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还有，那座闪烁着梦幻般光华的、当年我并不喜欢的教堂。教堂里的风琴，圣洁的乐音，凛冽的寒气里温暖的平安夜，那是一种庄严的新生的通知。曾有几次，我重返校园，我寻找我梦境般的教堂，寻找风琴和平安夜，寻找七彩玻璃幻出的奇光，我失望，我什么也不曾找到。梦里不可重复的，丢失了的梦境已融进丢失的时间，又到哪里去寻找它呢？
40年代的青年人，一般都倾向激进，我尤其是，因为那时我非常贫穷。别人享有的童稚的欢乐，我没有。战争带来了父亲的失业和家庭的离散，朝不虑夕的生活对于我的童年，是一场望不到头的苦难。战乱和动荡，饿殍和伤残，贫穷给我的是早熟的忧患。我的心很自然地接近了社会的底层，同情弱者，悲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众生。我于是在黑夜呼唤黎明，其实我并不真知我呼唤的是什么；在孤独中我反抗黑暗，其实我也并不理解我反抗的内涵。
我因反抗现实而拒绝宗教，而宗教却以它的无形走进了我的内心。如今，我还记得当年要求背诵的一段《圣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人，不致死亡，反得永生”。数十年后，我依然记得这些词语，虽然我已忘了它是福音书的哪一章或哪一节。
那时我做着文学梦。我发现文学这东西很奇妙，它能够装容我们所感、所思，不论是爱，不论是恨，不论是失望，还是憧憬。我心中有的，在孤寂之中无从倾诉的，文学如多情的朋友，能够倾诉并给我抚慰。我的人生遗憾，我对社会不公的愤激，我对真理和正义的祈求，我都借助那支幼稚的笔端自由地流淌。现实生活的缺陷，我从文学中得到补偿，文学启发我的想象力和生活的信念。
大概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把一篇得到老师好的评语的作文（这位老师也许现在正微笑着阅读我的这篇回忆的文章，他毕业于那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也是三一学校的校友，他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的这篇文章是献给母校的，也是献给他的），偷偷地寄给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文章被加上了花边，发表了。这个开端鼓舞了我，却也“危害”了我。
从那时起，我迷恋上了文学。为这种迷恋，我付出了代价。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偏离了作为知识基础的中学课程，偏离了学业的全面发展。我在课堂上写诗，而此时也许是在讲物理，也许是在讲化学。我即不喜欢物理，也不喜欢化学，我只迷恋这文学、这诗。我的这个母校，那时拥有许多从优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流的教师，这些教师到了50年代，都先后到高等学校任教。这个学校也有第一流的学生。英国式的陶汰制度，使学生对学业不敢有丝毫的怠惰。从这里走出了摘取教学王冠的人，他是世界性的数学大师。而我作为他的同学（我们相差一个年级，他初二，我初三）如今的数学实际水平仅仅是小学三年级！
这个学校是英国人办的，延续了正统的英国教育方式。英文在这里几乎是第一语言，它在教学中的份量甚至超过了作为母语的中文（这当然是畸形的，我没有赞成之意）。我们用的英文文法课本，也正是英国中学的课本，其中找不到一个汉字。从英语会话，英语练写，到英文作文，都有专门的课时和教师，有着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可是，我如同“反抗”教会那样，也“反抗”了英语！这种反抗的结果，当然是我失去了掌握英语的非常可贵的机会。我相信在现今的中国，无论是什么城市，能够拥有这样优越的英语师资和教学条件的中学如我的三一母校的，是找不到了，而我却轻易地放弃了它！
直到现在，我旅行在世界别的地方，我还是凭借着当年母校老师教给我、而又被我“拒绝”之后“幸存”的这几个单词和那几个残句。不然的话，在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航空港，或是在乱花迷眼的异乡街头，我就真的成了白痴。人的一生有很多遗憾，我的诸多遗憾之中就有如上叙述的这些内容：因为兴趣而偏离学业的基础--小学三年级的数学水平和“拒绝”英语！我不想嘲笑自己少年时代的幼稚，然而，我的确为自己的无知和轻率羞愧至今。
现在我自己也变成了老师，我多次把这些遗憾真诚地告诉我的学生。我从自己的痛苦体验出发，告诉他们不要幼稚地“拒绝”自己的不知或未知。例如不要在繁重的功课中“拒绝”学校规定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学生大都是学文学的，我还告诉他们当老师开列一串长长的书单时，不要轻率地“拒绝”阅读，那个书单背后的道理很多是你当时并不了解、而确实是经验和智慧的凝聚。你的拒绝便意味着失去。
