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6日，由一年级同学发起，周围云大、中法和一些中小学的学生也赶来参加的千人大游行开始了。同学们用自己的被单做旗帜，沿街自己掏钱买粉笔书写标语，倒孔示威大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市中心走去，学生们高呼“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等口号，口号声响彻了昆明市的各主要街道。这次斗争是自发的群众性运动，开始前的准备就不足；联大一年级倒孔代表会的负责人马千禾（马识途）虽然是鄂西特委转来的中共党员，但当时的组织关系尚未接上，所以这次斗争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没能持续多久就匆匆结束了。但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第一次对国民党的示威，也是抗战期间昆明学生的第一次大游行，它当即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蒋介石一再密令并致函云南省主席龙云，要他严厉制止这次运动；行政院和教育部也接连密电联大当局对学生进行压制；这时，康泽又带着一批特务第二次来昆明，拿着黑名单准备抓人。我党巧妙地利用云南地方当局同重庆中央政府间的矛盾，推动龙云对这次逮捕进行了抵制，康泽的阴谋未能得逞。接着，宋美龄也赶来昆明，召集联大和云大的学生“训话”。这充分反映出了国民党对这次倒孔运动的恐惧心理。
4.“五四”风潮。1942年初的这次倒孔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只是出于广大热血青年的一腔义愤，它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组织，而到了1944年，经过党领导下的各系会、级会及各壁报团体所做的两年多的一系列工作，联大的民主空气又重新活跃了起来。进步力量在许多系级中逐步占居优势。一些进步社团，如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会等，又公开成立并开展了活动，民主墙又开始呈现出一片朝气。而也就在这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也开始对日寇进行全部反攻。相反，国民党军队却在日寇的新攻势下节节败退，先后丢失了洛阳、郑州、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这个对比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因而这也激发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这样，联大的民主进步活动也就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响应，联大又具备了发展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民主运动的基础。
1944年5月4日，被联大的同学称为“联大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对西南联大的广大师生来说，对联大的民主运动来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早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就倡议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国民党政府也表示同意。但后来，国民党又畏惧青年的革命倾向，害怕传统“五四”精神的影响，于1944年把3月29日改定为青年节。联大的广大师生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这一决定，开展了定名为“五四纪念”的盛大活动。并于5月3日晚上，由历史学会发起并举办了“五四”座谈会。会议由中共地下党员李晓主持，邀请了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民主教授参加，可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连窗台上都站满了人，教授、学生踊跃发言，可谓盛况空前。张奚若、吴晗两教授着重分析了“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意义，号召青年要冲破新的牢笼和束缚；同学们也纷纷发言，强烈要求政府恢复“五四”为青年节。
“五四”这一天，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呈现出一片热烈的节日气氛，一夜之间，《联大半月刊》、《文艺生活》、《湖汐》、《民主》等30多种壁报陡然出现在民主墙上。这天晚上也由悠悠体育会举办了营火晚会；而原定由文艺社主持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晚会，由于三青团的特务分子采用切断电源、扔石子砖块破坏等无耻手段进行干扰，只好延期到8日晚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8日晚上，云大等校的许多同学也闻讯赶来，参加人数达3000之众，大家在一起聆听冯至的《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罗常培的《五四前后新旧文学的辩争》、朱自清的《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和闻一多的《新文艺与文学遗产》等10个专题演讲。闻一多先生在集会的最后发言中大声说道：“我们的会开得很成功，朋友们，你们看，月亮升起来了，黑暗过去了，光明在望了。”大胆地预示美好明天的到来。这接连几天的纪念周活动，极大地唤醒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民主意识和革命精神，也标示着联大的民主运动又开始了新的篇章。此后，每年都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
