人饰发之具也，然增娇益媚者以此，损娇掩媚者亦以此。所谓增娇益媚者，或是面容欠白，或是发色带黄，有此等奇珍异宝覆于其上，则光芒四射，能令肌发改观，与玉蕴于山而山灵，珠藏于泽而泽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发黑之佳人满头翡翠，环鬓金珠，但见金而不见人，犹之花藏叶底，月在云中，是尽可出头露面之人，而故作藏头盖面之事。巨眼者见之，犹能略迹求真，谓其美丽当不止此，使去粉饰而全露天真，还不知如何妩媚；使遇皮相之流，止谈妆饰之离奇，不及姿容窈窕，是以人饰珠翠宝玉，非以珠翠宝玉饰人也。故女人一生，戴珠顶翠之事，止可一月，万勿多时。所谓一月者，自作新妇于归之日始，至满月卸妆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无可奈何。父母置办一场，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艳妆盛饰，不足以慰其心。过此以往，则当去桎梏而谢羁囚，终身不修苦行矣。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则不可不求精善。富贵之家，无论多设金玉犀贝之属，各存其制，屡变其形，或数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尝不可。贫贱之家，力不能办金玉者，宁用骨角，勿用铜锡。骨角耐观，制之佳者，与犀贝无异，铜锡非止不雅，且能损发。簪珥之外，所当饰鬓者，莫妙于时花数朵，较之珠翠宝玉，非止雅俗判然，且亦生死迥别。《清平调》之首句云：“名花倾国两相欢。”欢者，喜也，相欢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谓也。国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称同调，正当晨夕与共者也。汉武云：“若得阿娇，贮之金屋。”吾谓金屋可以不设，药栏花榭则断断应有，不可或无。富贵之家如得丽人，则当遍访名花，植于阃内，使之旦夕相亲，珠围翠绕之荣不足道也。晨起簪花，听其自择。喜红则红，爱紫则紫，随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谓两相欢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妇，屋旁稍有隙地，亦当种树栽花，以备点缀云鬟之用。他事可俭，此事独不可俭。妇人青春有几，男子遇色为难。尽有公侯将相、富室大家，或苦缘分之悭，或病中宫之妒，欲亲美色而毕世不能。我何人斯，而擅有此乐，不得一二事娱悦其心，不得一二物妆点其貌，是为暴殄天物，犹倾精米洁饭于粪壤之中也。即使赤贫之家，卓锥无地，欲艺时花而不能者，亦当乞诸名园，购之担上。即使日费几文钱，不过少饮一杯酒，既悦妇人之习，复娱男子之目，便宜不亦多乎？更有俭于此者，近日吴门所制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真。而时人所好，偏在彼而不在此，岂物不论美恶，止论贵贱乎？噫，相士用人者，亦复如此，奚止于物。
吴门所制之花，花象生而叶不象生，户户皆然，殊不可解。若去其假叶而以真者缀之，则因叶真而花益真矣。亦是一法。
时花之色，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木红。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止宜压在髻下，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则类村妆，以村妇非红不爱也。
花中之茉莉，舍插鬓之外，一无所用。可见天之生此，原为助妆而设，妆可少乎？珠兰亦然。珠兰之妙，十倍茉莉，但不能处处皆有，是一恨事。
予前论髻，欲人革去“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怪形，而以假髲作云龙等式。客有过之者，谓：吾侪立法，当使天下去赝存真，奈何教人为伪？予曰：生今之世，行古之道，立言则善，谁其从之？不若因势利导，使之渐近自然。妇人之首，不能无饰，自昔为然矣，与其饰以珠翠宝玉，不若饰之以髲。髲虽云假，原是妇人头上之物，以此为饰，可谓还其固有，又无穷奢极靡之滥费，与崇尚时花，鄙黜珠玉，同一理也。予岂不能为高世之论哉？虑其无裨人情耳。
簪之为色，宜浅不宜深，欲形其发之黑也。玉为上，犀之近黄者、蜜蜡之近白者次之，金银又次之，玛瑙琥珀皆所不取。簪头取象于物，如龙头、凤头、如意头、兰花头之类是也。但宜结实自然，不宜玲珑雕斫；宜于发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跃之形。盖簪头所以压发，服贴为佳，悬空则谬矣。
饰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妆艳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过丁香之一倍二倍。既当约小其形，复宜精雅其制，切忌为古时络索之样，时非元夕，何须耳上悬灯？若再饰以珠翠，则为福建之珠灯，丹阳之料丝灯矣。其为灯也犹可厌，况为耳上之环乎？
（评）
首饰，顾名思义，就是戴在人头上的装饰物。一般地说，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首饰首先主要是戴在女人头上的装饰物（李渔说“珠翠宝玉，妇人饰发之具也”）。这种“女士优先”或“女士特权”，除了女士“天生”特别爱美这种有待论证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这是男人把女人当作自己的审美享受对象的一种表现。女人戴首饰，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女人自我欣赏，但由于整个社会男权观念的主导地位，所以戴在女人头上的首饰，反而更多的是为了男人，是女人戴给男人看的。因此，这不是女士的光荣，而是女士的悲哀；不是对女士的尊重，而是对女士的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