我的母校座落在闽江蜿蜒流过，充满欧陆风情的南台岛。三角梅攀延的院落时闻钢琴的叮咚。芳草如茵的跑马场，是少年嬉戏的场所，那里有秀丽的柠檬树挺立于清彻的溪边。后来，这一切都连同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惟有校园里夹岸的樟树依旧翠绿。那林荫尽头依然站立着当年的钟楼，钟声依旧。如同往昔那样，提醒人们珍惜那易于消失的一切。
那树下曾经匆匆走过一位苦闷而早熟的少年人，如今他走向了遥远的地方，而把他的感激（为这座校园的美丽和温馨）和遗憾（为自己的幼稚和无知）的心，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1996年7月31日大雨之中匆匆于北京畅春园
家住京城
北京大多数居民都像我一样，是各种各样的“移民”。很多是来自河北和山东的，有好几代了。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生活正在荡涤着昔日留下的灰色和死寂，到处洋溢着希望和新生的喜悦。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御河里的坚冰刚刚消融，皇城根下的垂柳便迫不及待地喷吐出耀眼的绿色，霎时间染绿了整座京城。新生活开始了，新生活行进在经过战争而保留得完好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牌楼之间。在一片充满古趣的氛围中，跳窜着那生机勃发的嫩绿、鹅黄，这种历史和现实、古老和新生相糅合的气氛，如今想起来都会心醉。
北京有许多美丽的街道，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北海团城一带的那条街。从卧虹般的北海大桥望去，太液横波，柳烟凄迷，轻舟摇曳着秀丽的白塔倒影，向北望去是中南海的瀛台。这条街道四周，汇集了古城最具特色的景观，都说是北京最美的一条街。但对比之下，我个人更喜欢东华门皇城根沿河的那条路。一边是重楼叠阁，一边是花影婆娑，或是初春，或是仲夏，或鸽哨隐约，或蝉鸣清幽，这时若有清韵女伴倚肩而行，可谓是人间赏心乐事的极境了。
最喜暮春四月，遍京城的长街短巷槐花盛开，国槐虬劲斑驳，好像是久经沧桑的智者，有一种沉思之美；洋槐婀娜秀丽，好像是青春曼妙的少女，有一种清新之美。特别是洋槐花开时节，满城都迷漫着浓郁的槐花的清香，从故宫角楼的护城河的那一边无声无息地飘移过来，这时节，仿佛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蜜而忧伤的情感浮上心头。
家住京城。不知不觉，我已经从“老移民”变成了当然的北京人了。我相信如今住在这城里的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当然的北京人。我们都把北京当成自己的家。我目睹北京这半个世纪的变化，看到它怎样从一个昔日封闭破败的帝都变成了今日这样开放、现代的、国际化的大城市。高速公路、立交桥、地铁、自动取款机、家家户户的电脑和传真机、遍地可见的移动电话，还有日新月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近来，我经常在北京迷路。隔段日子不进城，我就变得像个乡下人。我惊叹生活的瞬息万变，我也为社会的进步感到欣慰。
但我依然眷念当初那个古朴醇厚的北京。那杨药迷眼、藤萝满架的春深时节的古老的京城，是与我的青春憧憬相联结的京城，是与我的中年的忧患和失落相联结的京城。每当思及那一切，我的眼前便地矗立起那些巍峨的城墙，蜿蜒在我的头上的那些高耸云端的城楼。记得当年，我常在西直门搭乘有轨电车。电车的始发站设在巨大的瓮城里，那里是夏日清凉，冬日温暖。电车启动，一路敲打着悦耳的铃声，摇晃着前进：西内大街、新街口、西四牌楼、西单牌楼、宣武门过去是和平门，然后是珠市口。电车一路摇晃着前行，一路上展示着古都的骄傲，最后来到了天桥。天桥过去是天坛。那些低矮的门脸，那些古旧的牌匾，那是一次古典北京、也是民俗北京的无言而丰饶的展出，是一次无可替代的精神的享受。
后来，梦一般的，那城墙，那牌楼，那雕梁画栋的城楼，一夜之间都消失了！这种消失是一个隐痛，在心灵的深处，永恒的隐痛。的确，北京在生长，北京在升高，北京每日都有新的在涌现，每日也都有旧的在消失。要是旧的阻挡了新的成长，旧的就应当消失。但并非旧的一切都应当消失，那些代表有古老文明的，那些代表先人智慧的，始终是我们应当保存的骄傲，故宫如此，天坛如此，那些营造了数百年、现在已经消失、而且永不再现的北京的城墙和城楼，也如此。
家住京城。我爱京城的一切。那些应当成长而正在成长的，是我的欣喜和安慰；那些不应消失而消失了的，是我永远的伤痛。
原载《北京晚报》1999.9.18
人生在世
