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博弈观念
博弈的转移是一个新的思维方法，新的博弈观念，值得我们各行各业的智者注意和重视。
当一个人进人了某个博弈局中，经过艰苦努力搏击后发现，在这个博弈局中他是无法取胜的，因为对手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甚至干脆说对于他是一个死局，那么，他应当怎么办呢？
有三种办法可以供让他选择，其一是继续作无谓的苦斗，跌倒了，爬起来再斗，在一棵树上吊死，在一个南墙上撞死；其二是赶快投降称败，就此收手不斗了；其三是再择机进入到另一个博弈局中，在这个博弈局中，形势有利于他而不利于对家，这样，他就可能羸得胜算。这就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自然，最好的办法是这新局是与原先局是有联系的，破了赢了新局，也就解了老局的危，这就像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围魏救赵之计。齐国想要援救赵国，最直接的办法是到赵国那地方去，与赵国合兵一处，共同对抗魏国，但是，在那一个局中，齐国要面对魏国的倾国大军，胜负难料，而孙膑想到的是，由于魏国国内兵力全部出动，国都只剩下老弱残兵在守城，要是抵近到魏国都城去，以齐国的大军，对付那些老弱残兵，是稳操胜券的一招，如果魏国国都告急，那魏国围赵的统帅、兵马哪能不回救呢？这样，赵国的危局也得以消解。这就是胜了第二局，也等于赢了第一局，是一种最佳结果。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心眼灵活一些，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局不能胜，赶快跳出去，转移到第二局。
这样说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却困难得多，如果一支军队被对手四面包围，能马上跳得出来吗？遇到了婚姻中的危机，即使能够离成婚，还有孩子和家产等遗留的问题，会影响人的一辈子，能撇得干净吗？在第一局中丢失了数千万财富的商人，他不再继续博弈，能把损失再拿回来吗？
对于旁观者而言，可以看得很清楚，即这个人再在这样的博局中混下去，决然没有好结果，还是快快跳离为好，但是对于当局者而言，却因为在那一个局中涉及了他太多的恩怨情仇、债务纠纷、面子的得失，所以他老是想在原局中翻本，而不愿离开。这就是感情人的弱点。也说明了真正的完全的理性是不存在的，它总是与情感的好恶、个人的得失纠葛缠结在一起。
转移博弈局，可以分为主动移局与被动移局或者叫做自觉移局和不自觉移局两类，前一类是在自觉意识指导下的移局，后一类则是在不知不觉中，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移局。主动移局的例子：德国外长第四次离婚。
尽管德国外交部长以私人事务为由拒绝证实，外长菲舍尔两周前的悄悄离婚的消息这两天还是传遍了全国。如今，菲舍尔的第五位心上人已经带着孩子住进了他在柏林的公寓。德国老百姓对菲舍尔的再度离异并未感到惊奇，因为精于和媒体周旋的菲舍尔早已给媒体和公众打好了预防针：3周前的一个下午，菲舍尔十分平易近人地和从未在媒体露面的新女友走出柏林市中心的公寓，到跳蚤市场转了一圏，买下几本旧书。自从德国最大的花边画报《图片报》刊登了菲舍尔和女友柏林购物的一系列的照片之后，人们就开始猜测：这位外长可能又要离婚了。
菲舍尔今年55岁，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而她的未婚妻还没有到德国的法定结婚年龄，因此两人不得不在苏格兰举办婚礼。这次婚姻持续了17年，在1984年画上句号。菲舍尔的第二次婚姻外界知之甚少，只知道第二任妻子为他生了一对子女。1987年菲舍尔和女记者克劳迪亚波姆结婚，1996年两人离婚。1999年，菲舍尔娶了比自己年轻21岁的尼科尔，莱斯克。几个月前，菲舍尔和尼科尔分居，不仅菲舍尔有了新女友，尼科尔也在公众场合和一名男子出双入对。
菲舍尔在欧洲外交圏内被认为是欧盟新设立的外长职务的最佳人选。菲舍尔所在的绿党甚至公开讨论：菲舍尔就任欧盟外长之后，谁来担任德国外长一职？但是最近菲舍尔突然决定将不参选欧盟外长一职，并称自己要和施罗德联手参加下一届德国大选。
和菲舍尔私交甚好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也是离过4次婚。德国人把施罗德称做奥迪总理，不是因为他开奥迪车，而是因为奥迪车的标志是4个圏，看上去很像4枚结婚戒指。
德国人把结婚离婚看得很随便，民众对于大人物的这种行为也司空见惯，不以为奇。这种文化传统是与中国相异的，中国人过去总是持有结婚是人生大事，两人总是想要白头到老的观念，当然在今天的年轻人已有了较大的改变。
这种文化的对比我们不必去谈，也不研究菲舍尔是否有必要结婚离婚如此频繁。这里我们要谈的就像德国人叫施罗德是奥迪总理那样，我们讲述的是奥迪理论。一个环是一个博弈局，当在第一个博弈局中自认为无法获得胜利的时候，不妨自动地转移到第二个环里去，面对新的情况，进入新的博弈。自然，如果仍觉得不行，还可以跳到第三个第四个博弈局中去。实际上，菲舍尔的情况就可作如是看。当他第一次结婚之后，他与他的妻子，以及生下来的孩子，双方的父母、亲属，就构成了一个博弈局，构成了第一个圆圈，一个围城。渐渐地，双方不协调了，出现了矛盾，出现了裂痕，要是像中国人那样继续维持下去，很可能发生家庭暴力或家庭谋杀，对双方和孩子都是一种不幸，于是提出离婚，各自再寻找新的配偶，建立新的家庭，在新的家庭里，旧的矛盾和不利因素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大部分不存在了，夫妻双方的对抗可能变成了相互关怀、爱护。
是的，当一个人跳进了新的博弈局中之后，他身边的整个人际关系、矛盾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原来极为不利于我的局面很可能得到部分或彻底的改变。原来这个人处于一种必输的局面，这下子有可能获得胜利，这正是要求改变环境的人所企盼的。
像菲舍尔那样主动离婚以解决家庭纠纷的办法，我们叫它为主动移局。
被动移局的例子：杀人大学生一审被判死刑
案件回放
2003年1月23曰，周一超报名参加嘉兴市秀洲区政府招收9名乡镇公务员的考试。笔试排名第3，面试后总成绩排名第3。
4月1日下午，周一超参加体检。4月3日未收到录取通知的周因对录用工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购买了菜刀和水果刀，并于下午3时许到秀洲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511办公室。他询问经办人干某后得知自己体检结果为小三阳，不合格，而另一位手指残疾考生则属合格类，遂用水果刀将干某刺成重伤，并在激愤中将干某同一办公室的张某刺死。
