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鸦片犹如一股黑色毒流在中国的土地上泛滥、蔓延。就地区来说，烟毒已从东南沿海扩大到内地18省，深入到山西、陕西、盛京等腹地。就组织来说，贩毒机构已经形成。在这个机构中有开馆者、兴贩者和制造烟具者。开馆者不仅限于通都大邑，而且深入到各城乡市镇。兴贩者不仅有勾结外商、偷漏银元出洋的囤贩户，亦有包揽一乡一镇，乃至一省和数省的鸦片贩卖者。制造烟具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制造的烟枪，以竹木、玻璃、陶器、象牙和金、银、铜、锡等金属为原料。不少烟枪经过点缀雕饰，精致华丽。就吸食来说，其范围之广、人数之众，都是惊人的。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几乎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有吸食者。据1838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高达四百万，约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鸦片之害，首先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吸食者一旦上瘾，饭可以不吃，鸦片却非吸不可。吸食既久，则面瘦齿黑，萎靡不振，废时失业，害己害人。不同体质的人在吸食之后，几乎都走上了同样一条由强壮到衰弱、由衰弱到疾病、由疾病到死亡的自我毁灭之路。特别是吸食鸦片的士兵，渐趋失去战斗力的严重局面。当时，有人在一首诗中写道：
“请君莫畏大炮子，
百炮才闻几人死？
请君莫畏火箭烧，
彻底才烧二三里。
我所知者鸦片烟，
杀人不计亿万千。”
非法的鸦片贸易，是靠摧残他国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
其次，大大加深了清王朝的腐败。清王朝的官府衙门中，大部分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鸦片有关。他们或吸食、或贩卖、或受贿包庇。在清皇宫的所在地北京，有些烟馆正是官府人员开设的。距北京咫尺之近的天津，也是烟馆林立道旁。烟具陈列街前。
京津的烟馆里，烟雾弥漫。吸食者横卧在床上，手握烟枪，面对鬼火似的烟灯，吱吱地狂吸。这些吸毒者多是夜间过瘾，白天昏睡，成为日夜颠倒的大烟鬼。对于此情此景，爱国诗人龚自珍痛心疾首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鬼灯队队散秋萤，
落魄参军泪眼荧。
何不专城花县去？
春眠寒食未曾醒。”
诗人指出，这些吃喝玩乐的腐朽官吏，已成为“鬼灯队队”的灯客，烟瘾发作时，涕泪横流，一副丑陋模样。诗人讽刺道：这些大烟鬼，何不到盛产鸦片的“花县”去做官呢？
在鸦片走私的集中地广东等处，问题更加严重。鸦片贩子以贿赂的手段收买清朝政府的官员，使他们从鸦片走私中得到了好处。以广东为例，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曾大模大样地声称设巡船缉私，但巡船却每月收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李鸿宾手下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则专以护私渔利。他与洋船商定，每箱鸦片收5元至10元，并从每一万箱鸦片中抽取数百箱交水师“报功”。更有甚者，水师船只竟然代运鸦片入口。结果，韩肇庆不仅未被查处，反而以缴烟有功，晋升为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的水师官兵，也是一片腐败现象，其收入十分之几来自规银。如此腐朽败坏的吏治，怎能阻止鸦片的源源而来？在鸦片毒水的腐蚀下，清政府的贪风更盛，吏治更坏。
第三，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由于鸦片输入激增，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量超过1亿元，每年平均约5百万元，相当于中国当时白银流通总额的1／5。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制钱是一种圆形方孔的铜钱，每1枚称1文。18世纪末期，1两白银可兑换制钱七、八百文，而到了1838年，1两白银却可以兑换制钱约1600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将仅有的少量农副产品出售，只能换回制钱，而缴粮纳税又必须折合成银两。银价上涨后，使农民原来卖1石粮食可以缴纳的捐税，非得出卖2石粮食不可。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了。
由于鸦片泛滥，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大量地被鸦片吸收，造成了工商业的普遍衰落和萧条。当时，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广州和江南。广州的行商因银两渐少，生意困难，赔累不堪，就大量拖欠外商债务，以至破产。如兴泰行和万源行就是因为无力还债而倒闭的。江南地区也同样是一派凋敝景象。1838年，一位清廷大员在长江中下游著名商业区调查以后这样写道：“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一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鸦片贸易吸去了人们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力，夺去了普通商人的生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衰败。
白银外流，也致使清政府财源枯竭，各省拖欠的赋税日多，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对鸦片输入造成的银荒、兵弱局面，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鸦片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