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契马采斯塔第五疗养院的行政领导同意拉娅在护士值班室过夜——其条件是：帮助卫生员打扫病房，病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全部由她来护理。这样她去了。他们对这样的安排感到高兴。有时候，因工作还让她吃顿午饭。这简直太好了。
拉娅的事做完之后，用过早饭，等医生查完病房，她把尼古拉搬上轮椅，推到离喧哗声稍远的山林中去。他们把轮椅推到树阴下，自己也坐在旁边的草地上。他们休息、读书和制订未来的计划。
当时，尼古拉的眼睛还有些视力，双手能活动。他经常随身带着一面小镜子，如果他听到有人走动的脚步声。他借助镜子的帮助观察来的人往哪儿走，是不是来找他的？
然而，起初他总是避开人们，不想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不想听那些同情的话：“哎，多么可怜！这样年轻！这位年轻的妇女是他的什么人？……”
在规定的时间内，拉娅陪他去做临床治疗。治疗的地方不太远，乘敞篷马车走五分钟就到了，但必须由护理人员协助，把病人安置在敞篷马车上，把他稳住，以免颠簸。疗养院在山上，下山的路很陡。在治疗时，只能她一人护理，因为女卫生员不便留在尼古拉身边；可是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又不安全：洗温泉水浴时，他可能会被水呛住，此外，还应该注意他的眼睛：大量的硫化氢从热水中分解出来，对病人的眼睛刺激很厉害，因而，必须定时把病人的眼睛包扎好。
这些事是很杂乱的，对尼古拉是很困难的，但他从自己的身上找到了力量，并和护士们开玩笑，劝他们不要为他这个“废料”天天忙碌……矿泉浴稍有些疗效。奥斯特洛夫斯基颇为高兴。而拉娅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了解一下来治疗者的情况。
有一些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他们。
有一次，一个年龄约35岁的妇女朝拉娅走来。她很持重，开始用母亲般的口气向她问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般说来，她常常被这种询问所激怒，但是这位妇女却使她产生了好感。事情是这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发现她在回避吵吵嚷嚷的伙伴。很快，他们便熟悉了。这就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日格列娃，在列宁格勒，人们都称她是五金拨火工人。
从这时候起，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好像他们的第二个母亲：她不断关心他们的生活，从精神上支持他们，有时还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是1911年入党的老地下党员。她个子不高，稍有点驼背。穿着十分俭朴：几乎经常穿一件深蓝色的白领布拉吉，头上结着耀眼的短辫子，从辫子下可以看出乌黑的、梳得光溜溜的、剪得短短的头发。脸是椭圆形的，颧骨突出，眼睛不大，温文尔雅；她是来治疗脚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坐牢和流放造成的。
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后不久，日格列娃应他的请求谈了自己一些情况：
“我父亲是个工人，非党人士。但是他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给地下革命工作者碰头用。我当时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按父亲交给的任务，邀请他们前来见面。1908年，我开始在糖果厂做工，并在该厂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一直到1917年。我在从事地下工作时认识了克拉芙娅·尼古拉耶娃。十月革命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住在斯莫尔尼宫时，我妈妈瓦莎·斯捷班诺芙娜·季米特里耶娃在斯莫尔尼宫当一名烧锅炉的工人。我母亲在斯莫尔尼宫一直工作到列宁去莫斯科……我在母亲那里住时见过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
现在，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全部空余时间都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起度过。
日格列娃在列宁格勒一家工厂工作时，负责主持妇女部门的工作，是党委常委。
……她珍藏了一百多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亲笔信件和他的亲友写给她的信件——1928年至1936年她的生活的独特年鉴。
很快，赫利山大·巴甫洛维奇·车尔诺科佐夫来到疗养院治疗疾病，他被安排在尼古拉邻近的一间房子里。
这是一个矮壮的人，有着丰厚松软的胡子，一双工人特有的大手，沉默寡言，皱着眉头；看来，他全身是病，看样子他比自己43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的双脚患了坏疽病，使他卧床不起，并面临截肢手术。
陪伴车尔诺科佐夫的是他妻子。普拉斯科芙娅·安得列耶芙娜和他恰恰相反，是个活跃、愉快、精力充沛的女人。普拉斯科芙娅·安得列耶芙娜曾和丈夫一同被流放，带着四个孩子四处漂泊流浪。她把车尔诺科佐夫藏在城里的地下室，他在那儿没有生存的权利。她为了搭救丈夫，把孩子抱在怀里，欺骗密探，把他们引开。
奥斯特洛夫斯基像留恋父亲一样留恋车尔诺科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尊称他为“大爹”，而按年龄来说，他当然也是晚辈。
车尔诺科佐夫经历了漫长和艰辛的道路：从沙皇时代矿井里一个赶马车的车把式到苏维埃政权的负责工作人员。奴隶般的劳动——是一生道路的开端。赫利山大·巴浦洛维奇投身于革命运动。他秘密印制传单并在工人中散发。1912年他加入了列宁的党。他成为《真理报》的记者和推销员。他曾多次被捕。1918年，他参加了顿巴斯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工作。1924年至1927年任矿区党委书记，是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曾当选为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以及后来的十八大代表。1929年，他被派到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格罗兹内依矿工执行委员会任矿工工会主席。然后担任切禅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赫利山大·巴浦洛维奇在自己的回忆中，讲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向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
“说给我听听，大爹，我们的党是怎样形成的？您是怎样从事地下工作的？是怎样与沙皇制度斗争的？”
1929年秋天，赫利山大·巴甫洛维奇重返马采斯塔治疗。这时，他们住在索契市沃依科夫大街三十九号的一所房子里。离开索契前的一天，赫利山大·巴甫洛维奇和妻子是在拉娅家度过的。车尔诺科佐夫没有离开尼古拉。他不再像过去一样不轻易地、而且不乐意地谈自己的事，似乎是顺便讲过这样一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切禅印古什。我们面临着使妇女投入到社会生活的任务。但是，众所周知，当时妇女可以说还穿着带面纱的长衫。那时我安排了一个姑娘去学习。我和她谈妥了，要她在会上发言，号召姑娘们仿效她。会上的情况，你们是难以想像的！男人叫嚷起来，蜂拥而出，威胁我……我甚至没有想到自己会活下来。一切结束得还算顺利，这次会议使切禅印古什的妇女开了眼界……”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这在他的生活中是举不胜举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从这个优秀人物那里得到了教益。
不久，命运使他们分离了。他们后来多年没见面，但却相互铭记不忘。1933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给车尔诺科佐夫寄了一封信，追忆过去的岁月说：