这起震惊全国的大学生凶杀公务员案，9月4曰在浙江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学生周一超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结束后，周一超当场将判决书揉皱抛弃，留下一句不满的话，拖着脚镣踉跄而去。为周一超辩护的两位律师宓雪军和夏建军表示，他们将向浙江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判处周一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3年9月5日《北京晚报》马莉英都是情绪闯的祸，将军一怒为红颜是情绪爆发的结果，周一超一怒而杀人，也是情绪激越的结果。许多有理智的人正是因为情绪的激化而做出了非理智的举动，令人扼腕。
我们说，本来周一超是在一个较为和平的博弈局中博弈的，那就是报考公务员，即使身体不合格，这次没有考取，他还有其他的机会，还可以在另外的工作场合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他认为招考和录取不公，便产生了用一种激烈的手段来报复的办法，致使他自动地跳到了另外一个博弈局中去了，在新的博弈局中，他要面对的是公检法，他成了被告，受害者一方成了原告而原告方又是一级政府，显然，这对他是一个死局，即使再轻判，他也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等他熬到出狱的那一天，恐怕也垂垂老矣，这真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自己的青春和前途是再也挽救不回来了。
别说是他自己损失惨重，他也给社会中的其他人留下了无限的创痛与后患！
请看他的母亲：
最令人心酸的是周一超的母亲叶玉树。法院有两个出口，为了守到儿子，她仓惶地在门与门之间奔跑，当她冲向前门时，载着儿子的车突然从边门呼啸着走了，叶玉树只能无措地搜寻着远去的警笛。周围陪她过来的亲戚在哭、同事在哭，她却没有哭出一声。她蜡黄的脸、孱弱的身形和一双失神的眼……周一超12岁丧父，叶玉树为了儿子没有再婚，一生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现在惟一的支柱是儿子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再看受害人一方：
在周一超案中被刺死的张某，只因与干某在同一个办公室，便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她的身后留下了一个9岁的女儿和亲人们无尽的痛苦。周一超12岁丧父，他应该从未想到过，他自己以后竟会成为毁坏另一个家庭幸福的凶手。
即使是周一超身上带着刀子，走向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的办公室时，他都不会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他只是被不公冲昏了头脑。但是，他关键时刻那只有几分钟的行为，让他跳入了另一个博弈局―死局之中，即使他头脑清醒后懊悔不已，也无法再从那个死局中跳出来了。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人的人生很可能要走进许多的局中去，这些局是一个套一个，即使不套，也是一个连一个的，有些局就像那钱钟书所说的围城，开始想要进去，进去的人则想要再出来，而另一些局是别人设的套子，一旦稀里糊涂走了进去，就非输个底朝天不可，而再有一些局则是自己的性格缺陷、自己的自作自受造成的，进去之后就不可能再轻而易举地走出来了，就像周一超那样，因此，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觉意识，别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死局之中去。
转局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走向
为什么要转局？就是因为转局之后，就转换了时空，转换了生存的环境和周围的人际关系，这样，原来处于死局、僵局、败局的人，就获得了重新博弈并取得胜利的希望；反之也同样，原来是胜利之局的博弈，就是因为这一转而进人了衰局、败局和死局。因此，对于博弈局的可能改变，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不然，一着不慎，全局皆输，局转得好不好，关乎着这个人的命运走向。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谢富治，他原来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后任国家的公安部长，但是由于他的私心太重，见风使舵，转到江青那边去了，使他的节操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还坑害了大量的公安干部，遭到了人们的唾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各省市地县的主要领导及一些厂矿和部队负责人。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3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谢富治在发言中，也摆出了各地在经济困境中发生的各种严重的治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也有我一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是，林彪于1月29日却在会上发言时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话与会议气氛不协调，但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七千人大会后，我随谢富治出差到山东考察农村治安问题。在软卧车厢，我们闲聊，谢富治忽然将话题扯到七千人大会上。他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3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3年的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在他的话里，带出懊悔的情绪：没有看清风头。转错了方向，怎么就转到刘少奇一边去了。他还提到在农机部任局长的老婆刘湘屏，责怪她常在党组会上乱发言，随便提批评意见，说她真不知道利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