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的打击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惨重。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指挥失误，只有25000多人的英法联军竟然由上海顺利地取道北上，轻易地攻占天津、侵入北京，不仅洗劫并焚毁了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而且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领海主权相继丧失，侵略者还把1600多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面对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再犹豫，他们勇敢地拿起武器，给予入侵中国领土和领海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在广东沿海，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军民的强烈反抗。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时，南海大沥96乡的万余民众立即行动起来，自备武器粮食，准备抗击英军。他们对霸占省河的侵略军船只，不断用放火筏、投炸药瓶、设水雷等方式进行袭击，迫使敌人层层设防。11月6日，中国沙船23艘冒着敌人的炮火进行了勇猛的反击。就连英军统帅西马縻各厘也不得不佩服地说：“这些中国沙船，立即发起最勇猛的反攻，并斗志昂扬地坚持了至少35分钟。”27日，英国邮船“提斯特尔”号拖着载有从广州抢劫来的珍宝的划艇停泊虎门。深夜，忽有中国小艇百余只，“蚁集于前，开炮攻击”，掳获了英人满载脏物的划艇。12月24日，几万广州民众汇聚到十三洋行街上，愤怒地烧毁了外国商馆，迫使侵略者“尽栖船上”。30日，邮船“提斯特尔”号从广州开往香港，沿岸乡勇奋起狙击，打死英军11人，将邮船焚毁沉江。正是在中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迫使一度侵占广州的英国侵略军撤出了广州城。一年以后，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广州。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广州沦陷后，城北三元里、石井、大朗等96乡的民众在佛山镇自发组成团练局，召集义兵数万人，准备反攻并收复广州。1858年3月，清政府派户部侍朗罗惇衍、前太常卿寺龙元禧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主持团练事宜。他们以96乡团练为基础，在花县设立了团练总局。4月，团练局发动香港工人罢工，号召在香港、澳门等地为洋人雇用的华工“概行辞退回家”，20000多名广东人踊跃响应，致使香港商务陷于瘫痪。6月，东莞县团勇在英军盘踞的将军署前贴出挑战书，诱敌到榕树头见仗。巴夏礼率英军前来，遭到团勇伏击，英军大败，巴夏礼坠马，险些被团勇伏获，《天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后，广东人民“其愤益深”，反抗更烈。据巴夏礼供认，整个6月和7月间，“对联军的轻微而厌人的攻击一直不断，终于在7月21日发展到一个武装夜袭的最高峰”。
在天津，战斗在海防前线的中国军民不断给侵略者以新的打击。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遭到中国守军的有力回击。法国人德巴赞古写道：“炮台的设施都遭受了重大的破坏然而中国人却还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继续奔向那些还没有被打坏的大炮。他们的炮手一个接一个地被我们灵活的射手所击中，然而却立即就有人替补。”经过激战，炮台弃守，30日，英法联军占据天津。天津沦陷后，侵略者在天津强占民房、抢夺财物、杀戮人民，无恶不作。6月12日，两名英国上尉带领几个士兵，“手执夷犬，登西北城上，指点民家”，激怒当地居民，“擒其夷卒，打跑夷犬”。19日，十几个法国士兵夜间结伙窜到锅店街，“抢去首饰衣服等物，并刀砍万成号瓷器铺门。”附近民众惊醒冲出，纷纷登上屋顶，用砖头打跑敌人，并缴获三杆洋枪。一年以后，1859年6月25日，英法军第二次进攻大沽炮台，中国守军用更加猛烈而又准确的炮火狠狠地教训了外国侵略者。香港出版的《中国邮报》报道说：“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和我们交手的不是一般的中国炮兵。他们的炮火无论就其炮弹的重量来讲，或就其射击的准确来讲都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以至参加过中国战役的人，很少有人，我甚至可以断定没有一个人在以前曾经领教过。”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天津海口人民不顾危险，“欢欣鼓舞，馈送饼面食物”，给正在炮台上作战的守军以有力的支持和鼓舞。经过昼夜的激战，英法联军损失惨重，大败而逃。又过了一年多，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绕道北塘，从后面向大沽炮台发动第三次进攻。炮台守军英勇还击，密集的炮火映红了清晨的天空。法国人布隆代尔写道：“敌人也不顾死活，全力进行自卫，用旧式长枪、长矛和弓箭拼命搏斗，把圆弹扔到进攻者的身近；有时把他们推到水壕里去，有时又通过炮眼把他们拖过来。”“在炮台内找到了包括司令官在内的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我们有两百多个人失去战斗力，英国人在这方面的数字和我们相近。”尽管这次战斗最后以中国守军战败而告终；但是英雄们的报国壮举永垂不朽。
