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神》四万两千言，是我散文中最长的一篇。《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部来电要转载，按惯例必须写一创作谈，只得再唠叨几句。
任何文体都有自己的艺术规范，作家必须揣摩不同文体间的差别，以求较为熟练地驾驭某种文体。但是，作家一旦进入创作，文体的规范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真正成为作家创作强大驱动力的，往往是心灵中急于释放的不吐不快的情感和久久郁积于胸的痛苦。
关于武圣关羽，早在三年前就是我想要写的一篇文章，为此，我曾两度到山西晋南采访。这期间，我写出了《祖槐》、《飘逝的绝唱》、《沂蒙匪事》、《国虫》等篇章，对《东方之神》却迟迟不敢动笔，因为这个题材太古老、太沉重、太庞杂、太宏大了，我一再怀疑自己是否有驾驭和表现这个题材的能力。霍布斯曾指出：“人们不是生而为公民，却是被造就为公民”。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倘若说一个国家人民的道德水平尚达不到被称为公民的标准，那只能说明负有造就“公民”之责的国家的失职，而不能反过来指责人民的人性和素质。吏治腐败则民风不正，官德毁则民德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上所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使正直的人们痛心疾首地感到：以法治国，势在必然；以德治国，迫在眉睫。于是，我硬着头皮写出了《东方之神》。作品一旦问世，便属于社会，至于是否能达到我写此作的目的，只好任凭广大读者去月旦臧否了。
关羽作为中国的武圣人，是经过代代国人共同塑造出来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心灵标本”，寻找关羽就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所定位的“人格的坐标。”当然，处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应不断扬弃、修正并注入这“人格坐标”以新的内涵。我们知道，道德、伦理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层的原因。作家及舆论界对道德的呼唤仅是软性的，而不断完善我们的体制和法制，才是硬性的。但不管软性或是硬性，都是在框范、约束和调节人的行为，使之达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的标准，重新建构国民的道德意识。
一个作家的声音有时会显得势弱音微。但对作家来说，任何时候都应忠实于自己的职责，自己的良知，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人格，把脉管中真实的血的蒸气，奉献给善良的读者。
2002年10月3日急就于军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