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个累人的活物
千夫长
这本小说我写得很累。
2003年1月《红马》出版时就已预告，计划当年8月出版，但是我却写到现在，今年的8月才出版。
想写这本书时我挺狂妄，我想用春秋笔法为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广州写一部发展简史。每天坐在电脑前，我虔诚地净手焚香，但是，那个汉代写《史记》的司马迁苍老的灵魂就是不附我体，我揣度那个苦灵魂已经转世投胎。任凭写作背景海阔天空，在我电脑屏幕上晃动表演的就是在广州和我多年一起打拼的那群朋友，这让我的写作变成了一种宿命，我要为那群中年人树碑立传。
我和胡野秋在《人马情未了》的对话中说过，《中年英雄》和蒙古草原之间连一片草叶的联系都没有，是纯粹的都市生活。可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但有联系，而且，小说的结尾竟然又走回草原，不用读者问，我都要问自己，老兄这是怎么回事？
小说是有生命的，我一边写作，小说就一边长大，儿大不由爷，我也没有办法。我所说的小说是有生命的，不是老生常谈的一本书是什么千古事，像《论语》《易经》那些古书什么的多少年、多少代都可以流传，我现在不奢望这个。我所说的意思就是小说本身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物。而且这个活物是有精神气质的，就像我在广州生活了近二十年，陌生人一眼就会看穿我身上所洋溢的蒙古草原的气质。大概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写的缘故吧，从NDA上我对这个生命有垂直遗传，尽管写的是广州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但是这本小说绝对无法逃避蒙古草原的精神气质，小说是有种的。
写作是一种逃避和掩饰的艺术，写作是对现实和梦境残缺部分的圆饰。这两句话虽然拗口，却很经典。我找不到出处了，但是肯定不是我自己说的，我从来没讲过这么概括的话。关于能产生这样话语的读本，我只有两个免费读物的来源，一个是评论家谢有顺的着作，一个是编辑家林建法主编的杂志《当代作家评论》。谢有顺的书填补上了我在广州由于经商所丢下的这十几年的文学史，让我看清了在文学这行当里哪个仁兄还混得不错；林建法的杂志很纯粹让我感觉到文学虽然是一个吃苦受累的活儿，但是会有好的报应。
小说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写作作出来的。
有的写作者极度厌恶看到或者在某些场合听到关于小说做法的那些文字或话语，就像厌恶有人跟他讲怎样做人。我倒显得厚道一些，不那么极端，作小说和做人虽说都无定法，但是你在人群里写人，总会有旁观者对你好言相劝，你可以我行我素，但是总该谦虚地听一听。话说回来，那两句话也讲得确实精彩到位，我的写作和我的现实之间，没有我书里那么精彩，也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参照我的人生，我确实在这本书里逃避和掩饰了一些东西，也圆饰了一些残缺的东西。
写这部小说比我经商的实战过程还累。
我是个亲历亲为的人，作为小说作者我觉得自己不能在小说现场缺席。我总是喜欢情不自禁地走进小说现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指手划脚进行讨论，我喜欢讨论，对故事里的人物说三道四，或者和读者讨论。我不是在凭空想像捏造故事，有些活得一帆风顺的文学孩子，推崇博尔赫斯的书斋里狂想，而我在述说我的人生体验，你会读到我真实的性情、成败、恩怨、得失、鲜血和泪花。
我就这样写作能不累吗？
另外一个累的原因就是我生活在城市里。其实进城十几年，我已经很喜欢城市了。广东电视台的朋友谢英拉我去从化的哈瓦那买别墅，在楼盘现场，看到那个立体村庄，色彩斑斓，他们激动得红光满面，我却兴致寡淡。那兄问我何故？我说，我用了近二十年的岁月从蒙古乡下草原个人艰难奋斗，好不容易融进了广州这大城市的生活，现在你又让我花钱到农村去住，几多荒唐，我不接受。
实际我生活在城里很累，小说不幸写了这个很累的城市；城市原本是一个活物，小说也就成了一个累人的活物。
我被这厮活活累了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