在北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遭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通州。18日，中国军队20000人在张家湾阻击敌军，与英法联军的先头部队4000人展开激战。21日，退守通州城西八里桥的中国军队30000人再次与得到增援的英法联军5000多人展开肉搏。这两次大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打得最为激烈的战斗。因为这是中国军队保卫首都的最后战斗，参战官兵以高昂斗志给侵略军迎头痛击。法国人德凯鲁勒写道：在八里桥“有一大群身着黄衣的中国人聚集在桥上和桥的四周。为首的乃是一位骑在马上的长官，他勇敢地挺身而出，站在他的兵士的前面；他挥舞着黄旗，以示挑战。这时，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四散飞去，再加上炮弹的碎片，把桥板上安放着的石头老虎也给炸坏了，倒下去的人立刻由新的禁卫军所替补；而他们的长官则一手舞旗，一手执剑，始终站在前面。”这位英勇不屈的御林军将领，在所有士兵都牺牲后，仍然固守着他的阵地，忽然一颗罪恶的子弹打来，将他击倒在地，他手中的大旗也随之倒地。看到这里，法国侵华军司令孟托班不禁惊叹说：“啊！多么勇敢的人啊！我真希望别把他打死”。10月6日，法国侵略军闯进圆明园。在大宫门，守园清军与入侵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因为寡不敌众，圆明园技勇八品首领任亮率众退守出入贤良门，在那里，他们固守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决不再后退半步。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时，人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到处打击敌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1860年10月，英国侵略军100多人进犯北京西郊的谢庄，谢庄民众在猎户冯三保的领导下，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英国侵略军不甘心失败，又派五六百人拖着大炮前来报复。冯三保的19岁女儿冯婉贞率领全村青少年猎手，针对敌人的枪炮能够攻远而不利于近战的特点，决定进行近距离伏击。他们手持刀箭和盾牌，埋伏在离村四里的森林里，当敌人走进时，突然杀出，敌人还没来得及装填好火药就被杀得大败。青少年猎手越战越勇，全村民众热情支援，血战到傍晚，英军丢下大炮仓惶逃走，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谢庄。谢庄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斗争的胜利。
在东北和西北边疆，侵略者的扩张活动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坚决抵制。1857年10月，俄军200人入侵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处，并溯松花江上犯。中国军队迎头拦阻，赫哲居民闻讯赶来支援，迫使俄军沿原路撤回。1859年冬，沙俄侵略者窜到乌苏里江以东，强占中国领土。当地民众在刨夫（以采参为业的贫民）徐得林、张登瀛倡导下，在小绥芬河一带设立营座，开展斗争。到1860年春，发展到150余营，每营有数十人。他们向清政府主动请膺，愿为抗俄效力。与此同时，黑龙江和松花江中下游各处人民也相继组织起来，办法是在各屯各户居民中挑选年轻力壮的人参加民团，每十家选择一名户长，负责团练。当时仅黑龙江左岸地区参加民团的就有1377人，负责团练的户长有八九十人。黑龙江右岸地区的民团成员有1771人，负责团练的户长达154人。松花江沿岸的阿勒楚喀（阿城）、伯都纳（扶余）两城民众，也组设了民团。这些民团，四处设防，互通声息，遇有俄军，共同对敌，弥补了中国驻军的严重不足，对于遏制沙俄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西北，中国军民也同沙俄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853年，沙俄侵略军侵占中国特穆尔图淖尔南岸、伊犁河下游一带，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沙俄侵略军强迫当地哈萨克居民给他们预备乌拉（杂役），勇敢的哈萨克族人民回答说：“我们并未归顺你国，无中国吩咐，不能预备。”1855年2月，沙俄驻塔城领事馆领事塔塔诺夫带兵侵入雅尔噶图金矿，杀害矿工6名。7月，俄国侵略者再度侵入矿区，杀害矿工及家属200余名。塔城人民在矿工徐天尧、安玉贤发动下组织起来，要求严惩沙俄凶手，遭到拒绝。8月26日，愤怒的回汉各族民众五六百人包围了塔城的俄国贸易圈，一举烧毁贸易圈内领事、商人房屋70余间，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保卫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的战争，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宣扬的“落后民族”的“冥顽不化”和“排外心理”毫无关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中国人民不仅不反对与西方各国开展平等互惠的贸易和交流，而且还会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技术，就像今天我们正在做的那样。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试图通过野蛮的入侵和占领，甚至以火烧圆明园这样的暴行，要将中国强行纳入他们设计好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充当他们在东方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样做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概括起来说，这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所以暴发的基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