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者，“记录语言之符号也”。任何人都可以率尔操觚，笔走龙蛇。于是，有的人就以文字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饭碗，如为稻粱谋的芸芸众儒生；有的人就以文字作为功名利禄的阶梯，如在官场、商场、名利场劳心劳力的大小官员、大小商人、大小名利之徒；有的人就以文字作为吟咏人生的媒体，如南唐后主李煜、风流才子柳咏；有的人就以文字作为抒发壮怀的寄托，如屈原、苏东坡、龚自珍；还有的人将文字作为治国兴邦的刑典，如历代帝王将相；还有的人将文字作为教化人民的工具，如孔、孟、老、庄；还有的人将文字作为记录历史的良心，如司马迁、左丘明；还有的人将文字作为生命的终结，或准确地说，是将最后的生命化为千古的文字，如岳飞、文天祥、夏明翰，以及许许多多慷慨赴死的英雄人物……
今天，社会的大环境已全然改变了，不再有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的刽子手，那么，还能有以文字为生命的人吗？
是的，有。十几年的编辑生涯，我碰到过一些这样的高人，每每令我肃然起敬。他们的表现形式虽与昔日有所不同，但是用“呕心沥血”一词来描绘，绝对一点儿也不夸张。
张中行公可以算得是这样的一位贤人。去年11月间，北京大冷而暖气迟迟不来，行公由感冒引起肺炎，连夜住进医院。对于87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这是极为危险的，行公想的是什么呢？“我的那两本新书的校样，这回是实在没能力自已念一遍了，这在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太对不起读者了……”当时我听了这话，只觉得周身的血液都燃烧起来，从而也更加理解了去年夏天行公引发的一场“笔墨官司”。
事情的源起，在于洁泯先生发表于我们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到近年来行公给编辑们写稿，有一条个人要求--“许退而不许改”，洁泯先生是用激赏的态度称赞这一率真之举的，岂知行公看到后很不安，怕人误会自己太狂妄，就赶紧跟着写了一篇《动笔前想想如何》，说明自已为什么会“许退而不许改”，实在是出于被迫无奈，接着列举丁IO条自己的文章被编辑乱改而出错的情况。文章刊出后引起反响，同意的不同意的都有，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地讨论了一场，从而也把重视文字的问题提诸社会，特别引起我们编辑行业的高度警觉。
类似这样以生命呵护文字的，还有我国着名绘画大师吴冠中先生。有一则逸事也是让人动心动容：那还是60年代初，有一次吴先生从广州作画后返京，当时他的经济状况拮据，只能买一张火车硬座票。上车一看就急了，火车上人特别多，他的那些油面没有妥帖的地方搁。吴先生就让画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而他手扶着这些画，三天两夜一直站到北京．下车的时候腿都肿了……吴先生曾说，“每一幅画都是自已的孩子”，极为传神地表明了他对文字（绘画是文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恭敬谨慎的态度。这何止是对文字的态度，也包含着深层的对艺术、对人生的执着和做人的高境界。
确实，从一个人对文字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境界。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区分高尚的、不怎么高尚的和卑下情操的一块试金石。
而一个作家对文字的态度，又是可以从来稿中看得一清二楚的，编辑们往往就从中判断他的文品、人品和德品。这一点，凡是做编辑久了，心里都有一本明明白白的帐。
我接触过的作家、作者们的文稿，也有成千上万了，其中有这样几位，他们的文稿我是不动一字的，连标点符号也不动一个。如张中行先生、季羡林先生、孙犁先生、王蒙先生，还有年轻一辈里面的张承志。非盲从不动，是不能动也。无论是长文短章，无论是从容写作还是急就章，也无论是散文、小说或其他文字，你就先看稿纸吧，每个字都工工整整，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地呆在它们应该在的小方格子里，不越雷池一步。连他们自己写错了而后涂抹的字和句也很少，所以就像是手写印刷体一样，透着那么有文化、有教养、有底蕴，常常令我情不自禁地击节赞叹。我想；什么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呢？这就是。什么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神呢？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得以代代相传下来，福荫着我们这些后世子孙，说得浅白一些，就是由他们这样的知识精英们，一代又一代，一辈又一辈，字字相传下来的--每个字都是活的，有生命的，里面都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灵魂。
但是也有的作家不是这样。稿子一打开，喝，就看见满纸好似乱蹦的青蛙、乱跳的蚂蚱，伸胳膊、踹腿、瞎扑棱翅膀，编辑的眼睛立刻就被晃花了。定睛细看每一行文字，你也不知道他十2个格写3个字还是3个格写5个字，有的字都写到一块儿去了，很难断定究竟是单生还是双胎。至于每个字的辨认，须得像研究甲骨文或天书一样，猜对一个就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坦率地说，遇上这种稿子，真是每每吓得我心惊胆战，有时禁不住想到：从这样的稿子到印成整齐漂亮的书刊报纸，真比从类人猿演化到现代人还要艰难！
近年来电脑开始普及，编辑们总算该熬出头来了吧？其实还不然。你看着东西经、南北纬，被机器打得规规矩矩的稿子，情绪直涨吧，细一读，立刻就能变成泄气的皮球。错字、别字、丢字、空字，惨不忍睹，等编辑改完了，这稿纸也就成了航海草图了。而最比你心里不舒服的是，这种稿子的作者，一看绝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打完稿子连再检查一遍都不曾，就带着明显的硬伤来了。用《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老编辑刘茵女士的话说：“怎么能对自己的稿子都这么不负责任呢？”由此可见，没有对文字的敬畏态度，不“呕心沥血”，再有什么先进的机器，也不是救命星。
着名评论家唐达成先生去年有一文《敬惜字纸》，对某些人专写乱七八糟的文章，亵渎了字和纸，表示愤慨和谴责。我觉得该文真是太及时了，代表了正义对不义的一种严正的讨伐。而且唐先生的内容更括而大之，不仅包括书写的规范等等，还向社会提出了清除不清净文字的问题。这问题当然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何清除可称作“文字垃圾”的低劣、庸俗、有毒化作用的文字，真的已是我们必须马上着手做的大事。有时候一看到这些“文字垃圾”，我也忍不住血冲脑门子，想要拍案而起：同是文化人，同是运用汉字书写，比比张中行、季羡林、孙犁、王蒙、张承志……你们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儒生”，内心里惭愧不惭愧？
咳，当然我也知道，对牛弹琴有什么用？对坏人言高尚，更是“多情反被无情恼”的事。可那也得说--大家想想，我们的汉字已有6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从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契”即“刻”，谓将文字刻在木板）．中间经过仓颉造字，后来又有毕开发明活字印刷术，现代的铅字印刷，以及今天的电脑输写等等，其路途是何等漫长，经过了多少茫茫黑夜的探索，呼呼山风的撕扯，熊熊大火的烧炼，滔滔波浪的冲刷，以及滚滚谗言的讽刺、诽谤、污蔑、排斥、打击，又经过多少崎峨、坎坷、挫折、失败、无望，徘徊、走投无路……才一步一个沉重的脚印，终于走到了今天，你说，我们能容忍坏人随意地糟蹋她吗？
她是我们的母亲啊！
民族的母亲，应该是比我们的生命更可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