好像是朱光潜先生说过：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我很信服这话，以为朱先生是用极简单的语言，说出了人生复杂的道理。人生一世，如草生一秋，是匆匆而麻烦的短暂。所有的人，上自帝王显贵，下至黎民苍生，都是这个匆匆舞台的演员和看客。常言浮生若梦，过去把这话是当作消极的思想来批判的，其实，谁都明白，人生到底是一出悲剧。无论是天才还是愚钝，到头来都脱不了一个毫无二致的结局。有了这样的洞察，人们就会在不免有些苍茫的悲凉中，获得某种顿悟。参透一切苦厄，把身外之物看淡，豁达、潇洒、了无牵挂，无忧而有喜。我理解，这就是“出世”的思想，是指从总体上看，要把世事看淡。
但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那就确实有点“消极”的味道了。只讲“出世”而不讲“入世”，则对人生的体悟还说不上全面深刻。有了“入世”对于“出世”的加入和融汇，就把人的高低、不同的境界区分了出来。
从具体上看，人活着要谋生，要做事，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社会，都来不得半点虚妄。太阳每日升起，每日落下，一个人的一生能看到几次日出日落的景致？因此就要珍惜，决不虚度光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酷暑严冬，黾勉苦辛。要每日都过得充实、有意义，有益于人，也有益于己积极，有效，把眼前做的每一件事，都看成盛大的庆典，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不悲观，不厌世，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走去。明知愈走愈接近那谁也无法逃避的终点，却始终是坚定地前进。这样的人生，是摆脱了大悲苦而拥有大欢喜的人生。
平安夜话
我以为庆祝生日的举动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增进亲情和友谊的机会，更体现人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母亲的感激和纪念--生命的诞生是伟大母爱的体现。所以，我不反对别人过生日。我自己也经常参加亲友庆祝生日的活动。但我自己从来不过生日。没有别的原因，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习性。这里头也许有我一些隐秘的想法，却从来没有机会表述--因为我从来不过生日，因此也从来没有表述的机会。今天大家似乎都为着一个目的而来，我劝阻不住，只好借此机会谈谈我劝阻的原由，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
我以为人的生命的诞生和死亡和自然界一切生命的诞生或死亡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纪念或庆祝与否都无所谓。因为人有思想，因此，人会看重生命的诞生，也会看重生命的死亡。至于我自己，基于对自己生命的估量，不仅我自己、我的家人不过生日，也劝阻别人为我过生日。
我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是无数生命中的一个平常的现象。古人说的立功、立德、立言，我都做不到。我的生命过程有过曲折甚至磨难，但又都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动人之处，当然更谈不上轰轰烈烈了。我曾经作过比喻，那只是草地上飘飞的蒲公英的一颗种子，只是一道流向远方的平常水。要是它有光亮，那也只是夏天夜晚划过天空的一颗流星，它曾经发光，它最终也归于黑暗。
对于一个最常态的生命现象，最好的办法是让它始终处于常态之中。这就是我不主张为我庆祝生日的原因。
今天的聚会很让我感动。黄亦兵和张从遥远的美国回来，陈顺馨为了这个聚会推迟了返回香港的时间，王利芬因为有急务，昨天提前带着小女儿来看过我了，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繁忙的工作到这里来，我和陈老师都感谢你们的一片好意。
明天就是本世纪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是在这里迎接一个神圣的生命在伯利恒的诞生。那里有马车踏着冰雪而来，报告着来自天边的福音。借此机会，我向你们大家祝贺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让我们真诚地祈愿上帝赐福给世界的一切人，让所有的人都将拥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夜。
2001年12月23日凌晨2时于畅春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