虽然反动派又妄图采用种种手段压制联大民主运动的发展，但这时民主斗争的革命火种已经在联大师生中广泛散播开来，加之国民党在后方的统治力量这时也有所削弱，所以，从此开始，联大的民主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表现在：壁报重新成为同学们讨论政治时事问题和开展民主斗争的有力武器，并成立了联大壁报协会，把反动壁报逐出报协；在1945年2月中，共产党员齐亮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进步力量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联大的民主运动迅速由校内扩展到社会上。1944年下半年，进步师生发起并参加了昆明市的3次大规模民主活动。第一次是由联大和云大、中法、英专4校联合举行的纪念“七七”事变7周年时事晚会；第二次是联大和昆明各界群众举行的双十节纪念会；第三次则是在12月25日这天，由各校师生及工人、公务员和下级军官参加的云南护国纪念日29周年大集会。这个时期，中共党的组织在联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联大成立两个党支部，以便更好地在学生民主运动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员人数在这段时期有了大的增加，党员和其他进步同学团结广大学生，推动着联大的民主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
1945年4月初，一篇对国是意见的宣言在西南联大以全体学生名义公开发表。这是一篇由学生自治会起草，经全校同学公开辩论通过的决议。宣言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指出：“历史在跃进，民主在昂扬，祖国在危急中，人民在水火里。”接着，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政策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最后提出了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立即没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和立即根绝党化教育等重要条款。宣言特别强调指出：“民主是一切的前提，而联合政府是目前实现真正民主的唯一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解救当前危局；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后胜利。”这是联大学生在抗战胜利前夕发表的一篇对国内政治问题的重要宣言，它反映出广大学生已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基本主张，集中喊出了大后方人民的迫切要求。
1945年5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传到了昆明，使得大后方的民主青年更加心情振奋。联大同学决定举行声势盛大的“五四”纪念周，以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他们出了《五四特刊》、《联大通迅》，扩大纪念“五四”活动的宣传，“报联”也在图书馆前贴出了大型的8版联合壁报，上面有18位教授访问记，畅谈了纪念“五四”的感想，吸引了许多校内外群众。
“五四”周也按照原定计划举行。4月30日晚由联大学生会主办的科学晚会上，华罗庚教授大声疾呼：“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5月1日，由联大、云大等4所高校联合举办的音乐晚会，盛况空前，青年学生们高唱《五月的鲜花》、《民主青年进行曲》、《恕吼吧，黄河》等激动人心的歌曲。5月2日由新诗社举办了诗歌朗诵会，诗人光未然在会上朗诵了《民主在欧洲旅行》的长诗。3日晚召开了“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大会，会上有校内外的大中学生和工人、记者的发言，情绪极为高昂。吴晗在总结发言中，要求青年们更勇敢、更进步，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独裁的革命任务。5月4日上午，在云大操场，联大、云大等 4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了“各界青年纪念‘五四’大会”，到会的各界代表及学生近万人。本来在“五四”这一天，联大训导处“特地”赠送给全校师生2800张戏票，分几场演出，妄图以此来抵消学生的纪念活动，瓦解“五四”集会。但联大学生把戏票收集了起来，分赠给附近贫苦的百姓和士兵，而他们则继续纪念活动。4日下午，各校联合举行大游行，闻一多等许多民主教授也和青年们一起前进，游行队伍不断高呼：“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等口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响彻春城。宣传队在昆明街道上贴满了标语，各阶层群众不断加入队伍，最终汇成了一支2万多人的民主洪流。经过4个小时的游行后，在云大操场，全体一致通过了组织“昆明学生联合会”的决议，共同推举联大的共产党员齐亮为主席。5月4日这一天还举办了阳光美展、火炬竞走、营火会等活动。5日晚又举行了文艺晚会。1945年的“五四”周，是联大民主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和大示威。
通过这一阶段一系列的政治集会，联大的民主活动更现显出勃勃生气，大规模的讲演会、时事晚会、文艺晚会、新诗朗诵会、戏剧晚会、美术展览会……各种宣传形式都动员了起来，有时一个集会就能够吸引数千群众参加。校外的许多进步学生、工人和市民，也经常到联大来参加集会。由联大发出的民主呼声，响遍大后方，昆明成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一个主要基地，联大也被人们称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